（一）

绝大部分会员不知道发生过政变，但是他们对两派分争时有耳闻，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立场。现在朴运成遇难，苏吉拉纳掌权，小田一派从幕后走向前台，普通会员也在推测大会要朝哪个方向变化。不过，几乎所有实权人物，甚至各校校长，各厂厂长，各县县长都支持新会长，权力过渡中没发生重大冲突。

接下来，科学大会公布了新的人事任命。吴昌文因研究工作需要，辞去现任，由金子淇统管全境所有科学预备学校。

分部主持在工作之余，都要编写本学科基础教材。为纪念奥德里奇，苏吉拉纳批准投入纸张和印刷资源，优先出版老先生主编的博物学基础教材。这本书名叫《那里有什么？》，阐明博物研究的宗旨，鼓励读者探索自然的本来面貌。

罗斯托夫带兵回到兄岛群岛，以军训为名协助维持治安。这些人都是一年来从当地发展的学生和工人，对罗斯托夫忠心耿耿。他们和沙欣、阿尔弗雷德、江玉琴一起，全面控制了兄弟群岛。

不仅身为会长和总长，苏吉拉纳还是科学近卫军总司令，并亲自兼任陆军司令。陆军仍然实施教导队制度，海军则是专业军种，有固定人员。每天不是训练，保养舰艇，就是从事海运。海军军官基本上都是跟着保龙坚漂洋过海的资深会员，他们很难接受苏吉拉纳的指挥。于是，主持舰艇设计的麦斯欧德临时代管海军。

光勇浩被软禁前，手下已经有两千名科学警察。其它三岛一共只有八百人，另外一千两百人都在兄岛，以维持高压统治。他们大部分来自科学近卫军，不少人参加过两年前的几场实战。这些警察因为不断执行逮捕镇压活动，与当地居民关系很差。

苏吉拉纳以准备远征，需要军事骨干为名，将这些人重新编入近卫军，远送到良心岛。另由阿米塔娜暂代警察总局局长，重新组织警察队伍。

比尔伯带领五十名行为专家接管矫正营。当初建立这个机构，目标便是用行为科学指导矫正实践。后来矫正营被光勇浩控制，平时对营员只有打骂、体罚和重体力劳动，并无任何教育，完全违背行为科学的初衷。

比尔伯上任之初，就召集所有行为专家训话。“前辈华生曾经说过，给他一打健康婴儿，他可以把他们训练成为医生、律师、艺术家、商人，或者乞丐和强盗。现在，社会给了我们战俘、乞丐和强盗，让我们把他们训练成科学世界里合适的公民。所以，矫正营真正的成果不是土方、砖坯和沟渠，是能够回归社会的劳动者。”

情报局的接管最为麻烦，由于它的工作性质，绝大部分秘密都掌握在朴运成和彭志真手里。他们一死了之，也为后任留下了包袱。挑来选去，情报局的旧人都不能相信。苏吉拉纳干脆任命穆赫塔尔接管情报局！他既有海外间谍工作的经验，又在保卫战中立过功。

最重要的是，穆赫塔尔会忠实于自己的老师。

然而，彭志真不仅建立起境外间谍网，还在国内各部门安插密探，监视各级官员和民间要人的动向。这些密探的公开身份，可能只是一名技术人员，或者是一名工人。发现情报局换人后，他们担心遭遇报复，纷纷利用交接混乱之际毁灭档案，掩盖身份。

“会长，要不要把他们查出来？”新任情报局长向苏吉拉纳请示。

“不！你重新组织情报局。过去那些情报员如果不想承认身份，就当他们不存在吧。”

对于政变的主要功臣，苏吉拉纳必须给予回报。

科学陆军发展到今天，还没有成型的编制。经过大家讨论，陆军实行“十十制”。十人一班，十班一连，十连一团，十团一师。全军扩编成四个师，其中第四师由江玉琴带领，大部分都是女兵。江玉琴对权力很淡漠。她表示自己有三个终生仇人，帕尔哈蒂、旋风和李永贤，希望将来指挥大军远征，亲手报仇。至于大会内部的事，听苏吉拉纳安排就是。

良心岛上的旧人部队编成第三师，由罗斯托夫担任师长。

在专家们死拉硬拽之下，阿尔弗雷德那帮亲信终于全部考取会员资格，以他们为核心组成第二师，由阿尔弗雷德担任师长，科林巴、阿格巴、凯鲁达等人都成为团长。由于该师军官来自当年阿尔弗雷德的旧部，很多高官对这个师最不放心。唯有希望他们能在大会内部接受科学熏陶，逐渐改掉旧习气。

至于最精锐的陆军第一师，暂由苏吉拉纳亲自管理。

平时，科学陆军每师只留百十名教导队员，负责训练学生和工人。近卫军最高层设有参谋部与后勤部。规模都不大，特别是后勤部，很多职能与民政工程部混淆。于是苏吉拉纳亲自兼任这两个部长，同时，他还兼任过去的民政部长一职。

如此多的大权都集中到苏吉拉纳手里，权力一时间超过了前会长。“这只是过渡阶段的临时安排，这些担子我保证在适当时候一个个交出来。”苏吉拉纳当着执委的面作了承诺。

分享会已经成为朴运成的政策学习会，很多人对它心生厌倦。于是，苏吉拉纳亲自在进步城组织了一场分享会，试图把旧传统恢复过来。出于随机挑选原则，会场上既有执委，也有附近的行为教师和技术工人，其中还有掌握宣传大权的陈慧珍。

苏吉拉纳讲了一段往事。他在圣山苦修期间遇到一个布政使，因为不能令本教区人民免于蝗灾，此人自感有负百姓，遂离职苦修，不幸摔死在工地上。

“我在邪教世界里生活了三十年，深感那里也有很多善良的教士，勤勉的官员。发现治下人民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他们于心不忍，努力实施善政，可结果总是相反。他们以为是制度出了什么问题，不断调整，再调整，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以求改变，但最终都化为泡影。因为他们不知道，只有科技进步才能解决那些问题。”

“相反，在启蒙区里面，人民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旧官吏几百上千年都不能实现的理想，依靠科学技术的伟力，多则十几年，短则两年就能实现。所以，我不会怪他们愚昧，他们如果看到这些情形，也会做出合理的选择。”

这段分享由陈慧珍整理，刊登在《科学前沿》上，立刻产生巨大影响。它的重点并不是赞美科学，而是第一次由科学大会高官承认邪教世界里也有很多好人，他们只是在错误道路上作着无用功。

在另一次不作记录，不许公开的分享会上，苏吉拉纳谈了他对朴运成的私人看法。“我和他相识十一年，前十年都把他当成领袖和兄长，发自内心地崇拜。最后一年我却越来越反感，不光是对他政策的反感，而且对他为人处事也开始反感。”

“在我的前半生，依靠仇恨支撑着生活动力。那些仇恨由邪教虚构出来，灌输在我脑子里。所以我不想还在虚幻中渡过后半生。如果要仇恨，难道不是应该仇恨用水旱夺走粮食的环境吗？难道不是应该仇恨啃食庄稼的蝗虫吗？难道不是应该仇恨正在席卷全球的瘟疫吗？即使对邪教的仇恨，当我扣动板击，象割麦子一样把他们撂倒时，也已经烟消云散了。他们懂什么？他们只是过去的我，一群愚夫而已。”

“我不想再有人故意制造仇恨，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不行！无论从政，还是做人，都不能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