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令薛永利更为苦恼的是，每当薛永利下令汝宁军全军向前，准备与清军决战时，多铎总命令清军后撤，躲开汝宁军的进攻。

因为汝宁军要维持步兵方阵的完整性，所以追击的速度总比不过清军的骑兵。再加上汝宁军也不敢追击得太过深入，毕竟菏泽与徐州之间隔着一个微山湖，薛永利害怕照应不到在徐州的部队，所以现在的薛永利就打得相当难过。

“利爷！今晚要夜袭吗？”楚格问道。

“算了”薛永利想了一下，摇了摇头道，“儿郎们这些天都辛苦了。对面的鞑子又像是牛皮糖一样，不知道还要沾着多长时候，暂时还是不用险招了。”

“草！这鞑子打又不打，退又不退，看起来要和咱们耗上了。”楚格接口骂道。

“你说什么？”没想到这句话一下子引起了薛永利的警觉。

“没……没什么啊！就说鞑子和咱们耗上了。”楚格又把话重复了一遍，一脸的不明所以。

“姥姥！”薛永利立刻反应了过来，“这次鞑子入关是对着咱们汝宁军的。没想到咱们的面子可够大的！快些派人去湖广告诉姑爷。楚格！你也带着你的飞马镇援驰徐州。玛德，老子差点被鞑子给骗了。”

对于清军的此次入关，汝宁军上下都以为还是和往常一样，无非是攻陷些富裕的城池，俘掠大量的财物、人口和牲畜回辽东。

而清军的表现也确实如此。他们进入山东以后。连克山东州县，并且攻陷了鲁王居住的兖州，鲁王朱以派及东陵王、阳信王、东原王、安邱王等一批郡王被杀的被杀，自尽的自尽。而清军也获得了大量的缴获。

针对清军入关抢掠这个目的，汝宁军才会在菏泽与徐州这两地拦截清军入豫。因为菏泽是黄河和微山湖之间的通道，徐州是微山湖和洪泽湖之间的通道。只要扼守住了这两地，清军就不能进入到河南腹地。

因此，汝宁军本来的战略也是消耗拖延。准备拖延清军那么一、两个月，等到北方河流开冻，清军总是要回返辽东。而且清军在汝宁军面前碰壁以后，他们很可能转向进入鲁南和苏北地区，不再做进入河南的打算。毕竟清军是来抢掠的，不是来和汝宁军怄气的。

可看到清军现在的表现，薛永利突然明白清军确实是针对了汝宁军。打个比方来说，就像是几名强盗闯入了一间仓库，他们被仓库的保安发现了。可是那些强盗非但不逃。反而死死纠缠住保安。那么这些强盗肯定是想寻机把保安打倒，并闯入仓库抢东西。

可是这么一来，原先汝宁军的部队安排就出现了问题。如果知道清军针对的是自己。汝宁军绝不会制定北守南攻的战略。吴世恭也不会把大部分主力调到湖广。反而是要集中全军主力与清军作战。

而到了现在，薛永利只能盼望着：书墨的归德镇能堵住徐州的通道。而吴世恭也快些率领主力北返，先解决掉清军——这一眼前最大的敌人。

而在武昌城的吴世恭得知这一消息以后，也是大吃一惊。于是他毫不犹豫，先让薛勇的蛟击镇，向着徐州急赶了过去。可是还没等汝宁军撤掉武昌城的包围。全军援驰徐州，没想到临近的左良玉却又来了个“惊天动地”。

虽然连连丢失了襄阳、武昌等大块地区，但平贼将军、援剿总兵官左良玉所部，依然是当时明朝在长江中游一带最有实力的军事集团。按照兵部的册籍，左良玉部只有二万五千人。在一镇所统辖的兵马中已算是数额极多了。但由于左良玉在多年同农民军的周旋中善于保存实力，又努力招降纳叛扩充队伍。这时候的实际兵力其实已经达到二十万人。

这不但远远超出了一般总兵辖军的数量，甚至比任何一个相当于战区司令的督师或总督所能实际调遣的兵力还要多得多。

如果江河日下的大明朝，还有这样一支由一个将领统一率领的，又颇具战斗力的大部队，本来应该是一件幸事。可惜的是，这支部队在长期的征战中早已充分军阀化了，成了左良玉的私军，根本不听从朝廷调遣。

由于朝廷供应的粮饷不足十分之一，左良玉军长期以来靠搜括掠抢来维持，因而走到哪里都被当地百姓恨之入骨。左军残害乡民甚于贼匪，对此朝廷并不是不知道，但从来是睁一眼闭一眼，很少过问。

崇祯皇帝和大臣们所希望的无非是这支不费朝廷太多粮饷的大部队，能够在关键时刻抵御住农民军的冲击，为朝廷效力。但真到大敌当前的时候，左良玉却惯于坐视不顾或不战而逃。

当初开封被围，朝廷为了能利用左良玉的兵力，特地启用了早年曾赏识提拔左良玉，对左良玉有大恩的原任户部尚书侯恂，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保定、山东、、河南、河北军务，统辖各镇援剿官兵，以为左良玉总会比较听话一点。但侯恂檄调左良玉部北上援救开封，左良玉却只派了五千人前往，同时以粮饷不继的理由要挟朝廷，主力部队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据点襄阳。

之后张献忠的大西军进攻襄阳，左良玉稍稍抵挡了一下，又把襄阳附近焚抢一空，然后率军向东逃窜。这支恶劣甚于土匪的二十万大军先逃到武昌，又顺江向东而下。武昌居民在蛇山上见到左军东去，都欢呼：“左军过矣！”，庆贺新生。

逃离了襄阳据点的左良玉军真成了一批无所顾忌的匪徒，不但所过之处烧杀掠抢，甚至公然攻打闭门不纳的州县，完全变作了一伙反叛。

三月，左军已经到达芜湖附近，声言要到南京筹措军饷，吓得南京陪都乱作一团，急忙派兵陈师江上，准备防御左军。后来还是正在湖口的新任左都御史李邦华对左良玉反复劝诱，又让安庆巡抚拿出十五万两库银作为军饷，左良玉才让部卒们稍微安定了一点，驻军于安庆、池州一线。

对于左良玉军的这次变乱，崇祯君臣们竟然连声讨的勇气都没有了。后来李邦华到京后向崇祯皇帝建议：把变乱之罪推到左良玉的一个下级部将王允成的身上，因为此人所部劫掠州县最为猖獗。

而崇祯皇帝也深知，左良玉还要依为干城，不能惹；而且实力雄厚，也惹不起。只得忍气对左良玉“戢服变乱”嘉奖了一番，要他把“首恶”王允成斩首以维护朝廷的面子。可左良玉却连这点面子也不给，仍然把王允成留在军中，继续我行我素。

而在此次事变中，侯恂仓皇逃到了吴世恭军中。虽然侯恂知道左良玉不会把他怎么样，可是谁也不愿意抱着这样一个“火药桶”睡觉。而这时候的吴世恭和侯询也都不知道，左良玉是否是真的造反。于是汝宁军立刻向着左军的方向进行了布防。

等到李邦华安抚左良玉的消息传至武昌以后，时间已经过去大半个月了。可到了这个时候，吴世恭却惊讶地发现，书墨在楚格、薛勇这两个镇的支援下，竟然防住了清军的入豫（后文详叙）。因此，吴世恭索性咬着牙继续围困武昌城，一定要彻底干掉李定国这个小子。

而此时的大明朝非但无力对付境外的清军和境内的造反农民军，而且无力对付自己营垒内部的军阀势力。左良玉只是军阀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罢了，其他各处握有实力的总兵们，如汝宁的吴世恭、宁远的吴三桂、山东的刘泽清等人，甚至作为文官的余子琏，实际上都已经成为一方的军阀。朝廷对他们只能小心拢络，而他们对朝廷则要根据自己的利益情况决定态度。

而崇祯皇帝自己也弄不清楚，从什么时候起，堂堂的天子、朝廷竟堕落到要看几个粗鄙武夫的眼色行事了。但为了大局，眼色仍然要看。这是一种十分痛苦的无奈，崇祯皇帝所能想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从朝廷派遣有威信、有胆略的得力大臣到前线督师，切实辖制诸军，与“流寇”进行一番决战。

可是自从杨嗣昌故去，洪承畴陷于清朝，这样的得力大臣实在太难寻觅了。崇祯皇帝把朝中大员们扳着指头算了一遍，觉得只有内阁大学士吴甡还算差强人意。吴甡是万历四十一年的进士，作过河南、陕西的巡按御史和山西巡抚，在任期间正值“流贼”蜂起的时候，他办事较为得力，朝野口碑多认为他是剿“贼”的干练之才。正是由于有这方面的才能，他自崇祯十一年起被任用为兵部侍郎，对于全国的军事形势和各部队情况十分熟悉。

在崇祯十五年，崇祯皇帝特地提升吴甡为辅臣，主要也是为了在内阁中有一个通晓军事的顾问。比起杨嗣昌、洪承畴来，吴甡虽然要逊色一筹，但论资历、地位、威望和能力，他也要算一个不可多得的人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