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29）

二十九

聂赫留朵夫回到莫斯科后，第一件事就是到监狱医院去，把参政院裁定维持法庭原判的不幸消息告诉玛丝洛娃，要她做好准备上西伯利亚去。

律师已经替他写好呈送皇上的状子，现在他就带到监狱里让玛丝洛娃签字，不过他对告御状抱的希望很小。而且说也奇怪，他现在倒是不希望这事成功。他已经做好思想准备，要到西伯利亚去，到流放犯和苦役犯当中去生活，甚至如果玛丝洛娃无罪释放，他倒是很难想象他该怎样安排他的生活和玛丝洛娃的生活。他想起美国作家梭罗[34]的话。梭罗在美国还实行奴隶制的时候说过，在奴隶制取得合法化并且得到庇护的国家里，对于一个正直的公民来说，唯一的体面地方就是监狱。聂赫留朵夫也正是这样想的。尤其是在他去过一趟彼得堡，在彼得堡见闻了种种事情之后。

“是的，在眼下的俄国，对于一个正直的人来说，唯一的体面地方就是监狱！”他想道。当他坐车来到监狱，往监狱的高墙里面走的时候，他更是切身体验到这一点。

医院看门人一认出聂赫留朵夫，马上就告诉他，玛丝洛娃已经不在他们这儿了。

“她到哪儿去了？”

“又回牢房了。”

“为什么又把她调回去了？”聂赫留朵夫问道。

“她本来就是那号儿人嘛，老爷，”看门人鄙夷地笑着说，“她和医士勾搭起来了，主任医师就打发她走了。”

聂赫留朵夫怎么也没有想到，玛丝洛娃及其精神状态和他这样相似。这个消息使他震惊。他这时心中出现的是大祸临头时的感觉。他十分痛心。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个感觉是羞惭。首先，他觉得自己是非常可笑的，因为他竟然高高兴兴地认为她的精神状态似乎发生了变化。现在他心想，所有她那些不愿接受他的牺牲的话，她的责备，她的眼泪，所有那一切都是一个变态女人的狡猾手段，是想尽可能更好地利用他。现在他觉得，上次探监时他在她身上看到的种种不可救药的迹象，如今表现得很清楚了。当他下意识地戴起帽子，从医院里往外走的时候，他的头脑里掠过这种种想法。

“可是现在怎么办呢？”他问自己。“我还有必要跟她拴在一起吗？她既然干出这种事，我不是可以从此不管了吗？”他问自己。

不过他刚刚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就立刻明白了，他认为可以丢开她不管，这样并不能惩罚他希望惩罚的她，惩罚的倒是他自己，于是他感到害怕起来。

“不行！出了这种事，不能改变我的决心，只能增强我的决心。她的精神状态决定着她要干什么事，就让她干好啦，要和医士勾搭，就去勾搭好啦，那是她的事……我应该做的是良心要我做的事。”他自己对自己说，“我的良心是要我牺牲我的自由来赎我的罪，我已经下决心跟她结婚，哪怕是形式上的结婚，不论她被流放到哪里，我都要跟她走，这个决心还是不能改变。”他发着狠心对自己说，等他走出医院，便迈着坚定的步子朝监狱大门口走去。

他来到大门口，就要求值班看守去报告典狱长，说他希望和玛丝洛娃见面。值班看守认识聂赫留朵夫，就像见到熟人一样，告诉他一件监狱里的重大新闻：原先的上尉免职了，他的职位由另外一个严厉的长官接替。

“现在严格起来了，严得不得了，”看守说，“他现在就在这里，这就去报告。”

典狱长果然在监狱里，很快就出来见聂赫留朵夫。新典狱长是一个瘦骨嶙峋的高个儿，颧骨突出，动作慢腾腾的，一副愁眉苦脸。

“要在规定的日子里在探监室里见面。”他这样说，眼睛也不看聂赫留朵夫。

“可是我要她在上告皇上的状子上签字。”

“您可以交给我。”

“我要亲自见见这个女犯。以前一直是让我见的。”

“以前是以前。”典狱长匆匆扫了聂赫留朵夫一眼，说。

“我有省长的许可证。”聂赫留朵夫一面说，一面掏皮夹子。

“请让我看看，”典狱长依然没有看他的眼睛，说过这话，便伸出又长又干瘦、食指上戴着金戒指的白白的手，接过聂赫留朵夫递过去的许可证，慢吞吞地看了一遍，就说，“请到办公室来吧。”

这一次在办公室里没有什么人。典狱长在办公桌边坐下来，翻阅起办公桌上的文件，显然是想在他们见面时留在这里的。聂赫留朵夫问他是否能见见政治犯波戈杜霍芙斯卡娅，他很干脆地回答说这不行。

“政治犯不能探望。”他说过，又埋头看起文件。

聂赫留朵夫因为口袋里装着一封给波戈杜霍芙斯卡娅的信，这时就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企图犯罪的人，阴谋被揭穿和粉碎了。

等玛丝洛娃走进办公室，典狱长抬起头来，却既不看玛丝洛娃，也不看聂赫留朵夫，只是说：

“可以谈啦！”就又埋头看起文件。

玛丝洛娃穿着又像以前那样，白裙，白女褂，白头巾。

她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看到他那冷冰冰的、恼怒的脸，她的脸就涨得通红，一只手摩弄着女褂的边儿，垂下了眼睛。聂赫留朵夫认为，她这样发窘，正说明医院看门人的话是真的。

聂赫留朵夫很想像上次那样对待她，但却不能照他想的那样把手伸给她，因为此时此刻他对她厌恶极了。“我给您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既不看她，也没有伸手给她，只是用平平的声音说，“参政院驳回了上诉。”

“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她用奇怪的声音说，就好像憋得喘不上气来。

如果像往常那样，聂赫留朵夫就会问问她，她为什么说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现在他却只是看了看她。她的眼睛里汪着泪水。

但这不仅没有使他心软，反而使他对她更恼火了。

典狱长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来回回踱了起来。

尽管聂赫留朵夫这时对玛丝洛娃十分反感，他还是认为应该向她表示一下对于参政院驳回上诉的遗憾。

“您不必灰心丧气，”他说，“告御状也许能行，我希望……”

“我不是在想这事呀……”她说着，带着十分委屈的神气用泪汪汪的斜眼睛看了看他。

“那又是什么事儿？”

“您去过医院，想必有人对您说起过我……”

“哦，那有什么，那是您的事了。”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冷冷地说。

他那种强烈的自尊心受辱感本来已经平息下去，可是她一提起医院，这种受辱感又重新涌了起来。“他这样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任何一个上等人家的姑娘都会认为嫁给他就是幸福，他却情愿做这样一个女人的丈夫，可是这个女人等不及，跟医士勾搭起来。”他恨恨地望着她，心里想道。

“那您就在这状子上签个字吧。”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大信封，把状子抽出来，放在桌上。她用头巾的角儿擦了擦眼泪，在桌边坐下来，就问在哪儿写，写什么。

他告诉她写什么，在哪儿写，她就用左手捋着右手的袖子，在桌边坐定。他就站在她身后，默默地看着她那俯在桌上、因为憋着哭泣不时在颤动的脊背，于是他心里有两种感情斗争起来，一种是恶的感情，一种是善的感情，也就是自尊心受辱感和对这个受苦女人的怜惜之情，结果后者得胜了。

他不记得何者在前——是他先在心里怜惜起她来，还是先想起自己，想起自己的罪孽，想起自己干了下流事，却偏偏要责备她干这种事。反正他一下子就在同一时间里又感到自己有罪，又怜惜起她来。

她签了字，把沾了墨水的手指头在裙子上擦了擦，就站了起来，抬眼看了看他。

“不论结果怎样，不论什么样的情形，我的决心不会改变。”聂赫留朵夫说。

他一想到应该原谅她，他对她的爱怜之情就增强了，于是他很想安慰安慰她。

“我怎么说的，就怎么做。不论把您流放到哪里，我都要跟着您。”

“这可用不着。”她急忙打断他的话，并且一张脸放出光来。

“您想想看，在路上需要一些什么东西。”

“好像不需要什么。谢谢您了。”

典狱长走到他们跟前，于是聂赫留朵夫不等他说什么，就和她告别，走了出来，心里有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无所忧虑的高兴心情、泰然自若的心情和爱一切人的心情。聂赫留朵夫意识到，不论玛丝洛娃有什么样的行为，都不能改变他对她的爱，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他高兴，他的思想境界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就让她跟医士勾搭吧，那是她的事：他爱她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她，为了上帝。

其实，所谓跟医士勾勾搭搭，玛丝洛娃因而被逐出医院，连聂赫留朵夫都信以为真的，不过是这么一回事：玛丝洛娃依照女医士的吩咐到走廊尽头的药房里去拿一种草药，在那里碰到满脸粉刺的高个子医士乌斯季诺夫，此人早就缠得她很厌烦了，她为了摆脱他，狠狠地推了他一把，他一下子撞在药架上，有两个药瓶子从药架上掉下来，打碎了。

这时主任医师正从走廊上经过，听见打碎瓶子的声音，又看见玛丝洛娃满脸通红地跑出来，就很生气地呵斥她：

“哼，骚娘儿们，你要是在这儿跟人勾勾搭搭，我就把你打发走。怎么一回事儿？”他从眼镜上方很严厉地看着那个医士，向他问道。

医士就嘿嘿笑着为自己辩白起来。医师不等听完，就抬起头，从眼镜里正眼看起他来，然后就上病房里去了。当天他就告诉典狱长，要他另派一个帮忙的人，要庄重一些的，来接替玛丝洛娃。玛丝洛娃跟医士勾搭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儿。玛丝洛娃这次被加上跟男人勾搭的罪名而被逐出医院，感到特别难受，因为她早就厌烦了跟男人发生什么关系，自从她和聂赫留朵夫重逢之后，更是特别憎恶了。随便什么人，包括满脸粉刺的医士在内，都根据她过去和现在的身份来衡量，认为自己有权侮辱她，遭到她拒绝还感到惊讶，她一想到这种境况，就懊恼得不得了，觉得自己非常可怜，忍不住要流眼泪。这一次她出来见聂赫留朵夫，就想向他表白一下，说明他大概已经听到的事是不真实的。可是她刚刚开口，就觉得他是不会相信的，她越表白，他越认为他怀疑的事是真的，于是泪水一齐涌到她的嗓子眼儿里，她不说了。

玛丝洛娃仍然以为，并且一直千方百计地要自己相信，她还像第二次见面时说的那样，没有原谅他，恨他，然而她早已重新爱上他，而且爱得那样深，凡是他希望她做的，她都不由自主地去做：戒了烟酒，不再卖弄风情，而且进医院去做看护。她所以这样做，就因为她知道他希望这样。每次他提到要同她结婚，她都是断然拒绝，不肯接受他的牺牲，那也是因为她既然说过很倔强的话，就要继续说下去，但主要却是因为她知道，他跟她结婚，对他不是幸福的事。她下定决心不接受他的牺牲，然而她一想到他瞧不起她，认为她还像原来那样，看不到她精神上的变化，心里就十分难受。他现在可能认为她在医院里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这一点，比起听到最后判定她服苦役的消息更使她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