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34）

三十四

聂赫留朵夫来到法院，在走廊里遇见昨天那位警官，就向他打听已判决的犯人关在哪里，要见犯人须经什么人许可。警官说，犯人关押在不同的地方，判决没有正式公布之前，要见犯人须经检察官许可。

“等审讯结束后，我来告诉您，带您去。检察官现在还没有到。就等审讯以后吧。现在就请您出庭。马上就要开庭了。”

聂赫留朵夫今天觉得警官似乎特别可怜。他谢过他的盛情，就朝议事室走去。

他快要走到议事室门口，这时陪审人员纷纷走出议事室，正要进法庭。那个商人还是像昨天那样快活，还是那样酒足饭饱，见了聂赫留朵夫，就像见了老朋友一样。就连彼得·盖拉西莫维奇那随便的态度和哈哈大笑声，今天也没有使聂赫留朵夫反感。

聂赫留朵夫真想也对所有陪审人员说说自己和昨天那个女被告的关系。他心想：“如果实事求是的话，昨天审讯的时候我就应该站起来，当众宣布我的罪行。”可是，等他跟其他陪审人员一起进入法庭，昨天那一套程序又开始了：又是“开庭啦”，又是三位穿绣花领制服的法官登上高台，又是一片肃静，陪审人员在高背椅上就座，宪兵，沙皇像，司祭，这时他觉得，尽管他应该那样做，可是就是在昨天，他也不能破坏这种庄严气氛。

开审前种种准备工作也跟昨天一样（只是免去了陪审人员宣誓和庭长对他们的交代）。

今天审讯的是一宗撬锁盗窃案。由两名持刀宪兵押着的被告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瘦瘦的，两肩很窄，穿的囚服是灰色的，一张脸也是灰灰的，毫无血色。他一个人坐在被告席上，皱着眉头打量着一个个走进来的人。这个小伙子被控跟一个同伙撬板棚的锁，从里面偷了一些旧的擦脚垫，价值三卢布六十七戈比。从起诉书中可以看出来，这个小伙子跟同伙扛着擦脚垫在一起走，被警察截获。小伙子和他的同伙当即认罪，于是双双进了监狱。那个同伙是钳工，死在狱中，所以只有小伙子一个人受审。几张旧擦脚垫就放在物证桌上。

审讯的进程和昨天一样，检查物证，提起公诉，传证人，证人宣誓，讯问证人，讯问鉴定人，交叉讯问。那个作为证人的警察回答庭长、公诉人、律师的问话，都是很不带劲地说几个字：“是，大人。”或者“我不知道。”然后又是“是，大人。”……然而，尽管他表现出当兵的那种呆板和机械般的神气，还是可以很明显看出来，他很可怜那个小伙子，很不乐意讲他的抓人成绩。

另一个证人是失主，是一位房主，擦脚垫就是他的。显然是一个肝火很旺的小老头儿。等到问他，那擦脚垫是不是他的，他很不乐意地承认了是他的。等到副检察官问他，打算拿这些擦脚垫做什么用，是不是很需要这些东西，他就动了肝火，回答说：

“这些破擦脚垫，去它妈的吧，我才用不着哩。要是早知道惹出这么多麻烦，我不但不去找，而且情愿倒贴一张红票子丢掉，就是出两张也行，只要不把我拉来受审。我就是坐马车也花五个卢布了。我身体又不好，又有疝气，又害风湿。”

两名证人就是这样说的。被告本人全部招认了，而且像一头被逮住的小野兽一样，茫然失措地朝四下里张望着，时断时续地讲着事情的经过。

案情已经大白，可是副检察官还是像昨天一样，耸起肩膀，提出一些足可制伏狡猾的罪犯的巧妙问题。

他在发言中提出，盗窃是发生在住人的房屋里，而且是撬锁盗窃，因此小伙子应当受到最重的惩处。

法庭指派的辩护人则指出，盗窃不是在住人的房子里进行的，因此，罪行虽然无可否认，但罪犯还没有对社会造成像副检察官所说的那样的危害。

庭长又像昨天一样装出一副不偏不倚、大公无私的神气，向陪审人员详细解释和交代他们已经知道而且也不可能不知道的一些问题。也像昨天一样几次宣布暂停，大家还像昨天一样抽烟，警官还是那样呼喊“开庭啦”，两名宪兵还是那样忍住瞌睡坐在那里，手握出鞘军刀威吓犯人。

从审讯中可以看出来，这个小伙子原来被父亲送进烟厂当学徒，在烟厂里过了五年。今年厂主和工人们发生纠纷之后，小伙子被解雇了。他找不到活儿，就在城里到处游荡，拿仅剩的几个钱买酒喝。他在小馆里结识了一个比他失业更早、喝酒也喝得更凶的钳工。有一天夜里他们趁着醉劲儿撬开门锁，摸到东西扛起就走。就这样被抓住。他们全都承认了。于是被关进牢里。钳工在候审期间死了。现在小伙子就作为必须同社会隔绝的危险分子被审讯。

“这个危险分子，跟昨天那个女犯是一样的。”聂赫留朵夫听着审讯，心中想着，“他们危险，我们倒是不危险？……我这个浪荡子，酒色之徒，骗子，还有我们这一伙人，还有虽然知道我的底细却不但不鄙视我，反而尊敬我的那些人，倒不是危险分子？而且，就算这个小伙子是这个大厅里所有的人当中对社会最危险的人，在他已经落网的时候，按常理来说，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很明显，这个小伙子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坏蛋，而是一个最平常的人。这是大家都看得出来的。他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是因为他处在产生这样的人的环境中。因此，看来很清楚，为了不再出现这样的小伙子，必须尽一切努力消除产生这样不幸的人的环境。

“可我们是怎么办的呀？我们虽然明明知道还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在外面游荡，却抓住这样一个偶然落到我们手里来的小伙子，把他关进监牢，让他处在无所事事的环境里，或者让他从事有害健康而无意义的劳动，使他终日接触一些跟他一样无以为生因而走了歧路的人，然后由国库出钱让他从莫斯科省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省，进入最腐败的人群中。

“我们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消除产生这样的人的环境，反而对产生这样的人的机构一味加以鼓励。这类机构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工厂、作坊、饭馆、酒店、妓院。我们不但不取消这类机构，而且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加以鼓励和安排。

“我们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将不是一个，而是千百万个，然后我们就抓住一个，就自以为我们该做的已经做到了，已经保障了自己的安全，对我们再也不能有什么要求了。我们就把他从莫斯科省送到伊尔库茨克省，”聂赫留朵夫坐在上校旁边，听着辩护人、副检察官和庭长的不同的腔调，看着他们那踌躇满志的姿态，特别动情、特别清醒地思索着，“有多少劲儿用到了装模作样上了呀。”聂赫留朵夫继续思索着，一面环顾着这个大厅，看着画像、灯、椅子、军服、一面面厚厚的墙壁和窗子，想到这座建筑物之大，想到更加庞大的整个机构，想到不仅此地，而且遍及全俄的官吏、文书、看守、差役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按时领取俸禄，就是为了表演这种毫无益处的闹剧。“如果我们拿出这种劲儿的百分之一来帮助那些无以为生的人，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仅仅把他们看作供我们安逸和舒适的劳动力和肉体，那有多好呀。当初这孩子由于家境贫困从乡下来到城里的时候，”聂赫留朵夫望着小伙子那憔悴的、惊恐的脸，想道，“只要有一个人怜悯他，周济他，就行了。或者即使他已经在城里，在厂里干了十二小时活儿之后，跟着年龄大的同伴去下小馆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对他说：‘别去，孩子，这可不好。’小伙子也就不会去，不会去闲荡，什么坏事也不会做了。

“可是，自从他在城里像小野兽一样过起学徒生活，为了不生虱子把头剃得光光的，跑来跑去为师傅们买东西的那时候起，却没有一个人怜悯过他。恰恰相反，自从他进城以来，从师傅和同伴们嘴里听到的是，谁会骗人，谁会喝酒，谁会骂人，谁会打架，谁会玩女人，谁就是好汉。

“等到有害健康的劳动、酗酒、放荡使他生了病，学坏了，整日里昏头昏脑，浑浑噩噩，如同在梦里一般在城里漫无目的地游荡，又一时糊涂钻进人家的板棚里，从里面偷了几张没人用的擦脚垫，这时我们这些衣食富足、有钱也有文化的人不但不想方设法消除使小伙子落到今天这种地步的原因，倒是要惩罚这个小伙子，想以此改变局面。

“真可怕呀！真不知道，其中主要是残酷还是荒谬。不过，不论是残酷还是荒谬，看来都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聂赫留朵夫一心思索着这些事，已经不再听眼前的审讯了。而且他感到自己想到的情形十分可怕。他很奇怪，怎么他以前没有看到这种情形，怎么别人也没有看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