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二月大事连连，先是月中惊闻丢了西宁城，接下去没多久，朝廷不仅没有对事涉西宁的三边总督做出什么指示，只是斥责他行事拖沓，让他早些调集军、粮等物资好收复失地，然后反倒十分突然的设立了七镇经略，由高务实以原官兼任，并重新加了都察院衔。

高务实现在的职务全称是“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经略蓟辽四镇及宣大三镇等处边务兼理粮饷”。除此之外，朱翊钧还顺便把他的文散官官阶从嘉议大夫升至通议大夫，理由是京营改制顺利的加赏。余官并如故——余官就是宫保之类的虚衔。

这道旨意能被顺利通过，就已经让外界议论纷纷，甚至有人公开讨论，怀疑内阁和六科都疯掉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和有明一代巡抚、总督、经略等职务的设置演变有关。

有明一代，始终缺乏军事高级长官的经制官职设置，朝廷文官被派遣到地方上，大都是以兵部、都察院等挂衔的特殊身份，驾凌于三司之上。

巡抚、总督两职的来历和差别本书前文已有所述，这里就不赘言，主要只说这个“经略”。

《明史》曰：“天启元年，置辽东经略。经略之名，起于万历二十年宋应昌暨后杨镐。至天启元年，又以内阁孙承宗督师经略山海关，称枢辅。崇祯四年并入总督。十一年又增设总督于保定。”

然而《明史》这里显然错了，因为从《明实录》中的资料来看，最早的经略并不是出现于天启年间。当然，这里可以将“经略”理解为动词，作为“经营军务负责功略”之类的意思来理解。

如弘治十八年六月丙辰：经略山海关工部左侍郎李鐩回京，上经略事迹。起庙山口迄于密云墓田谷关，展出荒地五十顷二十庙，修边墙二万四千七百九十余丈、糠沟三千三百余丈、墩台、敌台、城楼、营堡等项共一百七十余座，营房三百八十余间。（《武宗实录》）

正德十三年正月癸卯：鞑贼五赤金率众往牧河套，将入寇延绥，守臣以闻。兵部议令:“延绥副总兵朱銮、参将杭雄、游击周政、刘玉军安边营等处，纪世楹、冯大经以次东驻便利城堡;总兵柳涌守镇城相机发兵，宁夏总兵安国守镇城，副总兵路英、游击李永定军清水营、花马池、定边营等处，与东路参将各饬兵巡哨、应援，陕西总兵赵文、都御史郑杨驻固原经略。请将俱听自为战守，不必遥制。”从之。（《武宗实录》）

正德十六年七月庚午：兵部奏:“居庸、紫荆、倒马三关修筑墩堡、城楼、墙壕凡九百有奇。都御史李瓒所经略也。”（《世宗实录》）

万历三十年十一月甲申：起都察院右都御史蹇达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右佥都御史户应元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神宗实录》）

《明史》也有后期的记载，如万历二十六年六月丙子：巡抚天津佥都御史万世德经略朝鲜。

在这里可以看到，工部侍郎也可以就任“经略”一职，因此“经略”的实际最低“标配”就是侍郎，换句话说，就是六部堂上官及以上的大臣可以在朝廷认为有需要的情况下出任“经略”。

而明史中提到的杨镐，则是在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庚申：起升杨镐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神宗实录》）

从字面上来理解，杨镐的实际职务是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负责“经略辽东”，“经略”在这里当成动词来理解更为合适。

当然有些时候，总督和经略都常常作为动词混淆在一起使用，如《明史》记载，万历二十二十五年春正月丙辰：朝鲜使来请援。二月丙寅，复议征倭。丙子，前都督同知麻贵为备倭总兵官，统南北诸军。三月乙巳，山东右参政杨镐为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己未，兵部侍郎邢玠为尚书，总督蓟、辽、保定军务，经略御倭。

这里的邢玠就更有意思了，他是以兵部侍郎的身份既担任了总督，又担任了经略。

综上所述，以高务实的身份地位和过往事功而言，他做个“经略”本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甚至就连他一人兼管大明的最强七镇，其实也不是大问题。

大问题出在哪呢？就出在高务实自己之前所惊讶的：他没有卸任戎政侍郎，实际上是以戎政侍郎兼任了七镇经略。

这个性质就大不相同了。

众所周知，戎政侍郎虽说名义上只是京营的“二把手”，但由于大明文贵武贱已久，“总督京营戎政”和“协理京营戎政”其实早就出现了高低错位甚至上下倒悬的状态——你让彰武伯杨炳在高务实主持京营会议的时候真把自己当“总督”，对高务实颐指气使试试看？他怕是要吓尿。

所以协理京营戎政早就是实际上的京营“一把手”了。而且那还是以前，经过高务实去年的一番骚操作，京营分成了禁卫军和生产建设兵团，此二者都直接听命于“协理京营戎政”——即高务实本人。

而这其中，生产建设兵团不负责作战，只负责后勤、装备等事务。于是负责作战的禁卫军变得有且仅有唯一一个顶头上司，也就是戎政侍郎。

换句话说，现在哪怕是皇帝要调动禁卫军，理论上来说都必须通过高务实这个戎政侍郎。

本来这个制度的设立，是因为当时高务实要确保禁卫军不会也被当成过去的京营一样，被朝廷各部呼来喝去瞎使唤，做些扫洒大街、疏通下水道之类的事情而耽误了练兵，但后来就形成了一种情况，即戎政侍郎正儿八经地拥有了禁卫军的控制权。

这个局面，相当于戎政侍郎和禁卫军司令之间已经形成了类似于总督与总兵的关系，也就是文官控制武将，文官实际上是“文帅”。换言之，如果现在京营体系下面又新设诸如御林军、羽林军之类与禁卫军并行的编制，则他们也都应该是戎政侍郎管辖的。

如此麻烦就来了，高务实以戎政侍郎兼任蓟辽、宣大七镇，就相当于是掌握了大明京师及周边几乎全部的作战兵力。

有好事官员掰着手指头算了算：辽东有兵十八万，蓟州有兵十八万，昌平有兵六万，宣府有兵十三万，大同有兵十二万，山西有兵七万，保定有兵四万……七镇总兵力高达七十八万有余。

如果再加上禁卫军的六万，那就是将近八十五万大军！

错非高务实是个文官，而且是“历代忠良”的出身，否则现在等着他的可能就不是什么“质疑”或者“议论”，而是直截了当的口诛笔伐，甚至“人人得而诛之”了。

其实现在质疑这个任命的官员倒也不是怀疑或者担心高务实会造反，因为那其实并不可能——文官的统兵权是直接来自于皇帝的临时任命，并不代表他对这些军队有所经营。

换句话说，就是他手底下的这些军队只是因为“奉皇命”所以听他的临时指挥，平时并不归他管，这个就显然不满足造反的必要条件。

造反需要的是长期把持一支军队，把这支军队养到只认这个统帅，而根本不认皇帝的程度——所以朝廷压制的一贯都是总兵，而不是什么巡抚、总督亦或者经略之类的文官。

毕竟，这年头的总兵基本上都是靠家丁打仗，而家丁是不认皇帝圣旨的，他们只听家主的吩咐。李成梁等就不说了，即便戚继光号称不养家丁，但实际上整个戚家军都相当于是他的家丁，差别只是他没有拿戚家军士兵的卖身契罢了，从威望上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也是去年戚继光进京任禁卫军司令的时候明明只带了那么点人，也老老实实停在京师之外早请示晚汇报，询问自己什么时候可以进京的原因。

因为文官的军权来自于皇帝，自己没有“嫡系部队”，所以不必防备他造反，而武将都是有嫡系部队的，这就不得不防。

大明朝廷对这个问题其实是有深刻认识的。

现在对高务实的质疑，虽然是由于他直辖的军队过于庞大和精锐而起，但矛盾的焦点不是他会不会造反，而是他现在责任太过重大——手底下的军力已经达到全大明的七成以上，而且全是“九边精锐”，再加上“拱卫神京”的禁卫军，这些全都是能战之军，远不是南京各卫所的那些望风而逃之辈可比。

二十多岁的年纪，掌握如此大的力量，一举一动都事关天下安危，这万一要是出了事，他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质疑这一点的官员尤其奇怪的一点在于，高务实虽然身份地位很是特殊，实学派官员肯定不介意他执掌这样的大权，可是……心学派呢？

为什么内阁也同意了，六科也同意了？

明明首辅申时行就是心学派的人，六科之中的心学派官员也不在少数啊？

为什么？

因为申时行认为局面并不失控。

他和张诚此前一番交谈后，申时行深思熟虑许久，已经定下了对高务实的应对之策。

申时行其实心里是很认可高务实的能力的，他并不怀疑高务实干不好这个七镇经略，也不担心他捅出什么大篓子来——甚至他还早就猜测过，皇帝原先心中对于尚未发生的“察哈尔决战”之主帅人选，恐怕早就定了是高务实。

既然如此，他现在提前挂上经略的头衔其实根本无所谓。

再加上，皇帝的这道旨意能够下达，本身也是和内阁商议过的，甚至朱翊钧还亲自把申时行请到乾清宫西暖阁密议了一番，告诉他高务实这次的所谓“经略”，主旨不过是震慑图们和博硕克图等辈，并不是真的现在就打算动兵。

当时申时行的表现是“大松了一口气”。

但朱翊钧所不知道的是，其实申时行这个表情只是做给他看的，实际上申元辅并不担心高务实这次就真正出兵，也不担心高务实吃败仗。甚至诛心一点说，申元辅还巴不得他早点吃个败仗，乃至于败得惨些也不要紧。

在和张诚一番恳谈之后，申时行已经意识到，高务实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永远都能帮皇帝解决麻烦”，其他方面，比如什么出身、与皇帝的同窗发小关系等等，那都只是锦上添花。

高务实能解决财政麻烦，这一点申时行自家人知道自家事，那是只能干瞪眼的，毕竟高某人在这件事上的能力全天下没人敢说不服。

但他的另一项能力却并没有“金刚不坏身”，这项能力就是所谓的“帅才”。

按照张诚的分析，高务实打仗“其实不怎么样”，可以说极少亲自指挥作战，都是靠着手底下的武将“太能打”，所以这才赢了。

比如说，他征安南，靠的是黄芷汀、岑凌所部狼兵勇悍无匹；战漠南，靠的是蒙古第一悍将恰台吉所向披靡；定辽南，则靠的是马芳暗中指点。

总而言之一句话，张诚认为高务实的所谓帅才其实是名不副实的，有这样的部下可以指挥，换谁去谁行。

申时行的看法虽然没有张诚那么绝对，但也大致认可张诚的分析，而且他还发现高务实打仗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弱点”，就是太花钱了。

而眼下的局面则是朝廷根本没钱，所以一旦高务实真的出兵，不管是和图们还是和博硕克图打了起来，高务实恐怕都很难顺利的获得胜利。

申时行也不是没有考虑战败的后果，他毕竟是当朝首辅，不可能完全不考虑这一点，但他认为问题不会太大。

不管他心里愿不愿意承认，大明从高拱回朝算起，到现在十几年过去，局面真的已经改善了很多。九边当年的兵力虚夸得厉害，最危险的时候差不多能缺额一半，现在却已经补充得七七八八，如果只说高务实此次经略的这七镇，总体满编率可能高达八九成，而且优良火器的列装和换装也因为军工私营而进展顺利。

这七镇的真实实力，按照申时行心中的估算，至少两倍于十几年前。即便高务实出兵吃了个败仗，甚至是大败仗，哪怕一次损失十万大军，大明也是扛得住的，至少不会被鞑子打进关内，搞出第二次庚戍之变。

既然如此，他申时行有什么好担心的呢？让高务实去弄，自己只需要相机看看要不要提前执行“那个计划”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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