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光荏苒，一去经年。

万历六年七月初二，大明发生了一件悲剧性的大事。

前文华殿大学士张居正，于本年六月上旬在江陵老家郁郁而终，其长子张敬修上疏乞赐荫谥。

疏至内阁，首辅高拱见文，痛哭失声，竟至昏阙，内阁众官惊急，乃传太医至，而元辅已逝矣。

时帝与观政高务实正于文华殿讲读，闻讯急至内阁，见元辅案上，文牍满置，竟高数尺。

帝大恸，涕泪难止，执务实手言：“昔先帝临崩，托孤元辅，曰‘以天下累先生’，而今先生驾鹤，如船失舵手，房缺中梁，朕哀极痛极！更不知今后又何为之？”

不多时，皇帝欲下旨辍朝三日，观政高务实立刻劝谏，曰：本朝文官丧礼，辍朝礼均只一日，惟荣国公（姚广孝）享辍朝二日礼，礼不可废。请止。

帝答曰：“如此，改辍朝二日，不得再谏。”

于是朝廷为高拱之死辍朝两日。

第三日时，皇帝诰命：“……大学士高拱，锐志匡时，宏才赞理。当畿庭之再入，肩大任而不挠。谋身近拙，实深许国之忠；遗俗似迂，雅抱殿邦之略。幕画得羌胡之要领，箸筹洞边塞之机宜。化椎结为冠裳，柔犬羊于帖服。利同魏绛，杜华夏之深忧；策比仲淹，握御戎之胜算……

博大精详，渊宏邃密，经纶伟业，社稷名臣。……慷慨有为，公忠任事。迨殚内宁之略，益宏外御之勋。岭表滇南，氛净长蛇封豕；东夷西虏，烟消堠鹭庭乌。洵称纬武经文，不愧帝臣王佐。

盖有不世之略，乃可建不世之勋；然必非常之人，斯可济非常之事。

……赠上柱国，谥文正。布告中外，咸使闻之。钦此。”

诰命一出，满朝倾羡，高氏门生，纷纷赞颂。

文正！

自司马光提出“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之后，历代文官梦寐以求的死后尊荣，美谥之极！

文正二字，何等之重？只说明朝，便有一例可证。

武宗之时，大学士李东阳垂死，大学士杨一清来看他，见李东阳为谥号担忧，杨一清就向他表示，朝廷将给他文正的谥号。垂死的李东阳听罢，竟在床上向杨一清磕起头来。可见“文正”之谥在士人心中的地位。

张居正死了，据说是郁郁而终，但这可以理解。

高拱也死了，却不知是累死的，还是想到与张居正多年的恩怨，心情激荡之下的意外。

对于高拱之死，伤心的人很多，但其中最甚者，恐怕还是高务实。

他觉得高拱大概率还是死于劳累过度，这个年过六旬的老人，一心念着先帝托付，没日没夜的工作，连高务实无数次劝他多休息时，他都每每回答：“年老少睡而已。”

去年被高务实“挖角”而来京师、今年刚刚编成《本草纲目》的李时珍也数次向高务实提过，说元辅过劳，恐难持久。

可惜，没人劝得住他。

历史上，高拱便是死于万历六年，如今他仍然死在了这一年，时也？命也？

但除了这一点，高务实还有更多的感慨，因为张居正也死了，甚至还死在高拱之前。

原本的历史，已经因为他高务实的到来，出现了最大的变化。

是好的变化吗？高务实认为是的。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一直认为张居正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改革家，只有高拱才是。

高务实认为张居正应该是整顿派。

原历史上，张居正的施政基本上是以整顿为基调的。他的立足点不是改革，而是整饬纪律，恢复祖制的活力。

改革是制度的创新，整顿是祖制的恢复。

宋朝时王安石变法是突破祖制、创制新法的真正改革；而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诸多内容，都是祖制的恢复和整顿，不应列入改革范畴。

唯二有新意的，是考成法和条鞭法。考成法扩张和强化了阁权，提高了行政管理的效率，但却消除了科官对政府的监察职能，破坏了祖制小大相维的制衡原则。

然而，高拱也推出过“考课法”，甚至在这一世，由于高务实“政绩量化”的思路影响，高拱的考课法走得更远，用意更深。【无风注：本书第一卷有述。】

“一条鞭法”则不是张居正的发明。在张居正还是五岁孩童的时候，就由桂萼创始并由傅汉臣等人推行了。在隆庆、万历时，一些地方官员如庞尚鹏、王宗沐、刘光济、海瑞等多人在所辖地区以至全省范围内的推行，一条鞭法渐次盛行。

由此可见，张居正只有推广之劳，并无创始之功，所以不能称为改革家。

其实后世也有学者认为“高拱的人品操守、胆识才干、改革意识，都是张居正所不及的。”在他执政的两年半里，创行了吏治、司法、军制、边防、水利、漕运、海运等全方位的改革。

他不仅有《除八弊疏》的施政纲领，而且还打破了禁海政策，造船只，开海运，“实行对外贸易”。高拱还“特别重视发展工商业”：“亲自到市场调查研究”，“了解实情”。他还大力支持和推行丈田均粮和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改革。

而张居正执政的十年，“并没有完全继承高拱的改革方向”。特别是他“对高拱的开海运、开放对外贸易主张暗自抵制”，重新恢复海禁，推行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

因此这部分学者的评价是：“高拱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张居正是官僚、政客，实用的保守主义者”，“高拱是真正的改革派、而张居正基本上属于整顿派”。

至于改革的效果，以经济改革为例，历史上高拱罢官前的隆庆五年（1571年，只算到隆庆五年是因为隆庆六年他就罢官了。），太仓银库岁入310万两，岁出320万两，岁亏只有10万两，比隆庆元年至四年（1567-1570）平均岁亏的206.6万两，减少了196.6万两（无风注：参见樊树志《万历传》）。这就为张居正执政时期国库盈余奠定良好基础。

张居正执政后继承了高拱的与俺答维和的局面，有其功劳和贡献。“但是，他享受的和平‘红利’，超过了他的贡献”。张居正接手的不是一个“烂摊子”，而是“坐享了高拱遗下的和平‘红利’”。

而这一世没有张居正的接手，高拱又做到了哪些，以至于使万历对他的去世如此伤心，并给他追谥“文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