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正德朝之后，仍然对西洋与日本进行海禁，原因在于。

西洋人心怀叵测，难以揣度。

而日本当时处于战国时代，时局混乱，海盗海商往往混淆夹杂。

因此到了隆庆朝方才开月港彻底驰禁。

然而从明代的海贸来看，东南亚、南亚才是海贸收入的大头。

西洋与日本是否驰禁，在当时并不重要。

礼部官员对此做法予以肯定，认为“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既非救书所招，又非旧例所载，不是朝贡船，不属市舶司的职权范围，应由镇巡及三司官兼管。

古代的海贸，参与的商民可以分为三种，小商民，中等商民，有官方背景的巨商。

如果海贸一旦由韦宝掌控，韦宝将成为一个新的种类，巨商之上的巨商，将会提前在封建制度中弄出垄断资本出来。

因为此前还没有哪一个人的权势达到这种地步，能够垄断华夏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的所有海贸的。

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重农抑商的背景下，新产生的巨商也往往会寻求官方背景，他们有的被拒绝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比如嘉靖朝的汪直、徐海、麻叶、陈东等人，有的则因为为朝廷做出一定贡献或其他的原因而得到许可，比如郑芝龙。

但得到官方最高许可是非常困难的，绝大部分的巨商寻求的是与地方官僚势力勾结，官商互利。

如海瑞的养孙海述祖，其父海中适凭借海瑞侄女婿，历任贵州乡试、兵部副使、湖广巡抚、兵部左侍郎等职的高官梁云龙及其家族的庇护，就成为了海南的海贸巨富。

到了海述祖一代更上一层楼，富可敌国，据说海述祖曾经将38名上其大船的走私商人杀死在海上，夺取其货物资财，然后谎报说狂风败舟，幸凭擎天柱，遇救得免。

海述祖是否是走私，实际上颇有争议，海述祖出海一事，时人皆知，或许是得到官方许可并纳税之后的正常出海。

且海述祖出海的位置，似正是琼州。

若是如此，则明代后期允许商民合法出海的位置，恐非止漳州月港一处。

明代的海禁政策，一直为无力买舟出海的小商民留下了足够的生存空间。

即便是海禁最严格的永乐朝，小商民也可以选择参与官营贸易。

到了正德朝开放异国与明朝的私人贸易，小商民更是可以在外国船上门交易时，与其进行贸易。

而这种贸易形式容易管理，在洋人为大清管理海关用火轮船打击走私之前，一直是唐宋元明清各朝贸易收入绝大部分的来源。

但是中等商民在明朝生活似乎不如在大清。

明朝限制商民出海，后来隆庆开海，亦不过开月港，每年发放船引88引，后来增加到110引。

当然，110引船引实际上不少。

《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月一日阿里衮奏折》写有：粤海一关，内河外海，口岸繁多，商舶番船，货物纷杂……海关税银，全赖洋船出入，历年多寡不一。

大概每年内地商船出入海口者，约自二十余只至三十余只不等，外夷洋船，约自十余只至二十余只不等。

这说明那个时候的广州海关每年交税给清廷的船只，在乾隆十七年仅有20艘到30艘之间。

这对于华夏这么大的国家，这么一点点船只往来的贸易量，可以说等于没有海贸。

二三十艘船能运来多少东西，和一个县城做贸易都不够。

影响非常小。

康熙曾经说过，以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多至千余艘，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二十六日，命出海船只不许多带口粮，于海坛截留出南洋船只。

并渝：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即便不限制，出海商民愿意纳税的也是少之又少，绝大部分选择走私。

这也是为什么重商的宋元仍然收不到多少商税的缘故。

南宋初期算上摆地摊等人上门，总共收到的也只是是100万两，据说占南宋岁入20%。

即便考虑到我宋时候银子比较值钱，也是有够磕碜的。

至于宋为什么岁入经常出现几千万贯、上亿贯之类的奇葩数据，那是纸币本位下通货膨胀闹的。

据说大元还曾经岁入几十亿贯过。

而赫德打理大清海关用火轮船抓走私之后，一年能收上2000万两更说明了这点。

但是比起大清的对于商民出海，除了年限之外不做限制。

限制年限是因为大清很畏惧汉人在南洋建立势力，深恶痛绝，见到汉人势力扩张就恨得牙痒痒。

大明这110船引好像还是少了点，之前更是连110船引都没有。

联系嘉靖朝朱纨严厉打击走私，被浙江福建士绅发动在中枢的势力攻讦，被迫自杀。

就能发现，闽浙士绅似乎并不愿意开海。

在海禁的前提下，有官僚支持的走私商人没有被朝廷打击的风险。

除非碰上朱纨这种愣头青，而没有官面背景的走私商人有这个风险。

虽然很小，明代海禁绝大部分时候执行上很宽松，这样的情况，对于缺乏背景的中等商民是不利的。

一旦开海，中等商民就能和官商勾结的巨商进行相对公平的竞争了。

闽浙地区以富庶著称，在宋元两朝，其富民长期逃避税役，勾结官僚，使得国库空虚。

明初开国，朱元璋曾经对闽浙地区的富民进行打击，但治标不治本，其地的士绅势力很快又崛起，影响朝堂。

所以明朝开海进程的缓慢，以及隆庆开海的有限性，与这些闽浙富民的操纵，是分不开的。

清朝不是很给闽浙富民面子，是否证明大清能够更好地打击豪强，保护平民利益。

并不是如此。

清朝土地兼并，能排在历朝历代第一。

而晋商也在清朝过得犹为滋润。

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50％，清代则减至百分之三十几。

而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则由明代的50％升至清代的百分之六十。

可见平民向上流动机会渐减。

清代，尤其清代后期，大行捐纳制度，富与贵密结合，影响力量趋强；遂使平民向上流动机会大减。

可见闽浙士绅在清朝影响力下降，乾隆皇帝宁愿给广东士绅面子，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这与打击豪强什么的没有半点关系。

由于闽浙是清军南下中所经过的最富庶地区，而开国时清军基本上是没有军饷的，军纪极劣，在闽浙地区进行了极为残酷的大屠杀，康熙朝为了对抗明郑，又实施了迁界禁海，造成巨大的破坏。

这些活动，造成了民间对于清廷的仇恨。

所以后来，清廷对闽浙地区的士绅并不信任也是情理之中。

广东士绅取得清廷信任，是否就证明广东人在明末不如闽浙士绅有骨气，抵抗少呢。

不然，广东民风彪悍，在明末表现得尤其有骨气，李定国与清廷便多次拉锯于广东。

于是在明末清初遭到的破坏，更加惊人，如尚可喜屠广州，据说一次就屠杀了八十万人。

但是因此，广东士绅在明末清初几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新产生的士绅阶层，许多都是尚氏集团的残余，是由尚可喜集团及清廷扶持起来的。

这无疑也是广州十三行能够得到清廷信任的理由。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限制商民出海，是损害了中等商民的利益。

而广东十三行的存在，证明在清代，官商勾结的巨商已经不满足于和中等商民争利。

他们更是将手伸向了陆上与外国商船的贸易，通过寻求代理官营形成垄断，使得无力出海的小商民之生计，也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这个情况在乾隆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之后更加明显。

广州贸易的繁荣，是以牺牲沿海各港口的贸易作为代价取得的。

中国各地的产品不能就近运往便捷的港口，而必须远途跋涉运来广州，增加了商品的运输费用。

从全局看，显然有损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明代汪直、徐海等人是有追求的海商，而指清代蔡牵、张保仔等人为穷凶极恶的海盗，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为什么清代海盗中出身底层者多，因为乾隆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之后，底层商民无力从各地转运货物到广州港与外国人贸易，无以为生，不得不出海为盗。

乾隆的一口通商政策，只是把欧美来华商船限制在粤海关，其他东南亚国家商船限制在其他三海关，三海关从来没裁撤过，似乎认为有东南亚等地商船在三海关贸易，底层商民的生计不会受到影响。

然而到了清朝，全世界都进入了殖民时代，南洋贸易份额也逐步被欧洲殖民者控制，自然与欧美国家的海贸就成为了海贸的大头，四口通商变为一口通商，对于底层商民的生计没有影响，绝对是不可能的。

在底层商民的保护方面，明代比清代好得多。

“朕不爱看奏本，爱听人说，怎么？既然是首辅与魏爱卿，黄爱卿共同具名上奏的奏本，你们三人就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的吗？”朱由校问道。

顾秉谦知道躲不过去了，皱了皱眉头，硬着头皮道：“那还是由微臣给陛下读一遍吧？我这奏本写的挺简单的，一听就明白。”

“好。”朱由校手一挥，“那就由首辅读一遍吧。”

韦宝暗暗点头，顾秉谦既然承认是他写的，就等于将这件事完全揽过去了。

魏忠贤则暗暗皱眉头，魏忠贤还不知道韦宝去找过顾秉谦、黄立极、魏广微等人的事情，没有想到这三个人会和韦宝站在一起。

其实这当中，几方面的势力情况是很微妙的。

顾秉谦、魏广微和黄立极都认为韦宝与魏忠贤是一起的，所以赞同韦宝的策略，应该不会得罪魏忠贤。

而顾秉谦、魏广微和黄立极同时又认为他们与魏忠贤也是一起的，他们都是铁杆的魏公公的人啊，既然韦宝也是自己人，自己人赞成自己人，就更加没有问题了。

而魏忠贤从来没有完全将这些大臣当成自己人，只是将他们当成工具。

至于韦宝，在魏忠贤眼里从来就都是需要防备的对象之一。

韦宝之所以能取得魏忠贤的支持，主要是韦宝能搞钱，韦宝还能帮助他打压东林党。

虽然韦宝在打压东林党的过程中，也没有少对阉党下手。

但魏忠贤是长期在宫中的人，实际上对于阉党大臣被打击，他感觉不深。

因为韦宝今年一年帮他搞到的钱，他底下所有人加在一起，搞三五年，也不见得有韦宝搞来的多。

韦宝既没有动摇阉党的核心集团，又搞来一大堆银子，魏忠贤自然喜欢，也自然不会在意韦宝动了阉党的许多人了。

但是今天，几个内阁大臣，并且还是阉党的大臣一起站队支持韦宝，并且，几个人还主动揽上身，帮韦宝写奏本，不用韦宝出头。

魏忠贤便觉得事情不简单了，第一次起了废掉韦宝的心思，因为韦宝如果连内阁大臣都有本事笼络到他身边，韦宝就有本事与自己抗衡。

再加上，魏忠贤知道皇帝一向很喜欢韦宝，有时候他想在皇帝面前打压韦宝，说一些韦宝的坏话，可苗头刚刚露出来，皇帝就将魏忠贤一通训斥，搞的魏忠贤已经不敢在皇帝面前说韦宝的坏话了，只能顺着皇帝的话，每次都对韦宝赞赏有加。

既能笼络大臣，又取得了皇帝的信任，这对于魏忠贤来说是很可怕的，意味着韦宝甚至能替代他的地位了。

在天启皇帝朱由校的角度，的确是这么看的。

其实朱由校心里没有阉党这个概念。

在皇帝的视野看，只有能帮自己做事的人，老老实实做事的人，和不做事，尽是瞎捣乱的人。

显然，魏忠贤只是一个做事的人而已，皇帝不可能将自己看成是与魏忠贤一起的，一个太监，不配！

虽然皇帝并不知道昨天韦宝在酒桌上抛出了什么言论。

但是天启皇帝朱由校听完顾秉谦朗读的奏本，什么都明白了。

这奏本就算不是韦宝本人写的，至少也是韦宝授意的啊。

朱由校没有想到韦宝这么厉害，能让魏忠贤这么支持他韦宝？

朱由校其实对于魏忠贤的一举一动，大概都是清楚的，魏忠贤的所有动作都不会威胁到皇权的安全，所以朱由校会放心让魏忠贤把持朝政，放心让魏忠贤办事。

魏忠贤充其量就是皇帝养的一条狗子罢了。

如果真的要说谁很皇帝是一条心的。

客巴巴比魏忠贤更加与皇帝一条心。

不管有没有什么不可描述的关系，客巴巴的身体该碰的地方都被皇帝碰过了。

她是皇帝的奶妈，皇帝早已经成年，还把奶妈留在身边，这本来就很夸张。

所以，客巴巴对皇帝的感情，就算是以前在宫外的老公，或者亲生儿子都不见得赶得上，更何况是魏忠贤？

客巴巴的耳目没有魏忠贤那么多，但是客巴巴也有自己的消息来源渠道，客巴巴自然已经知道韦宝昨晚上宴请一众大臣的时候，在酒桌上就抛出这番言论了。

却没有想到，韦宝的动作这么快，昨天一众大臣还反对韦宝来着，今天居然全部改向支持韦宝了？

于是，客巴巴疑惑的看向魏忠贤，还以为是韦宝与魏忠贤私下达成了什么协议，而魏忠贤没有让自己知道。

魏忠贤明白客巴巴询问的眼神，本来当着皇帝的面，魏忠贤不好与客巴巴眉来眼去的，但是事关重大，还是忍不住微微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与韦宝这件事没有关系。

天启皇帝朱由校只是一瞥，便将客巴巴与魏忠贤的细微表情交流都看在眼里了。

朱由校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阅历不丰富，天赋也不算高，只能说比普通人稍微厉害一些。

读的书不多，受到的教育程度很浅，但并不妨碍他什么事情都知道一点。

朱由校会对宫里宫外的事情有一个自己的判断能力。

并且，朱由校对于身边的这些熟悉的人，是非常有话语权的，牢牢控制身边的人，并且能够很敏锐的观察到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这当中，魏忠贤和客巴巴便是首当其冲的，皇帝对这两个人都很了解，尤其是对客巴巴。

朱由校见客巴巴都不知道这件事，知道这事很有可能，连魏忠贤事先都不知道，不由有点佩服韦宝的才干，一个才十五岁的人，怎么就能这么快拉拢几个内阁大臣支持他呢？

更何况，顾秉谦、魏广微和黄立极还是魏忠贤的人。

朱由校甚至在一瞬间想到，如果魏忠贤不好用，让韦宝取代魏忠贤帮自己打理朝政，似乎都可以啊。

但朱由校转念又立刻打消了这样的念头，朱由校不傻，知道韦宝是外臣，不如长期在宫中的魏忠贤好控制，一旦韦宝这样的人有了实力，又有了异心，将会非常麻烦。

而且韦宝还那么有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