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统史书中，到了亡国之时，往往“奸臣当道”，扰乱朝政，而“忠臣”则与“奸臣”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最后结局往往是代表正义与忠诚，忠君爱民的“忠臣”最后被强大而邪恶的奸臣势力所压倒、消灭。

这非常符合悲剧艺术的创作手法。

只可惜未必符合史实。

韦宝与一帮官员好一通寒暄，然后与多位相熟的高官亲热入城。

“酒宴都准备好了吧？”韦宝对林文彪道：“所有在京的五品以上官员都要务必请来，大理寺和都察院的所有人都请来。”

林文彪答应一声，“都派人去办了，请爵爷放心吧。”

魏良卿急忙道：“这哪里好意思，让爵爷这么破费？而且，爵爷请这么多人，怕是有上万人吧？”

“没事没事，这都是小意思。”韦宝微微一笑，暗忖上万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人二两银子的标准，也不过两万两纹银而已，这点钱不算什么。

“还是韦爵爷有气派啊。”顾秉谦忍不住赞叹道：“看来，这回替魏公公和陛下解决辽饷银的事儿，有着落了。”

韦宝闻言一惊，靠，什么叫辽饷银有着落了？

边军的饷银找我想办法？当我是财神爷啊？

韦爵爷攀附魏忠贤是顺应历史潮流，但内心对魏忠贤是毫不认同的，魏忠贤不说不学无术，至少没啥大本事，充其量就是皇帝放出来执行政治任务的代言人而已。

若说魏公公有本事的，回到明末，问问苦难的民众认不认同，江南的市民，陕北的农民，欠饷的士兵，作为这个时代的人，他们一定会为洗白魏公公感到极大悲哀。

天启元年，奢崇明反叛，二月，台州兵变。

天启二年正月，广宁失陷，二月，贵州水西土目安邦彦反叛，四月，京师新募兵为取欠饷而兵变，五月，山东徐鸿儒起义。

天启三年五月，京营士兵因迟发月粮，到总督戎政恭顺侯吴汝胤门前鼓噪，七月，山海关士兵因粮饷不继，大量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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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四年，长兴县吴野樵起义，五月，福宁州发生兵变，六月，南京操军鼓噪兵变，八月，十月，山海关士兵又两次鼓噪逃亡，八月，徐鸿儒义军起义。

天启五年正月，旅顺失陷，九月，柳河大败，十一月，户部上奏，山海关年饷缺额一百七十万两，又修三大殿，疯狂敛财。

天启六年，论宁远战功，魏公公从子魏良卿封肃宁伯，三月，苏州民变，八月，陕西已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

天启七年，宁锦大捷后罢袁崇焕官职，魏公公养孙魏鹏翼为安平伯，魏良卿太师，魏鹏翼少师，魏良栋东安侯。

三月，陕西澄县起义，饥民王二杀死知县张斗耀，正式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天启年间几乎没真正太平过，它烂但因为时间短反而给人一种误解，觉得锅都要给崇祯背。

崇祯时的全面崩溃其实就是天启种的因开花结果的表现而已，就如癌症，早期就不是癌了？

而且，最主要都是烂在没钱，大量的兵变，本身就给马上要蓬勃发展的农民起义运动提供了人力保障基础。

没有大量当兵的人领着，光是农民，很难一下子发展的那么快。

当然了，评价一个人如何其实也要看立场所在，在天启皇帝眼里，魏公公及他一家真是“满门忠烈”，“功德万世”。

魏公公就是皇帝手上一个工具。

魏公公对明朝灭亡的危害很大。

明亡是个系统性崩溃，魏公公的所作所为，无疑起到加速作用。

魏忠贤靠裙带关系成为明朝政局实际操盘手，使得明王朝的政治道德出现极大缺陷，导致民心出现离散。

魏公公破坏了明朝的政治秩序，任人唯亲，结党营私，在他所处的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他还这么干，无疑加速明朝灭亡进程。

所谓魏公公能为百姓与官员斗，明显是意淫，中国不存在外国的国王要依靠人民与议会，类似所谓东林党，争斗以达到控制国家的情况。

明朝的皇帝不是没权，而是很多皇帝不负责任或者自身能力有限。

从法理上讲，明代皇帝至高无上，他们如果认真了，没有大臣敢对着干。

天启年间的事实已经证明天启年间危机四伏，只不过是时间太短了，在危机没有彻底爆发的时候，天启年就结束了。

如果天启年再长点，魏公公也不比崇祯强到哪去。

总之，所谓能臣魏公公是想象中的，现实中的魏公公就是一个人品烂，政治水平偏低的人。

位列东林党人榜排名第133的徽州籍人汪应蛟，天启元年刚当上户部尚书的时候，就提出了多项财政开源措施，比如铸钱、典铺酌分、屯粮、抽扣工食、平籴谷仓、东征事例、房屋税契、抚按捐助、节省钞关银、僧道度牒、催兵部马价银、南直牧马地、南粮改折、库折布粟等。

这些也就是所谓的杂项，总共可额定征收的银子是约296万两。

其中典铺酌分、房屋税契就属于商税类别。

房产税契：凡有土地就有过割，有过割就有税契。

民间房产买卖之时，酌定税契每两征收二分，也就是房产交易税，额征近29万两。

典铺酌分：从事典当生意的商人，获利甚多。将各省的典当铺按资产分成五等，每年分别征税十到五十两不等，额征19.5万余两。

后来正式还征收“优免丁粮银”，明代文武职官、举、监、儒、吏等类人员享有豁免一定的租赋、力役的特权。

现除生员依旧免征外，其余文武职官举监儒吏也酌收优免丁粮银，共额征44.4万余两。

魏公公执政期间，甚至免除了陕西的榷税。

天启年间，一年的辽饷收入大概就有400万两，这还仅仅是辽饷。

左光斗在河间府的屯田搞得有声有色。

左光斗管理屯田期间，积极提拔屯田人才卢观象，同时还主张把农政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主要标准。

除此以外，左光斗针对北方人不擅长种植水稻，而北方赋税要比南方要轻的特点，招募南方人来北方教北方人种地。

同时还开设“屯学”，这个“屯学”就是专门为屯军及其子弟设立的学校。

要想进入“屯学”学习，还需要学骑射；录取的屯生，还给予一定的土地让其耕种；屯学童生还可以直接免去县试，直接院试。

更好的是，屯田、屯学还不用国家财政支出，做到了自给自足。

“昨岁六百亩，今为四千亩，向之一望青草，今为满目黄云，鸡犬相闻，鱼蟹举纲，风景依稀，绝似江南”，这些可都是左光斗的政绩。

杨涟在常熟知县任上干得也很好，万历四十二年全国“举廉吏第一”。

重视教育，增置学田八百亩，增置义田三百亩收租，用以学校开支；捐俸筑府塘石堤四十里，人称杨公堤。

商业税主要分两大类：一、关税，包括内地关税和海关关税。

其中内地关税又分钞关税，工关税，门税及过坝税，船税。

杂项包括塌房税、酒醋税、渔课、契税、市肆门摊税。

天启六年、天启七年，九边拖欠的饷银份额分别达72.38%（约237万两）和61.29%（约201万两），钱都去哪了。

天启元年拖欠份额是36.58%，二年20.54%，三年9.76%，四年0.51%，五年8.38%。

怎么反而魏公公执政了，九边饷银拖欠的数字反而越来越高。

而到了崇祯元年，经过新任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努力，明朝才勉强缓解财政赤字。

所以绝对不能对历史有什么刻板的印象，认为阉党会搞钱，东林党就完全不会搞钱，完全只知道吵架，不为国家着想。

东林党里面也有很多很有能力的大臣是很为国家打算的，是办实事的。

皇帝这趟急招韦宝入京，一方面是要韦宝随行护驾，让天启皇帝朱由校上山海关玩玩去。

另一方面就是要搞定钱的问题，在皇帝和魏忠贤眼中，韦宝是无所不能的存在。

四百多万两的缺口，再加上韦宝这趟裁军十万，需要补发的饷银，合计至少超过五百万两纹银。

五百万两纹银这种事情，大明天下，除了韦宝，恐怕没人能够解决。

当然，晋商也能做到，但一旦让晋商去做，这头从晋商手里弄来五百万两纹银，转头他们就能靠着从民间盘剥，靠着私下与关外做生意，充实蒙古人和建奴的物资补给，弄回来上千万两纹银，甚至更多。

那样的话，本来就危机重重的大明，更加会雪上加霜。

这些事情，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数。

这世上没有谁是傻子，皇帝清楚，魏忠贤清楚，阉党清楚，东林党大臣们也很清楚，中立派大臣，甚至普通老百姓，所有人都清楚！

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冯铨等几位阁臣围在韦宝旁边，韦宝与几个人应酬几句，主动让李成楝和骆养性帮着自己招呼一帮阁老，转而去同丁绍轼说话。

丁绍轼大人现在是东林党在内阁中的独苗了。

丁绍轼不喜欢韦宝，也不是很讨厌，主要因为韦宝属于倾向于阉党的人，却并没有做多少危害东林党的事情，反而还曾经挽救过很多东林党大臣。

“丁大人好。”韦宝主动在丁绍轼身边打招呼，“感谢丁大人来迎我，我一个后生晚辈，当初入翰林院，还得到了丁大人的提携，丁大人能算我半个座师，这让我实在担当不起。”

“韦爵爷不用客气，我们来迎爵爷，这是陛下的意思。”丁绍轼不咸不淡的道。

韦宝微微一笑，“那也要丁大人肯来啊，丁大人完全可以随便找个借口不用来的，说明我在丁大人心里还可以。”

丁绍轼也忍不住笑了笑，他是知道韦宝的口才的，韦宝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这本事，可以说满朝皆知。

这时候张之极来了，打破了韦宝与丁绍轼一同走路，彼此无话的尴尬。

英国公府硬算起来的话，应该算是中立派，肯定不会和阉党站在一起，有一点点倾向于东林党，就这样。

所以丁绍轼对张之极要比对韦宝更加热情，“世子好啊，国公爷有日子没有见着了，他怎么样？”

“别提了，我爹烦着呢，每到年关都烦得很，这不是马上就要开今年的饷银了吗？平时拖一拖还说的过去，大过年的不给结清，一个年都过不好的。”张之极道。

丁绍轼和韦宝都点了点头。

韦宝是知道京营的情况的，养了三万多草包，个顶个都是废物，全都是靠祖上的蒙荫世袭的人。

三万多人，吃的是五万的兵额，快赶上边军了。

韦宝觉得京营早就应该裁撤掉，简直是一个最大的包袱。

打仗完全靠不上，待遇又好，五万人的军饷就能赶上边军七八万人的军饷。

不过，作为皇城的御林军，撤销是永远不可能撤销的。

“这好办啊，国公府有韦爵爷这么有本事的女婿，连陛下缺银子都要找韦爵爷，你们也可以找韦爵爷想想办法吧。”丁绍轼笑道。

韦宝闻言微微一笑，心里却很不高兴，因为丁绍轼语气中带着戏谑成分，显然有点不尊重自己，自己又不是管户部的，找的着我吗？

“这不可能，我妹夫又不能从天上掉银子下来，近三百万两纹银，他哪儿弄去。”张之极虽然不热衷政务军务，但也不傻，听出了丁绍轼话中的戏谑成分。

“据我所知，大明库银早已经告罄，除了你们家韦爵爷，我是真想不出来，谁还有本事给边军和京营发饷银了，否则陛下也不会这么着急让爵爷回京。”丁绍轼轻声道：“韦爵爷以一己之力挡住了建奴冦边，是这么多年来打的最好的一次，还把一大批的蒙古部族从建奴那头打回来了我大明这一头，一下子就将孙督师这几年在辽东的功绩盖过了，但这只是一方面，主要还是陛下想找爵爷商量怎么凑集银子，能者多劳嘛。”

这一回，韦宝没有觉得不舒服，因为丁绍轼的语气自然了很多，也带着一点忧虑。

显然，丁绍轼也希望有人有本事弄到这些银子，否则是真的会出乱子的。

“我没有办法，这两项合起来近八百多万两纹银，我手里只有一个海防总督衙门，直辖的也就是河间府、沧州府，登莱和山东，都是穷地方，再怎么勒紧裤腰带也弄不到这么多银子。”韦宝道：“还要靠丁大人这样老成谋国的能人。”

“眼下大明到处都是窟窿，是不好办。”丁绍轼道：“想不出办法也没有什么，我只希望韦爵爷再不要把脑筋打到各地士绅的头上了，那样是杀鸡取卵，会出大乱子的。”

韦宝被丁绍轼说的脸红了，知道丁绍轼是什么意思，丁绍轼指的是自己搞的文字清查，波及整个北方，尤其是北直隶和他的海防总督衙门下辖的地区，简直等于刮了一遍地皮。

韦宝自己也知道这是杀鸡取卵的法子，把地主都弄垮了，对经济毫无益处。

但韦宝当时急红了眼，就是要搞钱。

“丁大人，有的人的确目无尊长，目无朝廷，该教训的时候，还是应该教训的，至于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打的重一些，也可能会打的轻一些，底下人办事，总是有一定疏漏的。”韦宝自己给自己辩护了一句。

丁绍轼笑道：“我不是要说这个事情，我只是觉得以后这样的事情，还是少一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