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普大筹划举办了以“十一世纪的中国印刷术”为题的特别书展结束后不久，胡适与校方签订的两年合约期满。见校方无意再续签合约，胡适推荐童世纲接任了自己的职务，这样，他也就失去了这份不高的固定收入。

以后的日子，他在美国著名学府做短期讲学，零星讲演的机会虽然很多，但因为没有可靠的收入，他在美国的经济情况也就更加拮据了。

在纽约的寓公生活，除了考《水经注》，和之前管图书之外，胡适其实还负有特别使命。胡适所以离开大陆到美国，和蒋介石的劝说不无关系。

前边提到过。1949年1月8日晚，胡适去蒋介石官邸晚餐，蒋介石劝胡适去美国的话是：“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

话是如此说，但事实上蒋对胡适这位“美国通”是抱有很大希望的。因为胡适到达美国后不久，蒋介石于5月28日写有一封密信给胡适。

蒋在信中说：“此时所缺乏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并进，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按：顾维钧字)大使，多加功夫为盼。”

胡适也颇为尽力。曾几次去华盛顿会见美国政界人士，但此一时而彼一时，一些过去支持蒋政府的人，见蒋政府如此不争气，不愿再为其出力。而此时，由于将政府名声不好，就是“许多同情于中国的朋友，如Hornbeck,如Bullitt,如Pros.George H.Blakeslee,都觉得‘一筹莫展’!第二次去时，见着Wedemeyer，他也是‘有心无力’”。

胡适回忆说：“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

胡适从来不是个让朋友为难的人，到处碰壁后，他通知中国驻美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和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也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

这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

白皮书除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责外，对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无能作了深刻的剖析和毫不留情的批评。在谈到蒋介石集团一败再败时说，腐败使国民党的抵抗力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遭遇的危机无力应付，军队已经丧失斗志，政府失去人民的支持。白皮书还说蒋介石是与过去的军阀并无区别的反动分子。

蒋介石早就得到消息，气得暴跳如雷，大骂杜鲁门、艾奇逊不是东西。当时，蒋介石虽下野，但仍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在幕后操控一切。蒋介石气愤地对幕僚说：“美国政府口里总说中国重要，不能落入中共之手，援华时又小气得要命，如果他们对我们的经援、军援得力一点，我们就不会输得这样惨。事情到了这一步，将责任全往我们身上推，太不道德！”

白皮书也使胡适更加失望和丧气，有五个月不曾去华盛顿。直到12月8日，胡适才找到一个机会，又赴华盛顿，在“东西协会华盛顿分会”上，演讲《中国历史上争取自由的奋斗》，鼓吹“西方国家不应贸然承认中共，共产主义同政治自由绝不能相容”。虽然没有很大影响，毕竟是在为逃踞台湾小岛上的蒋介石政府说话了。

胡适经常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内看书，结识了他的小朋友和关们弟子唐德刚。

唐德刚（1920—2009），生于安徽省合肥县西乡（今属肥西县）山南馆唐家圩。唐德刚幼承庭训，国学根底深厚；小学五年级后，接受新式教育；1939年秋，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学系。194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后曾在中学担任历史教员。1944年，又应安徽学院史地系主任李则刚之聘，到立煌做讲师，教授《西洋通史》。

1948年，唐德刚赴美留学，主修欧洲史和美国史。随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取得美国国籍。留校执教长达15年，先后开设《汉学概论》《中国史》《亚洲史》《西洋文化史》等课程。1962年初起，在东亚研究所做研究员，同时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达7年。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2年之久。

唐德刚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成形“历史三峡”说，在学术上有独到之处。“历史三峡”说认为中国全部文明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中间经过两次转型。

第一次转型从战国时期到秦汉大一统帝国，大概经过三百年，核心转变见于三个基本制度的变化：一、政治上废封建，立郡县；二、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三、学术思想上由百家争鸣转为独崇儒术。转型完成即创建了农业大帝国的定型。

近代的大动乱是从中华帝国到现代国家的第二次转型。新的中华文明定型也必然有文化─社会─政治体制的三方面的转型：一、政治上化君权为民权；二、经济上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三、学术思想上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他从此演绎出一个综合的文化概念──第一次转型是造成“行同伦”的社会，第二次转型则是行为不再同伦，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多元化的社会。

此时，唐德刚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半工半读。去哥大图书馆时，因为唐是馆内胡适所认识的唯一的一位华裔小职员。唐常替他借书、查书。他去哥大图书馆时便总是找唐，于是他们便熟悉起来，并成为好朋友。

这一时期，美国的排外思想很重。用唐德刚的话说，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

哥大到处罗致人才来充实有关汉学的教研，胡适可以说是最佳人选，但却因为不加入美国籍而被排除在外。

在国内时，胡适就特别喜欢同青年人交朋友，发掘他们，鼓励他们。胡适与唐德刚等年龄和地位相差一大截，但老少同处，一齐嘻嘻哈哈。那时，唐德刚、周策纵、吴纳孙、周文中、蔡宝瑜等一班人，在纽约组织了一个“白马文艺社”，这是一个纯友谊小组织，是一个吃吃喝喝的文艺俱乐部。胡适对他们这个小文艺团体非常爱护和支持，花费很多时间，仔细评阅他们的著作。一九五六年六月，他还在“白马文艺社”做了《再论新文学新诗新文字》的报告。

胡适一直将唐德刚视为自己的学生，虽然唐德刚没有上过胡适的课，但唐德刚自认是胡适的弟子，对胡适这位老师极为尊敬。

但需要指出的是，唐德刚虽然尊敬胡适、在与胡适的交往过场中时时执弟子礼，但在学术问题上，却毫不含糊。不因胡适是自己尊敬的老师就盲目地同意胡适的观点，而是敢于对胡适的观点进行挑战，表现出了极强的原则性。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文学改良刍议》，在这篇文章中，胡适提出写文章的八点主张：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这篇文章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是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但唐德刚先生对这篇文章的观点却颇有看法，1979年1月23日，他写了 《刍议再议——重读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对胡适的观点提出了置疑，并逐条进行批驳。

唐德刚是这样理解“老师”一词的意义的：“至于我这个学生对老师的学问的学习保持个什么态度呢？我认为‘老师’一词的意义，并不代表真理的终点，但是老师毕竟是老师，所以对老师的全盘否定，甚至把老师的祖坟也给挖掉，那就太混账了；相反，对老师的全面肯定，也是病态。

唐德刚说，“胡先生一辈子都叫我们做个‘不受惑的人’”。他还提到了胡适经常引用的“洞山和尚”的故事加以说明。

洞山和尚是云崖和尚的及门高足，有人问洞山和尚：“你赞成你的老师云崖和尚的话吗？ ”洞山和尚回答说：“半肯半不肯。 ”那个人又问：“为什么不全部肯定？ ”洞山和尚说：“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 ”

唐德刚对胡适的态度，也是“半肯半不肯”。这种态度看似大逆不道，其实是对学术的一种尊重，也是为了不辜负胡适、不辜负文化，诚如他自己所解释的那样：“对他们的老师不愿‘全肯’，不是不敬爱其老师，正是由于‘不辜负先师’才不愿‘全肯’。 ‘全肯’则没有进步，没有进步则文化便停摆了。做个胡老师真正的学生，就要遵从师训，不能‘全肯’，‘全肯’便是辜负文化了。 ”

唐德刚对胡适的这种批评精神，其实就是在践行亚里士多德的那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