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8日，胡适到华盛顿，先拜会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王正廷告诉胡适，听了他的演说《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在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向全美听众作广播演讲），他一直很激动。

10月20日，在王正廷大使的陪同下，胡适到白宫拜访了美国总统罗斯福。这是胡适首次拜见罗斯福。罗斯福很关心中国战局，一开始就问胡适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这个冬天，因为当时日本狂妄叫嚣三个月灭中国。胡适回答得很肯定，在介绍了中国军队顽强抗战精神之后，表示一定能坚持。

和那些使用官方语言和外交辞令的政客相比，胡适这样实话实说的学者的话显然更可信。罗斯福也被胡适讲话所营造的气氛感染，他很诚恳地嘱咐胡适和王正廷，不要悲观，相信中国抗战会获得很多国家的支持，会取得一个满意的结局。

胡适感觉到了，罗斯福总统“态度甚诚恳”，其基本立场是倾向于中国的。告别白宫后，胡适立即发一份电报，将他与罗斯福总统交谈的情况汇报给蒋介石。

接下来的日子，胡适继续挥舞他的“讲演”武器。

11月13日，胡适在纽约外交政策协会，又作了一次非常精彩的演说——《远东冲突后面的问题》。胡适强调，日寇侵略中国，不仅与中国国家、民族的合法生存发生巨大冲突，而且与新世界的秩序契约、道德限制发生严重冲突。中国奋起抵抗与遏制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整个世界作战”，是“为了维持国际间的法律与秩序，挺身作战”。因此，目前中国的抗日，应该受到整个民主世界的同情与支持。支持中国抗日，也正是在保卫自己生存的权利、道义准则以及维护和平。

如果查阅一下资料，看一看当时所发表的关于抗日战争分析的文章， 像胡适这样对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和平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如此透彻分析的，恐怕很难见到。而在文化界，能发出这样有独立思想的政论声音的书生，更是凤毛麟角了。

2月19日，在细约外交政策协会举办的“关于远东战争讨论会”上，胡适发言宣告面对日本无止境的侵略，中国是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战。他指出，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面积相当于欧洲的五分之一，侵略者犯下许多残害中国人民的阴谋罪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仇恨。此次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的普遍同情和支持。

1938年1月3日，胡适在弗拉基米尔•G.希蒙克维奇教授和夫人办的格林饭店演讲。4日，胡适和一群银行家聚餐后演讲，并回答大家提出的有关中日战争的问题。8日，胡适冒雪赶到克利夫兰，10日中午，在克利夫兰饭店，对“对外关系学会”的会员做了《中国为自由而斗争》的演讲，并回答提问；共有五百多人参加。11日中午12点在奥伯林礼拜堂演讲。下午4点半来到奥伯林大学，做了长篇演讲《中国的战争及其问题》。14日，胡适前往华盛顿，在“循序渐进教育联合会”年会演讲《教育：面向和平还是战争》。24日晚10点半，胡适从纽约出发，开始了他为期53天，横跨美国东西部，纵横美国和加拿大两国，行程11000多英里，面向美、加两国广大民众的大演讲。

在做上层和知识界、工商界的工作的同时，胡适也很注重与底层民众接触，宣传中国抗战性质。比如1938年2月4、5、6日三天，他在斯波肯共演讲了７场，演讲对象基本上都是美国普通民众。3日晚上9点多到达，4日上午在东华盛顿教育学院讲演《中国形势》。中午在刘易斯及克拉克中学，面对2200多名学生及教职员做了中国抗战的演讲。晚7点50分又到西维克大厅，面对1000多名市民做了《陷入战争的冲突》的演讲，演讲持续一个多小时，无一人离去。5日中午与斯波肯商学界领袖聚餐时回答他们关于中国抗战的提问。晚上到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之后，又应侨胞的邀请前去演讲。6日晚上，到卫理公会中心教堂面对1200多名信众发表演说。

胡适的演讲、游说，一直没有中断，他已走遍美国、加拿大各大城市，会见各方知名人士，揭露日本的侵华暴行，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

结束美国、加拿大之行，胡适又去英国、瑞士等地巡回演说，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人民为何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争取各国人民与政府的同情和支持。

胡适讲演的大体内容是；

一是坚信中国一定能打赢这场反侵略战争。一到旧金山，胡适就做了题为《中国能赢么？》（Can China Win? ）的演讲，他用两个月来中国抗战所取得的战绩来说明只要坚持下去，中国的抗战一定能取得胜利。

二是申说中国抗战的性质与国际意义。胡适在演讲中反复申说，今日远东冲突后面的问题有两个：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国家主义合法渴望的冲突、日本军国主义与新世界秩序道德限制之间的冲突。中国需要和平，但自“九一八”以来的6年中日本发动了7次战争；中国需要统一，可是日本却偏要把中国分裂，并成立由日本控制的伪政府；中国需要外来的经济与工业援助，但是日本却在1934年4月7日公开宣布反对外国对中国提供此等援助。

关于中国的抗战对全世界的意义，胡适分析道，自20世纪初，各民主国家起而发动和平运动，国际间为寻求产生一个新的理想主义世界秩序，而出现了一个新的国际理想主义理论。不幸的是德、意、日军国主义集团认为世界新秩序，有害于他们的侵略野心与毁灭他们所能利用的机会，进而毁坏创建新秩序的努力，这种对新秩序的毁坏也使世界包括美国等大国受到屈辱与威胁。因此，中国的抗战，也是为了维持国际间的法律与秩序而挺身作战。

三是呼吁美国人放弃消极的绥靖主义。胡适在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演讲的是《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What China Experts ofAmerica in the Present Crisis ）。胡适告诫美国，在这个拥有无线电与越洋机船的现代世界中不会有所谓孤立的国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最终参战为例，分析了美国在这场看似仅为中日战争中面对日本一步步无赖挑衅所必然出现的“前途”。最后胡适提出了对美国的“期望”：“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

中立、孤立政策在此时的美国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意愿，连美国政府及美国总统都不敢轻易拂逆，胡适敢从这个问题入手来发表演讲，确实够大胆；胡适用严密的逻辑，同样情境下的历史事实以及高超的演讲技巧，无可辩驳地说明了美国式消极中立，随着战争的发展，将面临无可挽救的破产与失败的命运。

四是反对和议。胡适坚持认为此时主和，必须要中国大牺牲，对这场战争，中国除了战斗，别无出路。针对所谓和平主义提出的“不抵抗”也能达到和平的主张，胡适在《武力与世界秩序》等演讲中指出：要想不抵抗也能达到和平成立，必须假定一个更高更有力的秩序的存在，否则是空谈。

至于每一场讲演讲什么，要看他所面对的听众，他们最关心什么，最想知道什么。由于讲演准备的充分，演讲技艺的高超，加之胡适的威望与影响，人们不仅乐意掏钱买票来听（收入往往捐给中国），常常连会场过道也站满了人，人们一站一两个小时不动，有的实在站不住了就席地而坐。听完了有的人会为中国的抗战感动得流下眼泪，并根据自己的能力为中国捐款。有的政要听了胡适的演讲，感慨地说，原来中国是在打“我们的战争啊”。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美国逐渐修正了中立法，改变了中立的态度，转而支持中国。这固然是形势的逼迫与唤醒，但也不能否认胡适通过宣传为此付出的努力以及由此打下的一定的民众与舆论基础。

胡适在美国的演说和活动，对外也产生很大影响。

据那时住在日本的杨鸿烈致胡适信中说：“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按，指胡适)是他们的‘侵略主’的大对头，……先生在美的一言一动，日本的报纸都详为揭载。日本人或以为先生故意诬蔑他们的皇军在我国施行武力的假“王道政治”；或以为先生们善于为有组织的宣传，而同时政府又肯拨给巨万的宣传费，不似日本代表宣传技术既已拙劣，政府又过于小气(器)，故使美国排日的空气甚为浓厚，云云。

胡适为国家办差，自然有经费开支，但是，他从不乱花一分钱。据同行的张忠绂回忆，他们到美国后，凡事节俭，住最便宜的旅馆房间，胡适还主动提出自己不拿月薪。他谢绝英、美几家大学的高薪聘请，放弃许多娱乐活动，日夜奔波，“为国效劳”。他告诉夫人：“到纽约六个月，只看一回戏，看一回电影，连老朋友过纽约，都顾不上照应。”他为水深火热中的祖国椎心泣血，忧心忡忡，“心里时时想着国家的危急，人民的遭殃，不知何日得了”。

正是由于胡适这段公共外交活动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当年7月国民政府动议让这位从未有正式外交经验的学者，代替老牌外交家王正廷出任抗战期间最为重要的驻美大使。在这段时期，胡适告诫国人“和比战难”，他提出的“苦撑待变”成为这一时期的外交方针。他通过公共外交唤起了美国乃至世界民众对中国抗战的认识、同情与支持，打开了美国对中国抗战进行实质性援助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