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罗家伦的《国父年谱初稿》，孙中山在北京病危(1925年2月），西医束手，他的家属和从人推李石曾专赴天津找回胡适，由胡适劝说先生试服中医所开药剂。虽然最终无效，这事却表明晚年孙中山对胡适颇为尊重。或许因此缘故，胡适一再作文，借批评孙中山“知难行易”论，反对国民党当局假说人权以掩饰思想专制，起初还能得到蒋政府的容忍。

无论如何，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统治下，能听到不同意见，能存在反对的声音，还是很了不起的。

然而，当胡适的“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一文，追述历史证明孙中山《建国大纲宣言》的错误及“恶影响”，蒋介石们便难以忍受了。胡适说：“自从‘ 民国’二年以来，那一年不是在军政时期？‘临时约法’何尝行过。‘天坛宪法草案’以至曹锟时代的宪法，又何尝行过。”“故十几年政治失败，不是骤行宪法之过，乃是始终不曾实行宪法之过，不是不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遽行宪法，乃是始终不曾脱离拨乱时期之过也。”胡适的结论是：“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

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训政，当时还有来自中共和左派人士的批判，要比胡适和新月派猛烈得多，如瞿秋白就将蒋介石连同孙中山的训政论彻底否定。比较起来，胡适的批评，无非说训政缺乏合法性。而所谓“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并没有击中国民党“独裁”的要害。因为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本来是在苏联派来的鲍罗廷策划下进行的。此人在孙中山死后，仍做国民党政府高等顾问，直到国民党宁汉合流之前被武汉的汪精卫当局解聘。已在近四年任内使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派，习闻列宁、斯大林的政党学说，已将“一党独治”视作天经地义，所以对胡适批评他们“专政”，并不在乎。

他们在乎的胡适批评有两点。一是说他们既然承认训政需要“法治基础”，却连起码的“约法”都未制定。二是指责他们刚颁布“保障人权”法令，却旋即从国民党政府主.席到省市党部头目便随意破坏。由于胡适的舆论领袖地位和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的影响力，而他又与已被宣布为“反革命”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及其左派同路人不同。被视为敌人的人的反对，是顺理成章的事，而胡适是不同的，至少属于中间势力，这让国民党政府如何受得了，显然也更可怕。因而蒋介石们对胡适们的批评，犹如芒刺在背，已无法容忍。

当时上海、青岛、天津、北平、江苏、南京等几个省市的党部，呈请政府“严予惩办”；国民党中央常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行政院，层层公文训令，最后由教育部出面警告中国公学和胡适。

教育部的部令中引了六件公文，有的说：查胡适近年以来刊发言论，每多悖谬，如刊载《新月》杂志之《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等，大都陈腐荒怪，而往往语侵个人，任情指谪，足以引起人民对于政府恶感或轻视之影响。……胡适殊不能使之再长中国公学。而为纠绳学者发言计，又不能不予以相当之惩处。

随即，国民党中常会又制定了一个《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通令全国各级学校教职员学习党义，并规定“平均每日至少须有半小时之自修研究”。这便是因胡适“人权”案而引起的，国民党最先创造的“天天读”。

胡适也不示弱，随即将“部令”退回教育部长蒋梦麟，并致函这位部长先生：“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

信中还说：“若云 ‘误解党义’，则应指出误在哪一点；若云‘语侵个人’，则应指出我的文字得罪了什么人。贵部下次来文，千万明白指示。若下次来文仍是这样含糊笼统，则不得谓为‘警告’，更不得谓为‘纠正’，我只好依旧退还贵部。”

最精彩的是，胡适接到教育部上述训令之后，特别将令文中的错误一处，别字二处，标出改正：“又该令所引文件中有别字二处，又误称我为‘国立学校之校长’（引注：中国公学为私立高校）一处，皆应校改。”

蒋梦麟与胡适私谊甚笃，这回“奉令警告”胡适，无疑被迫充当蒋主.席中正的出头椽子，也无疑搜肠刮肚，想出“训令中国公学”的方案，并以附送 “公文 ”，暗示训令来头，希望老友知趣闭口。岂料胡适反而公事公办，彰显他不屈从权势而恪守信念的品格。不消说胡适很懂得诉诸舆论，将此事捅给报界，顿时闹得沸沸扬扬，反而使蒋介石们假说人权行真专制的面目，在他们极力争取的文化精英中间，也暴露无遗。

看来蒋介石们很会制造奇文。在南京教育部“奉令警告”胡适的同时，国民党中常委、中宣部长叶楚伧，为双十节作文《由党的力行挽回风气》。此文劈头便称“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随即数落“眼前”从政治道德、民族气节到社会风尚的环境种种“不幸”，都是从清朝皇帝以来上下中外各种势力造成的。胡适敏感地察觉，“今日我们不能避免的新旧文化问题”，已被国民党权力者提出来了：“如果三百年前的中国真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 ’，那么，我们还做什么新文化运动呢？我们何不老老实实地提倡复古呢？”

于是胡适决定站出来回应了，在叶楚伧奇文满天飞的一个半月后，刊出长篇驳论《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文章言道：“‘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

“今年双十节，我在杭州车站买了一张杭州报纸的双十节号，忽然看见这样一句大胆的话。我吓了一大跳，连忙揩揩眼镜，仔细研读，原来是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先生的大文，题目是‘由党的力行来挽回风气’。

“叶部长说：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自从觉罗皇帝、袁皇帝、冯爵帅、徐阁老，以及文武百官，衣钵相传，掘下个大坑，政治道德扫地无遗。洋大人，外交人才，买办，跑街，以及西崽，也掘下个大坑，民族气节又扫地无遗。张献忠、白莲教、红灯罩、共产党，——这一套；保皇党、研究系、同善社、性欲丛书，——这又一套；大家在那里炫奇斗胜，分头并作，一坑又一坑，将社会风尚又搅个落花流水。这样一个不幸的环境摆布在眼前，任你是谁，偶一不慎，便会失足灭顶。……

“我看完了这一篇文章，心里很有点感触。这一个月以来，我时时想到叶楚伧先生的话，时时问自己：‘觉罗皇帝’以前的中国，是不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是今日我们不能避免的一个新旧文化问题的重要之点。如果三百年前的中国真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那么我们还做什么新文化运动呢？我们何不老老实实地提倡复古呢？黄金世界既然在三百年前，我们只须努力回到觉罗皇帝以前的“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就是了。

“不幸叶部长的名论终不能叫我们心服。叶部长做了几年的大事业，似乎把中国历史忘记了。叶部长似乎忘了女子缠足已有一千年的历史，全国士子做八股也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张献忠之前也曾有过魏忠贤，魏忠贤之前有过刘瑾，刘瑾也曾有过仇士良，有过十常侍。叶部长又似乎忘了白莲教之前也曾有过提倡烧指焚身的佛教，也曾有过最下流的拜生殖器的各种中古宗教。叶部长似乎又忘了张竞生博士以前也曾有过提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的礼教和无数无数血泪筑成的贞节牌坊。叶部长又似乎忘了洋大人和外交人才以前也曾有过五胡之乱和金元的征服。

“然而，叶部长正式宣传道，三百年前的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

“我们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不能不宣告叶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

“我们看了叶部长的言论以后，不能不进一步质问：叶部长所代表的反动思想究竟有几分可以代表国民党？国民党时时打起“除封建势力，打倒封建思想”的旗帜，何以国民党中的重要人物会发表这样拥护传统文化的反动思想呢？究竟国民党对于这个新旧文化的问题抱什么态度呢？在近年有新文化运动史上国民党占什么地位呢？

“要解答这几个问题，我们不能不先看国民党当国以来实地设施的事实。我们可以举几组的事实做例……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至于舆论呢？我们花了钱买报纸看，却不准看一点确实的新闻，不准读一点负责任的评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说几句负责任的话，讨论一个中国国民应该讨论的问题，便惹起五六个省市党部出来呈请政府通缉他，革掉他的校长，严办他，剥夺他的公权！然而蒋介石先生在北平演说，叶楚伧先生在南京演说，都说：上海的各大报怎么没有论说呢！

“所以，在思想自由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党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再举文化问题本身做个例。新文化运动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但国民党至今还在那里高唱“抵制文化侵略”！还在那里高谈“王道”和“精神文明”！还在那里提倡“国术”和“打擂台”！祀孔废止了，但两个军人（鲁涤平、何键）的一道电报便可以叫国民政府马上恢复孔子纪念日。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现在对我们宣传“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但叶部长还把这个黄金世界放在觉罗皇帝以前，去年何键先生便进一步，说现在的思想紊乱和道德堕落都是“陈匪独秀和胡适”两个人的罪恶了！我们等着吧，“回到黄金世界”的喊声大概不久就会起来了！

“所以在这对文化问题的态度上，我们也不能不说国民党是反动的。

“以上不过列举三例来说明，至少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

“这些事实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国民党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态度，都有历史的背景和理论的根据。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维护传统文化的成分，因为国民党本身含有这种保守性，故起来了一些保守的理论。这种理论便是后来当国时种种反动行为和运动思想的根据了……

“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