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边提到过，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早就有意请胡适加盟并委以重任。

1921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正式决定，派高梦旦专程北上，邀请胡适南下。

4月，高梦旦赴北平，几次敲开了北大红楼西面不远的钟鼓寺14号的大门，这是胡适搬来不久的新住处。

高梦旦极为客气地请胡适去“帮他的忙”，“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我们盼你来做我们的眼睛”。他还说：“北京大学固然重要，我们总希望你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事业。我们的意思确是十分诚恳的。”

雄居远东最大出版机关的商务印书馆，财大却不气粗，烜赫却不凌傲，竟如此的谦和、诚挚。胡适开始婉谢，但终于不便坚持，答应暑假“去住一两个月，看看里面的工作。并且看看我自己配不配接受梦旦先生的付托”。

高梦旦提出胡适带家眷同去，并且重复提了几次，对此，胡适倒是没有答应。

张元济自然极高兴。5 月15日致函胡适表示：“不胜欢忭，且深望暑假既满，仍能留此主持，俾同人等得常聆教益也。”

6月23日，高梦旦又致函胡适：“此间关于编译事全赖先生主持。一切情形，非笔墨所能尽，可俟到沪面详。惟有一节不能不预定，则移眷是也。”家眷同往，高梦旦几次面请，现在又说，惟此事要“预定”。如果表示客气，也不必说得那么多，那么重，这就有点诡谲了。

有人认为，一向淳厚甚至有点古板的高先生，在这里使了个“半诳骗”，想用家眷拖住胡适。或许他们听到风传，胡适惧内，想通过好生接待，取得江冬秀的好感，对胡适施加影响。商务可以想到的都想到了，可谓“费尽心机”、志在必得。

胡适是个大忙人，这年春天又病了一个月。他做学问“发愤得不近人情”，届时政治热情开始“破茧”，又刚刚送走恩师杜威，有太多的事要办，有太多的文章要写。

但他没有爽约，7月16日冒着酷暑，乘津浦线火车离北平赴沪。

翌日抵沪时，张元济、高梦旦、李拔可、庄伯俞、王仙华、颜任芝等商务高层到车站迎候，自不在话下。当时《商报》报道称：该馆“言明薪金五千元（比大总统舒服）”。“该馆扫径结彩”，“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方之省长接任，有过之而无不及”，简直同梅兰芳在天蟾舞台“第一日登台一样”云云，极尽渲染夸饰之词。

胡适对这次上海之行是重视的、认真的。他中断多时的日记，续写的第一天是1921年4月27日，记录的即是商务印书馆邀请之事。

胡适到沪后，他后来回忆说：“天天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去，高先生每天把编译所各部分的工作指示给我看，把所中的同事介绍和我谈话。”

他深入编译所各部门和图书馆，列席编译会议，与郑振铎、沈雁冰（茅盾）、叶圣陶、郑贞文、杨端六、华超、钱经宇等人讨论改革措施。杨端六畅述“馆中最大的弊端是不用全力注重出版而做许多不相干的小买卖。编辑所中待遇甚劣，设备（图书、房子）甚不完备，决不能得第一流人才”。遂又递交《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改组办法大要》，列十四条。此外还有华超、郑振铎、郑贞文等也写了书面意见。他们都不是等闲之辈，又身处商务多时，有深切的体验。胡适的到来，无疑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使他们的许多想法得以整理，从蒙眬变得具体和清晰，然后有条理地表达出来。

“此人的学问道德 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商务印书馆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留住胡适。

老辣如张元济,因求才心切，终于“金沙成翳”而看走了眼。但得与失是很难说的，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胡适是个重情义、懂感恩、有担当的人，他不能加盟商务，但他深深地知道，对商务的最大回报，就是推荐一个合适的人自代。也许他心中早有人选。他在声望上，与胡适不啻霄壤之别，却也是个将帅人物。胡适心中早有对商务印书馆更重要，和比自己更合适的人选——王云五。

王云五比胡适略长几岁，只读过三年书，全靠自学成才，当过孙中山秘书，在中国公学教过胡适英语，还辅导过他“大代数和解析几何”。届时在商务印书馆附近的一个小书局主编公民丛书，“立志要打倒”商务印书馆。

7月23日，胡适到沪才一周，便去拜访老师王云五。他在当日日记中称：“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二千本，中文书也不少。他的道德也极高，曾有一次他可得一百万元的巨款，并且可以无人知道。但他不要这种钱，他完全交给政府。……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

在随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胡适与王云五频繁互访，倾心长谈。

自然，胡适推荐了王云五；自然，胡适返回了北平。叫人拍案的是，商务印书馆竟然接受了33岁的王云五。在这个历史关头，张元济思变，高梦旦让贤，胡适担当，商务印书馆的几个老前辈，用胡适的话说是“把他们毕生经营的事业，付托给了一个他们平素不相识的人”。

这不是说故事，也不是演电影，而是真人真事。

表明在那样一个时代，有那样一群人，曾经有过那样的辽远眼光，有过那样的决断气魄，有过那样的宽广胸怀。

胡适特别赞赏这件事，说“这是一件美谈”。商务印书馆的“几位老辈”，“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这是值得大书深刻，留给世人思念的”。

他也极自得，在日记中写道：“此事使我甚满意，云五的学问道德都比我好，他的办事能力更是我全没有的。我举他代我，很可以对商务诸君的好意了。”

胡适于9月7日离沪返北平，他应该不会有遗憾和惋惜，反而有一种卸担后的轻松，和完成一件大事的欣慰。

但事情并没有完，对商务印书馆，胡适还有要尽的责任。

返北平后，胡适陆续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草拟了《商务印书馆的考察报告》，计一万多字。从大政方针“用营业的精神与手段来提倡那些须提倡的书”，“用研究的态度来做那些营业上利益最大最厚的书”；以及图书馆，科学实验室，编译员会议及编译员各种待遇，古籍、教科书、字典出版等等多如牛毛的细枝末节都谈到了。

9月底，张元济前往北平，10月1 日，胡适送来考察报告，三天后，张元济与胡适详谈，认为改革提议都切实可行。

当年12月，王云五正式就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开始，王云五有些怯场，这毕竟是国内最大出版机构的最核心、最具主导地位的部门——只肯做高梦旦的副手。但胡适的举荐成了伯乐的鼓励，商务的信任又推演了这种鼓励，使他如帆鼓风，如马策鞭。他持“激动潮流不宜追逐潮流”的理念，以“教育普及，学术独立”的方针，进行整顿，引进了朱经农、竺可桢、顾颉刚、杨杏佛、秉志、胡明复、唐钺等国内知名学者，给商务带来了新气象。

1930年又任总经理，实行“科学管理”，既大刀阔斧地开拓，又“化整为零”一点一滴地渐进，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尤其在1932年“一 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到重创，他以“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艰难奋斗，终使商务得以恢复并发展，出书册数从1921年的772册至1936年猛增到4938册，翻了六倍以上，占全国分额的近53%，实现了商务印书馆的第二次飞跃，与当时麦克米伦（Mcmill an）、麦格希尔（McCraw-Hill）并列为世界三大出版社。集才气、学问和商道于一身的王云五，对商务印书馆的贡献，得到公认。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万雄先生曾说：“从世界范畴，一家出版社与其国家民族的文化和教育的演变，作用如斯大、影响如斯深远，也属罕见的。”

北京大学教授郑师渠说：“商务印书馆与《新青年》、北京大学三足鼎立，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三大重镇。”

而胡适不是一次抽彩和冒失，是他深刻智慧和伯乐之能，把一个合适的人物推到了合适的位置上。

光荣属于王云五，光荣属于张元济和高梦旦，光荣同样属于胡适。

当然，这些都为后话。

忙人到哪里都要忙。胡适赴沪专门是为了商务印书馆的事，但人一到上海，各种各样的事就找上了门。而胡适则又是个有求必应的人，只能忙得不可开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