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29日，杜威夫妇到达天津，由胡适迎至北京。6月，杜威在北京先后作了《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现代教育的趋势》的演讲，此后直到1920年3月，杜威主要在北京各学术机关团体演讲，基本都是由胡适担任翻译。9月，北大正式聘请杜威为客座教授，为期一年，这中间胡适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前边提到过，杜威来华讲学， 1919 年 5 月自日本抵上海，1921 年 7 月离北京回国。两年多期间，曾在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 11 省举行演讲。在北京、南京两地作系统讲演，在北京高师、南京高师两校讲学。报刊大量发表其讲演，如《新教育》杂志 1 卷～3卷各期均宣传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理论，并刊出“杜威专号”。

北京晨报社出版《杜威五大讲演》，两年内印行十几版。并出版北京高师和南京高师两校学生的听课笔记：《杜威教育哲学》和《平民主义与教育》。稍后，其《民本主义与教育》等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

《杜威五大讲演》内容囊括了实验主义哲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等思想。在杜威讲学的推动下，当时的中国形成一股实验主义的热潮。几乎所有具有影响力的报纸杂志竞相报道杜威的行程，连篇累牍地刊登杜威的演讲录，知识界纷纷撰文介绍、评论杜威的学说，各种各样社团以及相应的报刊陆续诞生，各级各类学校大力试验杜威的教育学说。杜威的大名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国土上到处传扬。要知道，杜威来华正值中国政治上、思想上、社会上风起云涌之时，知识界正在进行“新与旧”的论争，杜威的到来壮大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力量，他的系统学说更成为当时中国政治领域、思想领域和教育领域的主导潮流，极大地推动了民主与科学的传播。

近一百多年来，难以计数的外国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先后传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杜威这样一位西方的思想大师，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亲自来到中国讲学，其停留时间之长，所到地域之广，宣扬自身学说之丰富，产生影响之广泛，是其他任何一位外国思想家、学者都无法与其相比的。

如胡适所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

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达成共识要“以儿童为本位”以及“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指导思想进行学制改革。这一指导思想借用了杜威“儿童中心说”的教育理论，化用了杜威的“智能个性论”和“共同活动观念和习惯学说”。

1922年11月1日，上述指导思想下的“新学制”颁布，史称“壬戌学制”，该学制采用美国式“六三三”分段法，奠定了中国基础教育的基本格局，是中国基础教育新旧交替的分水岭，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影响，中国基础教育的教材选编上也打破了之前陈腐、学究气、脱离实际、一成不变的局面，更多地从儿童的天性和爱好出发，关注现实，并讲求实用性。而杜威的“活动课程论”影响了中国1920年代开始的课程改革，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在中学采用学分制和综合课程制，与之配合则要求开设大量选修课。

教育学在中国大学中成为一门独立设置的学科,发端于1920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办教育研究科。研究科的创立与一年前到访中国的杜威实有密切的联系,北高师既借助了“杜威热”的影响,也得到了杜威的直接襄助。杜威在北高师的授课,不仅是为了推广其实用主义教育理念,更是为了将教育学这样一门现代学科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来。Democracy and Education原本就是作为大学教材编写的,被来华讲学的杜威选为授课教材主要也是基于这方面的考量。杜威的授课实际上奠定了中国教育学的学科基础,培养了第一代中国本土的教育学者,这是他的理论能持续而深远地影响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

杜威对中国教育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是他的思想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学者。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时直接指导及授课的学生包括后来的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教育家陶行知、中国幼教事业开创者陈鹤琴、北大校长蒋梦麟、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浙江师范学院院长郑晓沧等，这些人把对杜威教育理念的继承、发扬和改造应用于实际，他们的教育版图从幼儿教育贯穿高等教育。

杜威来华讲学，使“吾国教育界顿开一新纪元”。这一新纪元包括教育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教育理论方面，以杜威的弟子为核心形成了中国杜威教育学派，输入了教育哲学的新学科，开启了教育学科发展的新方向；在实践方面，将杜威的思想应用于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和幼稚园教育，进行南高师的教育教学改革，创办南高师附小、附中、鼓楼幼稚园、晓庄乡村师范等中国式“杜威学校”，推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学派”是由一个人物的核心思想及其追随者和实践者而成的学术流派。杜威来华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师承性学派”。学派的代表人物以杜威在华弟子为核心。其中，杜威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他们分别将杜威的教育思想在高等教育、社会教育与平民教育、幼稚园教育上得以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

如果说胡适是杜威哲学在中国的集大成者，那么陶行知可以说是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集大成者。陶行知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而且把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结合中国“五四”时期的社会现实，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创办乡村师范，将生活教育理论付诸实践。

陶行知教育理论的核心是生活教育，他与杜威一样批判传统教育与生活的脱离。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到陶行知这里成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颠倒，而是反映了不同的思路、不同的理念。杜威所要解决的是教育与生活脱节、学校与社会分离的问题，提出的方案是为了更好地完善学校教育；而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急需的不是完善学校教育，而是唤醒社会大众的民主意识。因此，陶行知反对把目光限在学校教育改进上，这样做太狭隘。

他指出：“教育可以是书本的，与生活隔绝，其力量极小。那全部生活去做教育对象，然后教育的力量才能伟大，方不至于偏狭。”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就是要发挥生活的教育作用，把社会办成学校，去教育广大民众，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唤醒他们的民主意识。遵循这一思想，陶行知重视平民教育、社会教育。

1923年5月，他与黄炎培(1878-1965)、晏阳初(1890-1990)等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还与朱经农(1887-1951)合编《平民千字课本》，通过筹办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平民问字处推行平民教育。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是其生活教育的方法.论，这一方法不只是运用于南高师的教学改革中，还体现在他所创办的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实践中，开展乡村教育。“教学做合一”是对杜威“做中学”的创造性发展。

杜威的“做中学”只重视“行”，没有其他。陶行知则从行知互动，“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上阐释知行合一于行，在认识论上不同于杜威的“做中学”。由此可见，陶行知不仅创造性发展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更可贵的是，他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将之运用到民主社会建设之中。

杜威来华讲学既然作为一项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影响和意义是双向的。一方面，杜威的实验主义学说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华所遭遇到的一切也进一步构成其眼中的中国形象。在华期间，杜威通过给女儿的私人书信以及给美国国内刊物写报道等方式，向美国人民传达了中国当时正在发生的一切变化。并且，他在中国所作的两百余场讲演无不紧扣五四时代主题，围绕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思想、哲学、学生运动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从而，极大地满足了当时中国社会改革和思想文化革新的要求。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这也就使得他的中国之行，在现代中国的思想史、教育史和政治史上都具有了某种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