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北京大学，简称“北大”，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位列“双一流”、“211工程”、“985工程”，入选“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为九校联盟、松联盟、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京港大学联盟、亚洲大学联盟、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环太平洋大学联盟、全球大学校长论坛、21世纪学术联盟、东亚四大学论坛、国际公立大学论坛、中俄综合性大学联盟成员。

北大拥有31个国家级研究机构、93个省部级研究机构和19个校地校企共建机构。

北有清华北大，南有复旦交大，在当下中国，一个考生能考上北大，虽然比不上古时候中状元，但肯定不比中举差。

在回顾蔡元培任校长之前的北京大学的历史，不能不谈到二个人，其一是何燏时，其二是胡仁源。

何燏时（1878年－1961年），字燮侯，浙江省诸暨县人。

1898年清政府选派学生留日，何燏时以优异成绩入选。到日本后，他先进预备学校学日语，1899年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1902年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工科采矿冶金系，1905年7月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获工科学士学位。他是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正规大学毕业第一人。

1906年春，何燏时自日本回国，任浙江省矿务局技正，同年冬调北京任学部专门司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1907年他奉命到日本考察大学制度，筹划图书设备及建筑事宜，历时数月，返国后就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即工学院院长），兼新校舍建筑主任。

他性格刚毅，行事果决，一扫旧日官场拖沓之风，在其主持下，1909年建成京师大学堂德胜门外新校舍，1910年2月京师大学堂正式成立经、法政、文、格致（理科）、工、农、商等7科，由此初具大学规模。

1913年秋天，教育部为减省经费，几次要停办北京大学，欲将之并入天津北洋大学，遭到何燏时及全校师生反对。

何为此给大总统呈文，曰:“办理不善，可以改良；经费之虚糜，可以裁节；学生程度不齐一，可以力加整顿，而唯此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要遽行停止。”

由于何燏时和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与社会舆论的压力，当局准备裁并北大的企图被打消。虽然不久，他因与当时的教育总长发生龃龉，并不满袁世凯独裁而辞职。

何燏时任职京师大学堂和出掌北大时，正值北大逐步走向正规大学的关键时期，学科的设置，校舍的兴建，经费的筹集，风纪的整顿，学制的改革，学校的保全，“何皆与有力焉”。他且又以校长之力，延揽许多人才到北大任教。据沈尹默回忆，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及他自己，皆由何延揽入北大。

这是个极有民族气节的人，1932年伪满政府成立，其旧友郑孝胥、罗振玉欲推举其出任伪教育部长，为他坚决拒绝。

抗日战争时期他因积极抗日，被推举为浙东游击区人民代表，两次参加浙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45年1月，在浙东敌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当选为参议会副议长。

新中国成立后，何燏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政.协浙江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等职。

胡仁源（1883－1942）字次珊，号仲毅，浙江吴兴人。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举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考入南洋公学特班，后留学日本，毕业于仙台第二高等学校。此后留学英国学习造船，毕业于推尔蒙大学。

回国后历任江南造船厂总工程师、京师大学堂教员、北京大学预科学长、工科学长，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校长。

离开北京大学之后， 曾任贾德耀内阁教育部总长，后于1926年3月接替茅以升担任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卸任后任浙江大学工学院教授。此外，他还编写了《中等应用力学》《机械工学教科书》，翻译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萧伯纳的《圣女贞德》。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原院长卢良恕就是胡仁源先生的外孙。

1913年11月，胡仁源(1883—1942)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后正式担任校长。胡仁源本人科举及第后，曾进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学习，随后留学日、德等国。一般认为胡仁源的教育思想较为守旧。他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所聘请的一些教授，多系清末遗老和士大夫，如辜鸿铭、刘师培、姚仲实、陈石遗、黄季刚等人。

1917年入读北大，后曾任民国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有一段评价：“等到辛亥革命以后，称为国立北京大学，最初一些做过初期校长的人，对于这个学校，也没有什么改革，到了袁世凯时代，由胡仁源代理校长，胡仁源为人，一切都是不足道，但是听说当时不曾列名于筹安会，上劝进表，倒也算是庸中佼佼者。”

也就是说，罗家伦对蔡元培入主北大前的几任校长都评价很一般，只对胡仁源拒绝拥戴袁世凯称帝一事很为称道。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策动军阀官僚和御用文人们拼凑各种各样的请愿团体，上书国会要求改变国体，拥戴他当皇帝。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和教授也成为他竭力拉拢和收买的对象。他先封胡仁源为“中大夫”，又授给北大一些教授四等、五等“嘉禾章”。接着他的儿子袁克定“就使人说仁源率大学诸教授劝进”，但遭到胡仁源和北大教授们的严词拒绝。

“仁源本诸教授之意持不可，谢使者。大学遂独未从贼。”面对权势不为所动，坚守道义，体现了胡仁源的风格气节。

胡仁源对北大也进行了一些整顿工作和一系列规划，对本科和预科分别进行调整充实，陆续引进了一批国外留学归来的中青年学者来校任教，尤其在1913—1915年，陆续聘任了一批留日归国、倾向革新的章太炎弟子，如马裕藻、朱希祖、黄侃、沈兼士、马叙伦等人到北大文科任教。这些学者注重考据训诂，以治学严谨见称，这种学风以后逐渐成为北大文史科教学与科研中的主流。

1915年11月，胡仁源根据蔡元培主持定制的《大学令》，设北大首届评议会，聘请陈介石、辜鸿铭、冯祖荀、俞同奎、陶孟和等为评议员，议决校政“大事”。胡仁源的此制度与后来蔡元培改革时的“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胡仁源是将此制度付诸实践的第一人。

“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大“红楼”，就始建于1916年6月胡仁源校长在任期间。

但是，这样一所伟大的学校，一个国家的最高学府，在1916年底，蔡元培到任之前，却远非后来那个享誉学界乃至全中国的最高思想和学术的殿堂，而更像一个藏污纳垢之所。

尽管这时已经是民国五年了，但北大校园还远远不像一个现代大学，甚至不像一个学术机构，很多方面更像是一个衙门，仍保留着前清京师大学堂的规矩。校工见了学校里的“大学生”要称“老爷”，而校工的身份则是“听差”。学生有事找校长，要像下级对待上级官长那样写“呈文”，而校长则把自己的“手谕”写在布告牌上。

学生的来源，多是官僚或富家子弟，来这里就读，不是为了求学问，而是当做“镀金”，为将来在政府里谋取官位积累资本。上课之余，这些学生带着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以至于在民国初年，北京地面上流行着“两院一堂”之说。说的是，出入于当时北京著名的红灯区“八大胡同”妓院中的，多是参众两院的议员，再就是来自京师大学堂的“学生老爷”。

多数友人是不赞成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的，怕因“北大腐败，颓风难挽，整顿不成，徒毁名誉”。但也有少数人主张，“不妨前往一试，即令失败，亦已尽力”。

蔡元培既是应召而回，总不能忘难而却步，因此，后一种意见还是很合他的心意。一定能把北大搞好吗？蔡元培当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总得做过了才能知道，至于“徒毁名誉”之说，他是置之度外的。

如他自己在和范源濂、沈步洲反复研商后所说：“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故允为担任。”

他在此时写给汪精卫的信中，也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于任之者，亦以此。”

原来这位笃信“教育救国”的理想主义者，所以在犹豫是不是就任北大校长，考虑的不是“徒毁名誉”，而是不想因为做官而有误于教育事业。

1917年1月4日，严冬的北京，北京大学的大门口，校工们列好了队站在道上静静等着。过来了一辆马车停在大门口，门帘掀开后，下来了一个戴眼镜的瘦瘦的儒雅中年人，沉静地走到了大家面前。

这就是他们的新校长蔡元培。

校工们马上齐刷刷地鞠躬致敬。谁也没想到，这位校长大人马上也脱下头上的礼帽，郑重地向校工们深深地回鞠一躬。这突如其来的动作，简直让大家又是错愕，又是受宠若惊。

如前所说，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本身充满了官气，而且官本位的劣习一样不拉。也难怪校工们对校长这个大学衙门里“最大的官”给他们这些听差回礼要感到错愕了。

此后蔡元培每天出入校门，当校卫向他行礼时，他照样脱帽鞠躬。

这一“脱帽鞠躬”的寻常举动，给北大带来的却是强劲的震撼，如阵阵春风，在北大的校园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