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0月，蔡元培主政的教育部颁布《大学令》。

《大学令》是民国初期关于大学教育的第一个通令，共 22 条。

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以文理二科为主，须文理二科并设，或文科兼法商二科，或理科兼医农工科者，方得称大学”。

大学内设预科 3 年，收“中学毕业生及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设本科 3 年～4 年，“收预科毕业生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毕业后称学士；设大学院，不设年限，收各科毕业生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

全校设校长 1 人，总辖全部事务，各科设学长 1 人，主持一科事务；教员设教授、助教授，必要时得延聘讲师。

全校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教授若干为会员，校长自为议长，负责审议各学科设置及废止、讲座种类、校内规则、大学院生成绩、授学位等事项；各科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为议长，负责审议学科课程、学生试验、该科大学院生成绩、请授学位者合格与否等事项。私人或私法人亦可设大学。

该令于 1917 年 9 月修正，主要内容有：设二科以上者都可称大学，单设一科者亦可称单科大学；本科修业年限 4 年，预科 2 年；教员设正教授、教授、助教授，必要时得延聘讲师。

这体现了蔡元培民主办学的思想。

日本政府在1918年曾颁布实施《大学令》，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显然是学习日本。

《大学令》准许社会上的民间人士设办私立大学。同年11月又公布《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规定国家对于公立、私立专门学校一视同仁，不同点在于，私立专门学校的开办在呈报教育总长认可时，“须开具代表人之履历”，而“代表人对于该校应负完全责任”。

《大学令》一出台，1912年至1927年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兴办私立大学的热潮，涌现出一大批著名教育家和学校。例如严范孙、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陈嘉庚斥资创办的厦门大学，张謇创办的南通大学，以及大同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中法大学、广州大学、广东国民大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东亚体育专科学校等，这些学校后来成为中国诸多著名高校的前身。

教育部还出台了“整理教育方案草案”，提出“教育自治”的基本原则。其第一条规定，要“变通从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治的教育”，“教育本为地方人民应尽之天职，国家不过督率或助长之地位。……今后方针注重自治的教育者，国家根本在于人民，唤起人民的责任心，而后学能有起色也”。

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谈到民初的教育，有人用空前绝后来形容。空前是肯定的，绝后就未必了，即便是现在不行，也肯定会被未来所超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民国初年的教育搞得确实很不错，这其中蔡元培的作用是公认的。

后袁世凯时代的军阀混战，给国家和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很值得玩味的是，在战火的蹂躏下，教育这一块似乎成了世外桃源，简直成为荒漠中的一片绿洲。除了个别时候，经费得不到保障外，教育几乎没遇到什么磨难。

为什么会这样，或许我们从那些动不动就兴兵作乱，但对教育却格外热心的一些军阀大佬们的故事里，能唔出一些道理。

1921年，曹锟在保定办了一所综合性大学——河北大学，自任董事长。河北大学设文学科、法学科、农学科、医学科，其中文学科又设中国文学系和英文系；学校教师实行聘任制。由于曹锟本人亲自出马办学，这所大学的师资力量在当时非常强。

曹锟常对手下说，自己“就是一个推车卖布的老粗，什么都不懂，办大学就得靠教授”。据说曹锟每逢到了学校，对教授们毕恭毕敬、以师礼待之。他发给教授的工资也超过手下的师长、旅长们。河北大学的教授工资，比当时北京的一些大学稍低，但对于物价比北京低得多的保定，一个月二三百大洋的工资，已属天价。曹锟的副官们每月也只能拿到这个数字的零头。

就是这样，曹锟还感到有些对不住人家，有一次，他看见教授正在用显微镜做试验，内疚地说：“你们这样用脑子，每月那点钱，还抵不上你们的血汗呢。”

一次路过教室，看见夏天课堂上的教授讲课时热得汗流满面，命令校工以后上课要送毛巾给教授们擦汗，后来干脆往教室里装了铁柜，放冰块降温。每逢发工资的时候，曹绲都嘱咐行政人员要把大洋用红纸包好，再用托盘托着、举俸齐眉，恭恭敬敬地送上前去。

曹锟从不干涉学校正常的教务和用人，但却常这样教育学生，“你们要尊敬教授。这些教授都是我从南北各省精选聘请过来的，今后如发现你们对教授有不礼貌的行为，那么我就要你们的脑袋！”这一番话让举座学生闻之错愕。

没受过教育反倒越重视教育，越不懂办起来倒越认真。绿林出身的东北枭雄张作霖20世纪20年代也办了一所影响力非凡的东北大学。他让人看到，目不识丁的武人办起教育来毫不逊色。

张作霖办大学很舍得下本钱，他曾在东北下令，政府经费40%投入教育，这样的比例在世界各国都少见。据曾在吉林做过校长的李鼎彝(台湾作家李敖的父亲)回忆说，每当孔子诞辰日，张作霖都会脱下戎装，穿着长袍马褂，到各个学校给老师们打躬作揖，坦言自己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仰仗各位老师，特地赶来致谢，云云。

东北大学的教学设备在当时国内也数一流。实验仪器和机械，诸如物理和化学仪器、工学机械、动植物标本、图书、工厂设备，几乎无一不备。据1926年的统计，学校藏书共33164册，各类仪器标本共13516件，以及价值达86.53万元的机械设备，为学生阅览、实验和实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至20世纪20年代末，东北大学已是国内学生最多的大学，教授300人，学生3000人，而当时北京大学也只有学生2000人。

北洋的这种重学作风甚至延续到后来民国的一些武人。

1930年9月，韩复榘由河南省政府主席调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时，新省府班子基本上都是他由河南带来的原班人马，只有教育厅长、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何思源来自南京方面，是“蒋介石的人”。与蒋介石有隙的韩复榘一开始对何思源不给好脸色。

由于财政困难，韩复榘欲削减教育经费。何思源愤而面见韩复榘，态度强硬地说：“教育经费不但不能减少，以后每年还要增加……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事关后代青年。主席要我干，就得这样，不叫我干，我就走路！”

韩复榘一听，马上站起来和颜悦色地对何思源说：“决不欠你的教育经费，你放心吧！”

何思源后来回忆：“以后在我和韩复榘同事的八年中，除原有学校大大增加班次外，还添设了一处医学专科学校，一处高中，八个乡村师范，几处初中和职业学校。此外，我还扩充了省立剧院，费用等于两个后期师范，筹备国立山东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名为国立，其实经费几乎完全由山东省支给。因此，教育费每年增加，到了1935年，为普及义务教育，又大大地增加了一笔经费。山东省库从来没有欠过教育经费，韩复榘履行了他的诺言。”

韩复榘在任期间没有向教育界安排过一个私人和裙带关系，而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当时韩复榘周围的人想把何思源从山东排挤走，韩复榘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全省政府只有何某一个人不是河南人和山东人，又是读书人，我们还不能容他？不要越做越小，那样非垮台不可！”

1938年，韩复榘在开封被蒋介石诱捕，为搜罗罪名，蒋介石面召何思源问他：“韩复榘欠你多少教育经费？韩复榘是怎样卖.鸦.片的？”

何思源直言道：“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不出卖.鸦.片。”

韩复榘听了学者梁漱溟的讲学，对他的道德学问很是仰慕，后来韩复榘在山东鼎力支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计划。

梁漱溟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经费主要是靠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河南靠冯玉祥，在山东靠韩复榘。”

这一时期的山西统治者阎锡山，率先在全省实行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自1942年开始，山西全境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能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个百分率，即使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要知道中国的这一历史时期正值抗日战争，在一个战争频仍、离乱不断的环境下，一省的入学率还能到这么高，实属难得。阎锡山曾留学国外，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山西的教育被称为当时中国教育的典范。

还有一段关于四川军阀刘文辉的有名的轶事。1930年代，摄影师孙明经在西康省(旧省名)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而当地的县政府却破烂不堪。出于好奇，孙明经就问身边的一个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刘文辉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尽管他的政令充满了军阀的“霸气”，但其重视教育的雄心与铁腕，使四川出现了“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差”的特殊景象。

至于袁世凯在教育方面的表现，就更为突出了。早在1905年，袁世凯就联名湖广总督张之洞请求清廷废除科举，推广新式教育。据学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统计，袁世凯当政的直隶省(今河北省)共办有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30所，小学堂7391所，女子学堂121所，蒙养院2所。

为解决对新式军官的迫切需求，在筹建和扩编北洋新军期间，袁世凯曾带头从自己每月薪金中取三分之一(200两)作为奖学金，来资助由北洋所创办的新式军事学堂中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