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的曹锟，就像寓言故事里丢斧子的人一样，越看吴佩孚越有篡位野心。

于是，吴成了保定方面最大的敌人，甚至唯一的敌人。曹要做的是和其他的新仇旧恨尽快化敌为友，结成一条反吴的联合阵线。

随后，一边拉拢安福、交通两系的政客以增加在国会的势力。一边不计前嫌和张作霖修好。

此时，不光是外部，直系内部有很多人，也对吴的颐指气使、目空一切的狂妄而反感。

但吴佩孚仍然傲视天下、我行我素。国会方面的益友社、研究系、政学系这时都在北京恢复政治活动，吴对这些政客都没有好脸。

八月一日国会复会时，吴给国会发电做指示：“仅先制宪以固政本，调解集权分权以定国是。”

议员们看到这个电报都很生气，忿忿地说：“大老板对国会训话了！”

吴佩孚在内阁问题上虽取得胜利，但他的地位却一天比一天陷于孤立。

直系在巅峰状态中，因为分裂为保定派（曹锟）、洛阳派（吴佩孚），也由盛而衰了。

吴佩孚并不是要和曹锟分家，曹锟也不是不能容纳吴佩孚，相反的，曹锟对吴佩孚信任此前是一贯的，而吴佩孚对曹锟也忠心无二。可是，因为局面大了，双方的近人各有私利，从中挑拨，两个人终于各奔东西。

说到曹锟、吴佩孚两个人的关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人们常说功高震主，吴佩孚这一时期，名头太响了，已经不是“震主”而是压主了。

北洋有一个习惯，做到督军，这人就被称为“帅”，做到督军以上的就称为“大帅”。直奉战争以前，可以称为大帅的，只有张勋、曹锟、张作霖三人，后来吴佩孚声望日高，便也称起大帅来。吴佩孚做了大帅，曹锟便被改称为老帅，以示比大帅高一等。

吴大帅在保定发号司令时，曹老帅却被冷落在一旁。凡是到保定来的人，都只知有大帅而不知有老帅，因为大帅答应的话就算数，这当然让曹锟有点酸溜溜的。比如，黎元洪上台前，金永炎到保定，就只是和吴佩孚密谈，根本不理曹锟。

像这类事，逐渐增多，曹、吴之间自然就有了裂痕。特别是总统问题，与其说是二人表面取得了一致，不如说是加大了两人的鸿沟。曹自己想当总统，吴一意要迎黎元洪复职，曹其实是违心支持吴的。身边的人有机会就挑拨离间，说吴所以不愿老帅做总统，是他自己想做总统，因此捧出黎做挡箭牌，做为过渡总统。

曹锟的亲信曹锐、边守靖（直隶省议会议长）、夏午诒（顾问）、熊炳琦（参谋长）、王毓芝（秘书长），这些人个个容不得吴佩孚。

曹锟的私人财产全由曹锐经营管理，而曹锐的儿子又兼祧两房，他们弟兄关系非常密切。而吴佩孚则最看不起曹锐，曹锐不能继续做直隶省长，就是吴佩孚的主意，曹锐因此而更恨吴入骨，经常在他哥哥面前进谗言。说吴独断独行，目无长上，将来一定爬到他们兄弟头上，部下虽亲，总比不上自己的兄弟亲。

还有曹所宠幸的李彦青也常被吴佩孚所斥责。李彦青出身是替曹锟洗澡擦背，特别得曹的信任。他也一有机会就说吴的坏话。所谓三人成虎，这些人说的时候，曹锟虽然表面上不以为然，其实量变到质变一直在进行之中。

对于黎元洪的复职，曹锟一直是看笑话的。黎就任总统后，曾多次电邀曹到北京见面，曹都托辞有病不肯前往。黎就职时，吴佩孚曾单独赴京庆贺，虽然吴只到了北京一天就赶返保定，可也激起曹的极端不满。

黎元洪入京复任总统前，曾请吴佩孚推荐几个人入阁。吴把自己的秘书孙丹林荐给黎，指定要内务部次长。黎为了讨好吴，就发表孙为总统府副秘书长兼内务部次长。

孙丹林不太会做人，经常拿吴大帅来唬人，并且口口声声说天下事只要吴大帅一句话。至于理不理曹老帅，则一点关系也没有。

高恩洪和孙丹林都是山东蓬莱县人，和吴佩孚是同乡。那个年代，同乡是联接人关系的极重要纽带。还有财政总长董康也属于洛阳派，是吴大帅的红人。

这三人遇事只请示吴，绝不理会曹。

曹锟自然对这三人都极反感，保定系的上上下下对这三人也都是怒目而视。

高恩洪是电务生出身，后来做到吴的电务处长，成为吴左右最被宠信的要员之一。奉直战后，吴第一次到天津，高恩洪在车站迎迓，吴就当面向高表示，要他准备做交通总长。

不料当时黎元洪已经根据曹锟的推荐，决定任高凌霨为交通总长。但吴佩孚坚持自己的意见，要求调高凌霨另外一个职务，以维持本人信用。但吴只想到自己的信用，却忘了曹锟的信用。

六月十七日，董康和高恩洪到保定来见吴，正好这时吴和曹在“光园”聊天，董、高两人竟请曹锟先退席，要跟吴单独谈话。

曹气得站起身来大声说：“总长要我退席我可以退，可是光园是我的地方，我是有来去自由的。”一面说，一面气冲冲地走了，嘴中却念念有辞地说：“真是岂有此理”。

董康和高恩洪是为了向吴密报一件大案子，就是关于曹汝霖在交通总长任内经手的二千万元没有底帐，有贪污之嫌，请示吴如何处理。吴叫他们呈请总统依法严办。

六月十八日，董、高回到北京，就由董康密呈总统，并在国务会议上提出，下令警察厅逮捕曹汝霖，并看管其私人财产和住宅。

这时曹汝霖不在北京。国务总理颜惠庆主张慎重处理，黎却主张迅速交办。

颜一生气，要求辞职，于是，曹汝霖案改为移交法庭处理。

曹汝霖案见诸报端，曹锟才知道，大为光火。

这时吴佩孚正巧在保定，曹便叫卫士去请吴佩孚来询问底细。吴已就寝，卫士不敢惊动，曹等了半晌不见吴来，一叠传令，这才把吴请了来。

吴见到曹后问：“老帅有什么重大的事，这么晚找我？”

曹按下怒火，悻悻地说：“你现在是大帅了，哪里还有工夫理我？”

吴见曹真的动了火，只得赔着笑脸。

王宠惠内阁因为黎元洪在组阁时太迁就于洛阳派，因此而遭致与洛阳对立方的强烈反对。曹锟借机策动倒阁运动，试图改派高凌霨代理内阁总理。

这时候的国会，也矛盾重重。十月十一日，参众两院联合举行第三次常会的开幕仪式，黎元洪偕同全体阁员前往祝贺。

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刚宣布开会，还没有致开幕词，就听见议员席上有一位议员扬声叫了起来，他说：“法律问题还没有解决，议长怎么就召集开会？黎元洪高唱统一，现在请问一下国会本身统一了没有？吴景濂醉心权利，不能逃罪，黎元洪也要负联带责任！”

大家定睛一看，这位语惊四座的，是国会议员彭养光。彭所谓的法律问题就是“民八议会”和“民六议会”问题。

六月三日广州国会通电主张继续“民八议会”，否认王家襄等在天津召开的“民六议会”。

八月一日国会复会时，后补的“民八议员”被拒参加。于是，京沪一带的“民八议员”发起力争正统运动。针锋相对地提出以前曾任官吏，辞去议员或者在广州被除名的议员，都算是丧失了议员资格，不应再窃据议席。

八月三十日，一批“民八议员”曾在北京闯入众议院，殴打议长。黎元洪为息事宁人，除用官职安抚“民八议员”外，还设立了“政治讨论会”来安抚他们。

彭养光这一吵，接着议员凌毅也提出质问，大声说“黎元洪以什么资格来这儿，你只是一个平民，平民有什么资格出席国会？”

黎元洪一看情形不佳，便催吴景濂赶快念完开幕词。

吴景濂匆匆念完了开幕词后，就宣布请黎大总统致开幕贺辞，会场上更是一片叫嚣之声，有人还用手狂拍桌椅。

黎元洪不理睬这些吵闹，径自朗声宣读他的颂词。

焦易堂这时大声地叫了起来，他说：“黎元洪，你就是解散第二次国会的人，今天还有什么脸来致颂词？”

郑江灏则指着阁员席次大骂道：“坐在这一排的是些什么人？你们如果是来旁听的，就该到楼上旁听席上去。”然后他指着王宠惠说：“你不是王宠惠吗？我认得你，你是一个平民，怎么会坐到国务总理席位上？”

黎元洪在一片吵闹声中，匆忙地念完他的颂辞，其实没有一个人听到他是念些什么，因为这时的国会议场已成了中央市场，乱哄哄的一片，谁也听不清了。

王宠惠本来是要致辞的，眼见会场乱成这样，吓得打了退堂鼓。会议于是草草收场。

会议完毕照例要照一张众人合影像。人刚就坐，郑江灏疯了一样跳了出来，大骂“私生子内阁”，而且用手去拉王宠惠，不许他就坐。吴景濂好说歹说，才把他劝住。

有不同意见，能自由地发表意见，毫无疑问比万马齐喑、唯唯诺诺地当应声虫、当橡皮图章更有国会的样子。但是，如果一个讨论国家大事的神圣殿堂，被搞成上演闹剧的舞台，也不能不令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