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上午五时，孙中山偕许崇智、胡汉民等由拓本圩登陆，十一时五十五分抵将军桥（距桂林城五里许）。

桂林各机关团体各界人士立道旁欢迎，抵欢迎场所时，典礼队的炮队在郭家山对面鸣放礼炮一百零一响。中山先生入欢迎亭时，欢迎人的人们脱帽举旗致敬，并欢呼：“新广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大总统万岁！”还高唱一首欢迎歌。

十二月七日桂林军、政、学七十六个团体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孙中山发表专题演讲，讲题是“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

孙言道：“本大总统这次誓师北伐，经过桂林，借这个机会能够和诸君见面，可算是一段大因缘。诸君今天来欢迎本大总统，本大总统更希望诸君来欢迎民国的主义，革命的道理，那就是革命党主张的三民主义。本大总统是主张三民主义的发起人，三民主义如果能够实行，民国才可以建设得好。……”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其民主思想的精髓和高度概括。三民主义也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民族主义的主要思想是反对封建专治和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

民权主义的主要思想是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治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人民则拥有政权。

民生主义的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在这次讲演中，孙就三民主义的内容、价值取向做了详尽讲解。

十二月九日桂林的学界举行欢迎大会，孙中山在会上以“知难行易”为题，发表了演讲。用自己的革命经历反复讲解“知之维艰，行之非艰”的道理。

十日下午一时，粤、滇、赣三军全体军官一千余人在总统行辕开会欢迎孙中山，各界绅民凭入场券列席。会议由赣军总司令彭程万主持，赣军参谋长宣读颂词。

孙登台发表了“军人精神教育”的主题演讲，历时一时半。

李烈钧、胡汉民、许崇智及前四川总司令吕超相继演说。

会议结束时，孙中山发布命令，要求广西省长马君武注意地方治安、整饬吏治、肃清土匪、约束士兵。

马君武（1881年7月17日-1940年8月1日），原名道凝，又名同，后改名和，字厚山，号君武。 祖籍湖北蒲圻，出生于广西桂林恭城县。为中国获得德国工学博士第一人，是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广西大学的创建人和首任校长。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留日期间结识孙中山，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参与组建中国同盟会，是中国同盟会章程八位起草人之一，《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参与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先后担任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等职务。后又担任孙中山革命政.府秘书长、是中国国民党元老级人物。

民国十三年（1924年），马君武开始淡出政坛，投入教育事业，先后担任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国立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公学、国立广西大学等学校校长。与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同享盛名，有“北蔡南马”之誉。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孙中山在桂林发出通电，宣布徐世昌卖国。

电云：“山东问题，徐世昌久欲与日本直接交涉，只因国民监视綦严，不敢肆行己意。今竟借华盛顿会议，派遣代表赴美，以英美两国劝告为词，悍然与日本直接交涉，而无所忌惮，实属罪不容诛！本大总统以救国讨贼为己任，除竭力主张无条件收回山东一切权利，废除廿一条款外，特宣布徐世昌及其党羽卖国奸谋。凡我国民，其共起诛之。”

蒋中正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应孙中山召赴桂林，先抵广州，奉孙的指示，一路上在旅馆和舟车中草拟北伐作战计划书。现在，他已是最受孙信任和重用之人。

蒋刚到广州，有一位传奇人物也到了广州，就是徐树铮。小徐的南下的任务，是代表皖系和国民党谈合作，共同对付直系。

先前，孙中山已与段祺瑞通过中间人有过联系，所以有北京政.府支援桂军的那批军火，由日本货轮小山丸装运准备出海时，船还没有开出上海的吴淞港，就被卢永祥、何丰林等予以扣留的事情发生。也就是说，他们间的合作已经在进行之中。

此前段祺瑞对孙中山应该是恨之入骨，提到段孙也是咬牙切齿，但是为了共同的需要，可以开展合作。看来有时候，这人世间真的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当小徐抵穗后，孙中山即电令廖仲恺、汪兆铭和蒋中正为代表，与小徐密商联合打击直系的军事计划。

电云：“兹请两兄及介石为我代表，与切商军事之进行。现我军决于旧历年后用兵，希望皖系策应，使直系更无归路。自来战略因于政略，吾人政略既同，斯为南北一致，以定中国，其庶几也。”

二十三日，广州总统府秘书长，拿着孙中山的急电，督促蒋中正速偕戴传贤赴桂林。

蒋于一九二二年一月三日离广州，经三水、梧州、昭平、阳朔，于十八日抵达桂林。

三十日蒋约文官长胡汉民赴大本营谒见孙中山，商决出师北伐的日期，并决定将大本营移设韶州。

二月十二日，张作霖派代表李绍林到桂林晋谒孙中山，商讨合作计划，以便南北夹击曹、吴。

二月十三日，困居北京城内的段祺瑞，在四个日本人保护下，化装乘汽车由北京逃出。经过通州时，得到当地奉军的帮助，当天到达了天津。

二十日，段祺瑞亦派代表周善培到广东。

这便是被后人称之为的，孙、段、张三角联盟。

孙中山不能忍受陈炯明的处处掣肘，决定自己率兵北伐，遂命令李烈钧所属的滇黔赣联军和许崇智所属的粤军一齐集中桂林，准备取道湖南北伐。

孙下令编北伐军为三个军，李烈钧为第一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长。同时电召陈炯明到梧州来讨论北伐问题，拟抽调粤军四十个营加入北伐，北伐军的军火军费也由广东供应。

陈炯明仍坚持反对北伐的，他的理由是：“北伐将促使直奉两系军阀由分裂而重趋团结，联合以对抗南方。同时北伐一开始，可能引起南方的分裂，因为西南各省都表示要保境息民，所以现在如果坚持北伐，首先遭遇阻碍的，不是北方敌人，而是南方友军。因此不如等待直奉两系战争爆发，再行出动。”

收到孙中山命他来梧州的电报，陈理都不理，连回电都没有。

一九二二年三月上甸，孙中山派伍朝枢到奉天，受到张作霖热烈地欢迎。

张向伍朝枢承诺，共同推倒直系，召开南北统一会议，恢复旧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统，段祺瑞为副总统。

就在中山先生的北伐大业紧锣密鼓准备之时，广州发生了一件政治谋杀案，粤军参谋长邓铿被刺。

邓铿（1886—1922），原名邓士元，别名邓仲元。生于广东省梅县丙村镇金盘堡，七岁时随父亲邓丽川经商落户淡水。淡水邓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自清乾隆年间开基淡水后，邓氏先人历代经商，积聚了大量财富，到清末时人才辈出，铁面御史邓承修就是杰出代表。邓承修在中法战争后告病回乡，这一年正好邓铿出世，幼年的邓铿受邓承修影响极大。

一九零五年邓铿考入广州将弁学堂步兵科，毕业后留校，任步兵科教员兼公立政法学堂体操教习，不久任代区队长。

一九零七年升任该校学兵营排长兼代左队队官。

一九零九年任黄埔陆军小学堂学长。

一九一零年筹划广州起义，失败后出走香.港。

黄花岗起义前夕，广州地方官吏在事前已有所察觉，采取了一些措施防范革命党人入城，对外地口音的人要求有不动产作担保。此时，邓铿的父亲曾在广州小东门开设有广丰米店，邓铿便以米店为潜入广州的革命党人提供住所，并表示如有不测，毁家也在所不惜。遗憾的是，黄花岗起义以失败告终，邓铿也不得不逃亡海外。

一九一一年九月初，陈炯明和邓仲元等人秘密潜入淡水，首先在淡水发动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百余人围攻淡水警署，缴枪三十余支，子弹千余发。随后参加起义的民众愈来愈多，两日之间发展到五百余人。当时，起义军共编成七个大队，陈炯明为总司令，严德明、邓铿、陈经、丘耀西、陈焯廷、谢子瑜、黄德修等七人为各队大队长，邓铿兼司令部参谋长。九月八日，各队民军举起革命旗帜，到平潭白泥塘一带集中，布置驻守阵地，准备进攻惠城。

当时驻惠州的广东陆路提督秦炳直闻报，一方面忙不迭地募兵筹饷，另一方面又调各地巡防营兵到惠城候命。这时惠州府、县两城城门均有兵巡守，除府城大东门和县城西门留为交通孔道，仍旧开放外，其他城门一律关闭。

起义军军事目标是夺取归善县城。时清兵巡防营六百余人集合在馒头岭 （今文头岭）。

两军交战约五小时，互有进退和伤亡，清军以为民军英勇，不敢恋战而退守原防。次日战况仍呈胶着状态，未分胜负。

民军冲破清兵防地，占据了险要的地区二圣宫。有史料记载当第一军进入永湖、马安之间时，清军援兵赶到，民军兵力少，且武器装备也远不如对手，前线一度告急。就在这危急关头，邓铿亲率生力军一百余人加入作战，硬生生将敌军击破。在战斗中，邓铿身先士卒，枪林弹雨中率众冲锋数次，连帽子的帽结都被流弹击中打飞，可见战斗的惨烈凶险。是役，清军元气大伤，不得不困守惠州城。

九月十六日，大势已去的秦炳直接受惠州知府徐书祥的相劝，同意献城。

十九日，惠州光复。秦炳直下令开通府城东门，恢复与县城的交通。当日上午八时左右，邓铿等统率所部士兵，由县城出发，经水东街过浮桥直进府城，沿途商店燃放爆竹欢迎。各队民军相继进城后，由起义军司令陈炯明领衔发出布告剪发和安民，易归善县为惠阳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