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模(1860～1925)，字少朴，号沈观，湖北天门人。少好学、性沉静、寡言笑，家贫无力购书，常借书手抄。十五岁取秀才，十九岁入湖北经心书院读书，二十五岁中举，二十九岁中进士，选为庶常。一八九八年任武昌两湖书院理学分教和文学分教，同年授翰林院编修。

这是个口碑极佳之人。

一八九六年天门水灾，出面以工代赈督修唐心口堤防。一八九九年任监察御史，先后弹劾广西提督苏元春、闽浙总督魏光焘渎职不法，二人皆被罢黜。

一九零五年九月，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归国后，参与宪政讨论，任审定课委员。次年四月，改授江苏提学使，赴任前几次上疏请求实行君主立宪，并代镇国公载泽草拟《立宪疏》。七月，清廷设官制局于海淀，受光绪帝指令兼副提调参加改订官制。

一九零七年东北改行新省制，周任奉天左参赞，次年升署黑龙江巡抚，兼副都统。在黑龙江巡抚任上，着力道府县治设置，加强陆军训练，大力兴办学堂，奖励移民垦殖，调整厘税，开办银行，整顿广信公司，创办奉盐官运局，政绩卓著。

上任一年后，库入从每年不足白银九十万两，跃增至六百余万两。

外交上采取“待之以和平。持之以坚定”的方针，曾上《筹议应付俄日方策疏》，为清廷采纳。随即在满洲里设立胪宾府治，派员搜集大量边界线资料，测绘全省地图，查勘边界。

一九一一年兼任中俄勘界大臣，在与俄谈判中，广征博引史志文献及有关条约，据理力争，粉碎沙俄将满洲里划归俄境的阴谋。

辛亥起义后，周在黑龙江成立“保安会”，自任会长，以“清除内患，维持秩序，看守门户”为己任。后曾受聘于袁世凯，于一九一四年出任北京政.府平政院院长。

袁世凯蓄谋称帝时，加封周为中卿，周拒不受，辞平政院长职，去上海。

行前走访副总统黎元洪，劝其拒绝袁世凯“武义亲王”封爵，说：“愿副总统为鄂起义稍留体面。模前清曾任封疆，尚弃官出走，副总统将来尚有大总统希望，一受册封，则身名俱废。袁氏所为，丧亡无日，愿为民国计，为鄂人计，为本身计，坚决勿受此王封!”

随即南下。一九一六年黎元洪继任总统，周复返京任平政院院长兼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不久自去职。

过去徐世昌提出周树模组阁，安福系曾坚决反对，现在，为了搞掉靳云鹏，不惜以此向徐世昌示好。

三月三日起，安福系为了倒阁，该系所属的三位总长——财政总长李思浩、交通总长曾毓隽，司法总长朱深拒不出席国务会议，并同时提出辞呈。

安福系的倒阁行动遭致其对立面的强烈反对，以曹锟、张作霖为首的八省督军纷纷发出通电，力挺靳云鹏内阁。

推出周树模组阁，徐世昌自然求之不得，但当时也有一个大难题，就是陆军总长的人选。靳云鹏是自兼陆军总长，他的内阁垮台了，靳自然不会继续留任陆长。大徐可不想小徐出任这个新阁的陆长，选别的人在段祺瑞那里肯定通不过。

权衡利弊和轻重缓急后，徐世昌选择了坚决挽留靳内阁。段祺瑞面对如此大的反对力量，也只好勉强地表示挽留靳内阁，同时也不反对把河南易督暂缓。

靳云鹏很快回到国务院继续办公，段命令安福系的三位总长收回辞呈。

河南督军赵倜随即发表通电响应吴佩孚，表示赵倜已公开地倒向直系一边。这样一来，段祺瑞的河南易督之举，简直是偷鸡不成反倒丢了米。

吴光新的豫督又告落空。他的怨气完全集中在其本家吴佩孚身上。

三月二十日有电痛骂吴佩孚：“偏裨后辈，事理糊涂，屡为出位之言，不量身分，妄自尊大，显系别有阴谋，意存挑拨。”

保住了靳云鹏内阁，造成了河南易督的人事命令无效，八省联盟先声夺人，一出手就打了个大胜仗。

靳云鹏的国务总理获得支持，这使他对段系渐行渐远。段和段的死党也对靳更加有气，越发认为他是忘恩负义，通谋敌党，背叛恩师。

三月十四日张作霖派了王乃斌，带了一封亲笔信给段祺瑞，力劝段不要听小人之言而疏远靳。

信中有言：“乞钧座勿纳宵小之言，免为盛德之累”。

作为靳云鹏儿女亲家，张作霖本是一片好心，没想到事与愿违。因为他的这封信带给段的是怒上加怒。在段看来，靳竟拜托外人来向他说情，实属不可原谅。

刚巧这时候靳云鹏前来晋谒，段在火头上即予以挡驾。

靳云鹏不知个中原委。第二天靳又来晋谒，不待通报即直入内室。他本是段的四大金刚，自然可以随便登堂入室。

段见到他，劈头劈面就大骂他一顿，说：“你已当到国务总理了，怎么还是这样不明事理，你以为借重外援就可以骇倒我吗？你眼中还有我没有？”

靳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一叠声喊冤枉，他说：“我怎么会求助外力，我绝不是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段听了更为生气，就在抽屉中把张作霖的来信拿出来，大声说：“你说没有，这是什么东西，还要在我面前撒谎。”

靳接过来一看，正是自己亲家的来信，信中全是替自己讲话，不是求助外力是什么？便哑口无言。

段则怒冲冲地说：“你告诉张作霖，他是什么东西，越来越不成体统了，公然敢干涉北洋派的家事，他配算是北洋派的人吗？他是什么出身？他怎么有的今天？他不过是个马贼，我不提拔他就能有今天吗！简直不知轻重，越来越不像样了。”

靳站在段的面前，走也不是，坐也不是，一直等段骂够了才鞠躬而退。

段祺瑞这次真的动了肝火，他不只对靳云鹏生气，甚至连徐树铮也不接见，避居团河，宣称此后不再过问内阁的事。

三月二十七日张作霖在沈阳作寿，同盟各省的督军均派代表前往祝寿，同时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三点：

（一）拥靳云鹏留任国务总理，不反对段祺瑞。

（二）安福系卖国祸国，应予解散。

（三）安徽督军倪嗣冲久病不能视事，推荐张勋为安徽督军（张勋亦是张作霖的亲家）。

到沈阳拜寿的各省督军代表外加张作霖的代表，在沈阳会议结束后一同前来保定，来到曹锟的大本营。他们名义上是参加保定举行的追悼直军阵亡将士会，而实际上则是应曹之召，参加保定会议。

保定会议与沈阳会议大同小异，也决定了三点：

（一）拥靳云鹏留任国务总理，不反对段祺瑞。

（二）赞成直军撤防北归，但须责成吴佩孚与南军有一默契，保证直军撤退后，南军不乘机前进。

（三）宣布安福系卖国祸国的罪状，勒令解散。

从沈阳会议和保定会议的决定中，可以看出奉系和直系虽然联盟，但在各自利益上并不互相支持。张任霖想支持其亲家张勋重回安徽，扩大自己的势力，曹锟则关心直军撤防问题。

段祺瑞避居团河后，闭门谢客。他在北京时，徐世昌和靳云鹏感到事事段都要过问，不胜其苦。现在他去团河不问一切后，徐、靳又感到极为不方便。因此再三再四邀请他回到府学胡同私邸，以便就近承教，段坚决谢绝。

徐世昌只好请在正定隐居的北洋元老王士珍到北京来调停政潮。

四月四日王士珍去团河访段，王对段说：“靳翼青（靳云鹏）是你的人，他们拥护靳内阁，岂不就是拥护你，你生什么气呢！”

段听了觉得也有道理，四月七日曾一度回到北京来。什么事都没干，反而一直被安福系的人包围，报告他的都是一些恼人的消息，一气之下他于八日又回了团河。

奉系和直系虽然口里不讲倒段，但他们深知，不搞倒段祺瑞他们将一事无成。而要倒段就要付诸行动，就要有实际行动者，这个使命自然而然地落到吴佩孚身上。

吴佩孚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撤防北归。

三月上旬，吴佩孚派人把他部队的眷属七百余人护送北归，下令禁止兵士不得无故请假，不得向商人赊欠，不许擅取民间一草一木。并电请张敬尧准备派兵接收直军的防地。其实他已暗中和湘军有约，一俟撤防，就由湘军来接防。

段祺瑞知道此事态严重，三月十八日他秘密地来到保定，请曹锟制止吴佩孚自动撤防。

同时又授意北京附近的驻军五个师长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李进才、刘询等联名通电，借口营房不足，拒绝直军吴师移驻北京。

这时吴佩孚已派参谋王伯相到北京，料理驻兵地点。王伯相到北京后便把实际情形电吴，所有兵房都被边防军驻守，吴为之大愤。

吴佩孚衡阳撤防是个极重大的事件，不但对当时国家局势的走向影响极大，对吴本人的人生也具有决定性意义。

当时局外人都替吴担心，认为他孤军久戍，要从数千里外冒险北归，实在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可是他却从容不迫，就像关云长千里走单骑。

其实对于撤防问题，吴佩孚是经过缜密的考虑的。由衡州到保定虽然是一条漫长的路，但只有张敬尧的地盘属皖系的势力范围，而吴佩孚根本不把张敬尧放在眼下。由长岳过湖北到河南，是王占元和赵倜的地区，王、赵都已加入八省同盟，一般不用担心遭人算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