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运动中，警察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据当时记者报道，五四当天，步兵统领李长泰劝聚集在天安门的学生散去。

有学生骂他是“卖国者”，他回答：“你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了么？”并表示愿意为学生传达意见，但恳请学生不要用野蛮的方式。

当学生回答自己极为文明后，这位长官便坐车扬长而去。

事实上，当学生闯入赵家楼，放火烧房时，全副武装的军警都不为所动。其时，章宗祥遭学生毒打，全身五十多处受伤，在场有几十个带枪军警。

章身边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回答说：“我们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学生）。”

步兵统领李长泰抓住了几个掉队学生应付差事，当需要指证时，这些在场军警无人愿意出来指证。甚至是那些被学生打伤的军警，也不愿意出来指证学生，他们声称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人，“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

其实在五四之时，军警为求学生不要游行，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据张.鸣《北洋裂变》一书介绍，当时的政.府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境地，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学生的爱国热情，称他们“纯本天良”，另一方面又想控制学生，把运动平息下去。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大总统徐世昌颁布命令，要求对上街的学生“依法逮办，以遏乱萌”。但学生不为所动，依然上街游行抵制日货。

据当时的学生领袖匡互生回忆，军警不仅不再抓捕学生，而是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人回忆，当时学生聚集在新华门和中南海，要求见大总统徐世昌。

徐世昌避而不见，警察总监吴炳湘出来奉劝学生：“总统不在，可以把请愿书留下；时间已经很晚，希望学生回校休息，政.府自有答复。”

但学生坚决不肯，一直耗着，接着开始有民众加入到请愿行列。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些洋车工人，他们甚至把一天做工的血汗钱都拿出来给学生买烧饼、茶水。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又出面奉劝学生，态度可说相当人道，吴说：“待会天气要热了，大家还是早点回去睡午觉吧。”

学生的回答更调皮：“大人您年高，也要注意身体哦。”

吴回答说：客气客气。在得知学生只是为了宣示爱国之情，为外交作后援后，这位秩序维护者就放心地走了。

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学生都尽量与军警避免冲突，而多数军警也以“不作为”的方式暗中支持学生的运动。可见当时的人心所向。

五四运动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写道：

“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门大会宣言：

“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暗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

“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倚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

“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相继被免职。

五四运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形式上是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从整个社会背景社会发展来说，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等等。

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有一种看法：“赛先生”（科学），“德先生”（民主）。也就是说是国人科学和民主意识的大觉醒。

五四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贞节牌坊”等口号。

五四运动也进一步促进了反封建思想的发展，与复古思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的语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渊源，大部分都来自于五四时期的西化理论。

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新时代。五四以后，中国出现了大小四十多个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深远。

时势造英雄，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文学巨匠，如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郭沫若、郁达夫等。

在五四推动下，教育界引起巨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废除学监制，在“开放女禁”呼声下，一九一九年秋，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岭南大学开始破例招收女生。在教育制度上，妇女权利在五四影响下发生变革。一九二一年十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戊学制），小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大学四至六年，以美国为蓝本，教育得到革新。

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对新女性的塑造，一方面从批判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制入手，另一方面，援引欧美女权运动的思想资源，介绍和传播了西方女性自由独立的社会生活。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纷纷撰文，抨击“夫为妻纲”、“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等封建旧道德造成了女性的依附地位。吴虞的《女权平议》一文，从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提倡女权，到以美国女性具体享有的教育平等权、法律、行政权等为例，向国人展示了欧美女权的发达，说明中国应该进行“女权革命”。

五四运动后，女权组织掀起了开辟女子职业、促成女子经济独立的运动。诸如，北京女性陈丽华等成立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女界创办女子华贞商业所；四川女性人赵友兰在上海创办女子工业社，专门制造家庭日用品，借以解决女子职业问题。为女性走出家庭，迈向社会开拓了道路。

五四文化思潮对国民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欧洲文艺复兴的的伟大启蒙运动相媲美。新文学的先驱们注重将文学作为改造社会人生的工具，《新青年》“随感录”几乎都是批评人生的。

鲁迅提出要用文学去揭示社会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促进国民性的改造，《呐喊》、《彷徨》即贯穿着清醒的现实主义理性批判意识，问题小说即是理性讨论的艺术表述。创造社作家的作品，也以独特的方法表达着社会人生的探索与思考。

五四是中国文学史上“个人”表现得最突出的时期，创造社的追求就是“表现自我”。鲁迅的小说有着忧愤深广的内心情理，《野草》是一种极为个性化的主观情怀。这一时期散文小品成就最显著，正因为它适合表现作家们各异的个性。

而封建的传统理念历来是轻视人，践踏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用马克思的话说，封建专制也能造成一种平等，就是大家都什么也不是，大家都等于零，零等于零。

让人的个性得到张扬，使个人获得比较全面的发展，使人性能够更加健全，是一个社会走上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毫无疑问，这同样是五四运动留下的可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