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会选举在南北战争期间，粤、桂、滇、黔、川五省均反对，而湘、鄂、陕三省也因战乱之故，选举不能正常。实际得以选举的，仅十四行省。

选举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选各省的选举人，由这些选举人再选举国会议员。众议院初选和复选的日期分别定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日和六月十日，参议院初、复选日期为六月五日和二十日。

第一阶段众议院选举，被英国驻南京领事翟比南描绘成“流氓作风的真正胡闹的活动”。

他写道：“选票行情和日常的市场涨落一起记录在当地报纸上，就像一件可买卖的商品，与大米或豆饼或其他商品的地位相等。”

选举监督截留大批本应分发给已登记选民的选票，填上假选民的名字，投入票匦，或雇佣”乞丐、小贩、算命先生、农民及诸如此类的小人物”投票，这些都是寻常事。

另外，选举助理也可以将一批选票卖给候选人，由他按同样方式处理。有些候选人由于未能买到足够的选票，就雇佣流氓到投票站去抢。还有候选人付钱给另一些候选人，让他们退出竞选。

翟比南报告说，在第一级参议院选举中，情况较为平稳，因为选举人较少，更容易收买所有选票。

在第二阶段选举中，候选人“开始认真地竞相出价”，在此阶段，众议院的选票从一百五十元至五百元不等。因对选票价格争论不休，选举一再推迟。

这个国会的产生多是用不正当的手法，段祺瑞内阁支出了一千万元的选举费。

议员名单事前早经圈定。如山东划分为四个选区，每区发给选举费十万五千元，山东督军责成四个道尹按照圈定名单全部选出。

又如王揖唐派他的侄儿王丙坤为湘江道尹，到湖南包办新国会的选举。指定周渤、罗正纬、王毅等十余人应当当选。由于投票结果，并未全部当选，张敬尧就用伪票纳入票柜，使原来圈定的人一榜及第。

在江苏，五月二十日江宁县进行众议员选举，全城公立学校停课一日。第一、第二两区投票所，有一群小学生奉命排队前往投票。从前门走进去，从后门走出来，再折回前门进去投票，如此反复循环多次。

此外还有浮报选民，如扬属七县先一届选民为29.8万人，本届光是江都一县就有29.9万人；淮属八县先一届选民是18万人，本届仅阜宁一县就有25.28万人；仪征一县人口为10.8万人，但列入选民名册的就有10.04万人（民国初选民是有条件的，比如财产限制，也就是说很穷的人是没选举权的）。

选举结果：安福系大获全胜，在四百七十席次中获三百三十席次，旧交通系获一百二十席次，研究系只获二十余席次。

新国会因为是安福系所包办，故又称为“安福国会”。

提到安福国会，人们马上会想到卑劣丑陋四个字，安福国会已经被永久写在历史的耻辱簿上。

新议员选出后依召集令，于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以前到北京报到，八月十二日参议院解散，新国会成立。

八月二十日众议院选举安福系领袖王揖唐为议长，刘恩格为副议长，二十二日参议院选举旧交通系领袖梁士诒为议长，朱启龄为副议长。

安福系的议员开会前每人先预支出席费三百元。

王揖唐（1877年—1948年9月10日），安徽合肥人，

早年继承父业，以教书为生。光绪三十年（1904年）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殿试高中二甲第五名进士，被授予兵部主事。当年十月，得军机大臣徐世昌推荐，进入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光绪三十三年回国，任东三省督练处参议，后升任吉林兵备分处总办、陆军协统等职。

“辛亥革命”爆发，王揖唐被怀疑参加革命，遭到通缉，只身逃到北京。民国元年，袁世凯成为民国临时大总统，王揖唐投靠袁，任大总统府秘书。

民国二年，袁世凯召集国会，王揖唐被圈定为参议院议员。他奉袁世凯意旨，把持统一党，使该党成为袁氏的政治工具。

民国三年一月，任约法会议议员，为袁氏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鼓噪呐喊。

五月，根据“袁氏约法”成立资政院，王揖唐任资政院资政。

九月，出任吉林巡按使，但为吉林将军孟恩远所不容，任职七个月后郁郁而归。

袁世凯筹划帝制时，王揖唐极力劝进，袁氏称帝后封其为一等男爵，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组织内阁，王揖唐又以同乡关系投靠段氏，被委任为国务总长。

抗日战争时期公开投敌，官至伪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会议议长。一九四八年九月十日，以汉奸罪在北平姚家井第一监狱被处以死刑。

刘恩格是奉天籍的议员，张作霖支持他，所以而当选副议长。

八月十二日“安福”国会开幕前，代总统冯国璋通电宣布不竞选总统。

电云：“国璋服务民国，于兹七年，变故迭更，饱尝艰苦，去岁邦基摇动，幸赖总理与各督军，群策群力，恢复共和，其时黎大总统辞让再三，元首职权，无所寄托，各方面以《约法》有代行职权之规定，《大总统选举法》有代理之明文，责备敦促，无可逃避。国璋明知凉德，不足以辱大位，但以尊重法律之故，不得不忝颜庖代。顾念《约法》精神所在，一曰中华民国之统一，一曰中华民国之平和，国璋挟此两大希望而来，以求与根本大法之精神相贯彻，非有一毫利己之私，惟期不背于法律，以自免于罪戾耳。

“今距就职代理之日，已逾一年，而求所谓统一平和，乃如梦幻泡影之杳无把握。推原其故，则国璋一人，实尸其咎。古人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又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国璋虽自认《约法》精神，无有错误，而诚不足以动人，信不足以服众，德不足以驭世，惠不足以及民，致将士暴露于外，闾阎愁苦于下，举耳目所接触者，无往而可具乐观，虽有贤能之阁僚，忠勇之同袍，而以国璋一人不足表率之故，无由发展其利国福民之愿力，所足以自白于天下者，惟是自知之明，自责之切，速避高位，以待能者而已。今者摄职之期，业将届满，国会开议，即在目前，所冀国会议员，各本一良心上之主张，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统一和平者，以副《约法》精神之所在，则国本以固，隐患以消。

“国璋方日夜为国祈福，为民请命，以自忏一年来之罪戾。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若谓国璋有意恋栈，且以竞争选举相疑，此乃局外之流言，岂知局中之负疚？盖国璋渴望国会之速成，以求时局之大定，则有之，其他丝毫权利之心，固已洗涤净尽矣。至若国之存亡，匹夫有责，国璋虽在田野，苟有可以达统一平和之目的，而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者，惟力是视，不敢辞也。敢布腹心，以谂贤哲。”

冯国璋这通电报极得中外的好感，因为他强调全国统一与和平，并且放弃竞选总统，这些都能博得人的同情。冯电发表后，广东军政.府立刻拍发一电呼应。

电云“溯自西南兴师，以至本军政.府成立以来，于护法屡经表示，除认副总统代理大总统执行职务外，其余北京非法政,府一切行为，军政.府万无容忍之余地。乃者大总统法定任期无几，大选在即，北京自构机关，号称国会，竟将从事于选举。夫军政.府所重者法耳，于人无容心焉，故其候补为何人，无所用其赞否，赞否之所得施，亦视其人之所从举为合法与否而已。苟北京非法国会，竟尔窃用大权，贸然投匦，无论所选为谁，决不承认，谨此布告，咸使闻知。”

南方的反对，是预料之中的事。

正当一切都按着段祺瑞的预想，顺利进行之际，想不到晴天响起了雷声，

八月七日,在湖南的吴佩孚竟致电李纯，痛斥武力统一的亡国政策，反对包办民意的选举，和以外力为背景的内战。

电云：“兵连祸结，大战经年，耗款数千万，靡烂十数省，有用之军队破碎无余，精良之器械损失殆尽。至若同种残杀，尤足痛心。……此次奉命南来，明知阋墙之争非国之福，然为维持中央威信起见，势不得不借武力促进和平。……讵中央误听宵小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国亡于外敌，固军人之罪，国亡于内乱，亦军人之羞。此次中央平川援粤，实亡国之政策也，军人虽以服从为天职，然对内亦应权其轻重利害而适从之，非抗命也，为延国脉耳！……

“一、此次国会新选举，政.府以金钱大施运动，排除异己，援引同类，被选议员半皆恶劣，此等国会不但难望良好结果，且必以司法机关受行政指挥而等赘疣，极其流弊，卒以政.府不受法律约束，伪造民意，实等专制，酿成全国叛乱，若再以武力平内乱，是惟恐亡之不速也。二、我国对德奥宣战，若以兵力从事内争，重轻倒置，贻笑外人，日本乘我多难要求出兵，而丧权协定以成，内争不息，外患将不可图。三、内争年余，军费全由抵借，以借款杀同胞，何异饮鸩止渴……用人取德与才，不论党派，乃与此层相反，如傅以操切而祸湘，徐以违法而杀陆，政.府赏罚倒置，而犹以叛逆责人，大张挞伐，岂得谓平！以上各理由，我军师旅团长俱表同意。近测南军心理，均不愿战。用特电达，请会同鄂赣两督通电南北提倡和平，使双方前敌各将士同声相应，大局转圜，当易生效力。曹经略使夙主和平，必赞成斯议也。”

这是一篇很动人肺腑的通电，直接挑战段祺瑞的权威。以前长江三督虽然通电主和，却从没有这么毫不留情地指责段，甚至西南各省也没有骂过这么激烈。

八月二十一日吴佩孚又领衔发通电请冯国璋下令主和。

电云：“大总统媾和宣战之权为《约法》所允许，对外尚然，而对内主和尤不得谓为非法。恳请我大总统仍根据《约法》之精神，颁布全国一致罢战之明令，俾南北军队留有余力一致对外。慎勿以摄职期满，轻思息肩。尤望我经略使与长江三督师仰体元首苦衷，俯念生灵涂炭，群出赞助，协谋宁息。至选举问题，虽非师长等所敢问，然新旧国会分立，南北既无统一精神，焉有真正民意！若当此兵戈未息之时，骤行选举，不但于法理不合，且恐促民国分裂……。”

该电没有得到冯的答复，不过长江三督有先解决时局后选总统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