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在冯国璋就职后，就正式向冯国璋提出离京赴津休养的要求。果然不出张国淦的判断，冯慨然应允，很高兴黎能离开北京城。

由于冯的答允，段祺瑞不便阻黎出京，但责成汤化龙出面担保，黎做出承诺：出京后，不参与政治活动、不南下。

八月二十八日，黎元洪黯然离开了北京城。他在北京虽然是先任副总统后任总统，在很多人看来是风光无限，但他自己知道，北京留给他的，大多是痛苦地回忆。

他不像袁世凯那样的贪恋权势，但就这样的卷铺盖也不是很甘心。回到天津后，立即返回他的私邸。

段祺瑞对其还是放心不下，最怕他南下号令天下。密令曹锟就近派人监视他。

段祺瑞顺水推舟地把黎元洪搞下台，和当初黎把段免职一样，虽心里很痛快，但其实是一种自残，所谓两败俱伤。

有黎在位，北洋系就有假想敌，就有共同对敌的理由，成为维系北方表面团结的理由。没了这共同的敌人，剩下的也就只能是内斗了。而事实上，此后，北方和北洋系从没有一天安定。

总统和内阁成了时局纷乱的中心，是加个更字的“府院之争”。再加上北洋实力人物互相排斥、互相倾轧。

黎是倾向于南方的，有黎在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北分裂的局面，毕竟对南方是一种安慰，成为一种缓冲的力量。但现在，缓冲的力量没有了，剩下的只有南北对立了。

“民国第一伟人”黎元洪走了，脚步蹒跚的民国的乱像却远没结束。黎元洪走的时候，不会想到他还能回来，再次坐上总统大位。但是，他确实是回来了，因此，本书还要写下去。只是，在后来一段的历史事变中，黎元洪多半是个旁观者了；虽然，也会不时的提到他。

段内阁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国会和对德宣战。

段本人虽然很嫌弃国会，但是既为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没有国会。梁启超建议在旧国会已被解散，新国会还未成立时，召集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立法权。仿效民国成立时，在南京召集临时参议院作为过渡性的立法机关。

段祺瑞憎恨的是旧国会，只要不召集旧国会，对于任何其他形式的立法机关都没有意见。

参议员的产生是由地方当局指派，而不是由人民选举，组织临时参议院很省事。

七月二十日，国.务.院举行讨平复辟政变后的第一次国务会议，通过召集临时参议院，并推梁启超起草通电征求各省当局对于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意见。

七月二十日国务院致各省通电：“今日仍为适用《约法》时代，但国会解散之后，断无重行召集之理由。改选国会，程序繁重，非一时所能竣事。……一为改组之说，然必先修改《国会组织法》，尤必先有提议改组并制定法津之机关，其职权又为法律所许可者。……今日既为遵行《约法》时代，则所谓合法机关，无过于《约法》上之参议院者。国会之职权乃由《约法》上之参议院递嬗而来，有参议院行使《约法》职权，即无异于国会之存在；且人数无多，选派由地方自定，依据《约法》，可以迅速成立。……

“总之，宪法未定以前，《约法》为根本大法。依据《约法》以召集《约法》上之参议院，依据《约法》上参议院之职权以解决制宪、修正组织法各问题，则事事守法以行，于政治上能得平允，于法律上不生矛盾。……但立法为最高机关，其成立程序，政.府应征集多数意见。即请发抒伟论，迅速详复。”

解散国会是复辟造成的恶果，平定复辟后理所应当得以恢复，这本是“再造共和”的重要部分。梁启超这篇文章做得并不高明，法理上也很难说得通，只能是勉强地自圆其说。

此通电发出后，北洋派的封疆大吏纷纷复电随声附和。

孙中山则表示了坚决地反对态度。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才能真正符合《约法》精神，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而打算召集临时参议院，完全是破坏《约法》。

西南军人都支持孙中山主张。

段内阁根本不予理会，由国务院正式下令：“《国会组织法》，暨《两院议员选举法》，民国元年，系经参议院议决，咨由袁前大总统公布。历年以来，累经政变，多因立法未善所致，现在亟应修改，着各行省蒙藏青海各长官，仍依法选派参议员，于一个月内到京，组织参议院，将所有应改之组织选举各法，开会议决。此外职权，应俟正式国会成立后，按法执行，以示尊重立法机关之至意。”

当初的黎、段之争和国会解散，是因于段要对德宣战而黎反对而白热化的。如今段再掌政权，自然要贯彻这个主张。黎已下台，国会已被解散，段可以随心所欲去搞了。

于是，宣战案于八月四日提交国务会议通过，八十四日以总统命令正式公布。

令云：“我中华民国政.府，前以德国施行潜水艇计划，违背国际公法，危害中立国人民生命财产，曾于本年二月九日向德政.府提出抗议，并声明万一抗议无效，不得已将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等语。不意抗议之后，其潜水艇计划，曾不少变，中立国之船只，交战国之商船，横被轰毁，日增其数，我国人民之被害，亦复甚众。我国政.府不能不视抗议之无效，虽欲忍痛偷安。非惟无以对尚义知耻之国人，亦且无以谢当仁不让之与国。

“中外共愤，询谋佥同，遂于三月十四日，向德政.府宣告断绝外交关系，并将经过情形，宣示中外。我中华民国政.府，所希冀者和平，所尊重者公法，所保护者我本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初非有仇于德国。设令德政.府有悔祸之心，怵于公愤，改变战略，实我政.府之所祷企，不忍遽视为公敌者也。乃自绝交之后，已历五月，潜艇之攻击如故。非特德国而已，即与德国取同一政策之奥国，亦始终未改其态度。既背公法，复伤害吾人民，我政.府责善之深心，至是实已绝望。

“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协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当此国变初平，疮痍未复，遭逢不幸，有此衅端，本大总统眷念民生，能无心恻，非当万无苟免之机，决不为是一息争存之举。……所愿举国人民，奋发淬厉，同履艰贞，为我中华民国保此悠久无疆之国命而光大之，以立于国际团体之中，共享其乐利也。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北京政.府宣布对德、奥宣战后，美国立即表示欢迎，八月十四日美国公使照会北京外交部：“欣愿趁此机会，将友谊及联带责任并协助之处，特向中国政.府确切声明，自必赞助中国在国际上享得大国当有之地位及其优待。”

同时，中国驻美国公使顾维钧也向北京政.府秘密报告，美国将以二亿银元借予中国，帮助中国出兵欧洲。

可是，段祺瑞早和日本有了密切的约定，日本同样向北京政.府提出愿意贷给同美国一样的借款，并且不要中国出兵欧洲。段需要钱，可是不打算用这笔钱去欧洲打战。

不过中国向外国借款，根据民国二年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和中国政.府的协定，不能单独向五国中的一国进行政治借款，更不能向五国银团以外的国家借款。现在德国既已除外，可是其他四国还在，因此段要和日本秘密借款，是需要费点周折的。

八月十日，日本藏相胜田迅速与中国亲日派的陆宗舆，组成了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由陆为经理。这个银行以投资中国为基本业务。接着中国先向五国银行团提出申请，要借一亿银元的善后借款。

这时欧战在紧急时期，英、法、俄三国都没有力量提供这笔借款，德国已成敌国自然除外。于是经协商后，就推由日本银行团先行如数拨借，待欧战结束，再由五国银行团拨还。

八月二十八日，日本正金银行理事小田切万寿，代表日本银行团垫付了一千万日元，作为第一批善后借款的垫款。

中国代表签约的是段内阁中财政总长梁启超，借款契约如下：

一、名目：垫款。二、金额：一千万元。三、利息：七厘。四、年限：一年。五、折扣：7％。六、担保：中国盐税余额。七、用途：行政费。八、用途稽核：依民国第一次善后借款项目办理。九、承借者：日本银行团。

此外，日本政.府还以半公开或不公开的各种方式向北京政.府大量投资。

九月二十六日成立交通银行，第二次业务借款二千万日元，由曹汝霖经手。

十月月十二日为吉长铁路借款六百五十万日元，由满铁提供，以该路财产及收入为担保，以聘用日本技师及管理人员为条件。

成立了北京督办参战办事处，由日本武官斋藤任顾问。

后来，北洋政.府扣留了当时在上海和厦门两地共约四万吨的德国船舰，然后移交给协约国使用，

中国参战后，协约国也给了中国政.府一些回报。

九月八日协约国公使承认：

（一）庚子赔款可以停付五年，停付期内不加利息，但是，俄国占有赔款总额26％，除其中10％可以缓付外，其余16％，仍须按期照付。

（二）关税可以提高5％，但须先成立由有关与中国共同组织的委员会调查标准价格，然后厘定税则；中国在必要时期可以在天津周围二十里内驻兵，但以防范敌侨为限。

需要说明的是，一战期间，欧洲交战国之间多不遵守国际公约，以十分残暴的手段对待敌国在本国侨民与财产。无论是同盟国还是协约国，采取的措施都十分残暴，因此他们同样要求中国应该采取严厉的措施处置在华德产。

时任英国驻华署理公使艾斯敦与时任中国外交总长汪大夑会谈时，便明确要求中国应当将德国在华商行“全部消灭”。

一九一七年九月，中国与协约国代表会谈援助中国事宜，七国在答应对华援助的同时，也提出了全数查封德国在华商行、银行、工厂等要求。随后协约国更是接连不断地催促中方，采取严厉措施打击德国在华力量。

由于中德之间并未实际开战，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都未对德国产生明显的厌恶感。因此尽管协约国百般催促，中国始终没有采取过分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