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没有消极坐等，立即发出三通电报，命各省迅即出师讨贼。

第一电云：“本日张巡阅使率兵入城，实行复辟。断绝交通，派梁鼎芬等来府游说。元洪严词拒绝，誓不承认，副总统等拥护共和，当必有善后之策。”

第二电云：“天不悔祸，复辟实行。闻本日清帝上谕，有元洪奏请归政等语，不胜骇异。吾国由专制为共和，实出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付托之重，自当始终民国，不知其他。特此奉闻，借免误会。”

第三电云：“国家不幸，患难相寻。前因牢法争持，致启兵端。安徽督军张勋，愿任调停之责，由国务院总理李经羲主张，招致入京，共商国是。甫至天津，首请解散国会。在京各员，屡次声称，保全国家统一起见，委曲相从，刻正组织内阁，期速完成，以图补救。不料昨晚十二点钟，突接报告，张勋主张复辟，先将电报局派兵占领。今晨梁鼎芬等入府面称：先朝旧物，应即归还等语。当经痛加斥责，逐出府外。

“风闻彼等已发通电数道，何人名义，内容如何，概不得知。元洪负国民付托之重，本拟一俟内阁成立，秩序稍复，即行辞职，以谢国人。今既枝节横生，张勋胆敢以一人之野心，破坏群力建设之邦基，及世界承认之国体，是果何事，敢卸仔肩。时局至此，诸公夙怀爱国，远过元洪。伫望迅即出师，共图讨贼，以期复我共和，而救危亡。无任迫切，临电涕泣，不知所云。”

以上三通电报，因当时北京电报局都被张勋派兵把守，特派金永炎持往上海拍发。

七月一日傍晚，总统府仍然飘扬着五色旗（当时民国的国旗），这是北京城内仅有的一面国旗。

张勋在和黎元洪打交道时，似乎只看到了黎元洪软弱可欺的一面，没领教过黎的顽强不屈，也就没把黎当回事。

这样一来，七月一日到二日上午，黎的对外活动并未完全受到限制。

他写了一道重新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命令，责成段举兵讨伐叛逆。派府秘书覃寿衡把命令送到天津去，同时由其在天津发出请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的通电。

黎电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务电：“此次政变猝生，致摇国体。元洪不德，统御无方，负疚国民，饮痛何极。都中情形，日益险恶，元洪既不能执行职权，民国势将中断。我公同受国民重托，应请依照《约法》第四十二条，暨《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暂在军府代行大总统职务。目前交通梗绝，印绶赍送，深虞艰阻。现已任命段芝泉为国务总理，并令暂行摄护，设法转呈。此后一切救国大计，请我公与芝泉协力进行，事机危迫，我公义无旁贷。临电翘企，不尽区区。”

黎免国务总理李经羲职，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电：“此次政变猝生，元洪负疚民国，哀痛何已。于冬（二）日将任段芝泉（祺瑞字）总理国事，并电请冯副总统依法代行职权，在副总统未正式代理以前，一切机宜，统由段总理便宜处理。所有印信文件，业经送津，请段总理暂行摄护，并设法转送副座，呈请接收。再顷者公府卫队猝被撤换，催交三海。元洪亦即移居医院。此后一切救国大计，务请诸君商承冯副总统、段总理合力进行。”

七月二日下午，张勋才派人通告黎，限于二十四小时之内迁出公府。

北京外交团知道这消息，当天英、日、美、法、俄各国公使就在荷兰公使馆举行会议，决定对复辟问题暂时采取不过问的态度。

对中国总统的安全问题，公推荷兰公使以非正式手续警告外交部，不得加以伤害，并须加意保护。惧于列强，张勋不敢公然派兵驱逐黎元洪出府，仅于三日调换了公府的卫队，加强了对黎的监视。

当公府调换卫队的时候，黎元洪与留在公府的少数幕僚商定，在卫队交替的忙乱时期，冒险离开公府。

采取了转移目标之法，由公府侍从武官唐仲寅中将伪装成总统，乘坐总统的汽车出发。黎却扮作普通职员的模样，与秘书刘钟秀等乘坐蒋作宾的汽车出发，约定在法国医院集合。

到达法国医院时，因为没有医生签字的入院证，医院拒绝收留，黎元洪一行只得转往日本公使馆武官斋藤少将的官舍栖身。

七月三日，日本公使馆发表如下的通电：“七月二日午后九时半，黎大总统不预先通知，突至日本使馆区域内之武官斋藤少将官舍。日使馆认为系不得已之事，并为顾及国际道义，决定作相当之保护，即以使馆区域内之营房暂充黎大总统居所。黎大总统在日使馆时期内，绝对不许作政治活动。”

张勋复辟集团的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复辟当日，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愤然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当时在教育部供职的鲁迅冒雨到教育部提出辞职以示抗议。

时在上海的孙中山闻讯后极为愤慨，立即发表讨逆宣言，六日偕同一批同志乘军舰南下，计划到广州组织武力讨伐张勋。

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各大省会召开万人大会，各家报纸发表大量文章，声讨和谴责张勋的倒行逆施。

张勋复辟给了一些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如交通系的梁士诒，袁世凯死后，名列帝制余孽，南走香.港。张勋复辟，，立刻致电叶恭绰，要他全力支持讨逆。

洪宪帝制祸首杨度有通电反对复辟。虽然他的论点与众不同，只反对清室复辟而不是一般地反对帝制。

洪宪帝制的另一祸首孙毓筠也有通电反对复辟。

张勋的恶举，甚至遭到家人和下属的反对和抵制。

因复辟有功，张勋被册封为“忠勇亲王”。当其正踌躇满志、乐不可支时，部下某秘书却忽然向张勋提出辞职。

张勋愕然，问他这是何意。该秘书说，大帅既封亲王，对于宣统就该自称奴才，而我们这些人则要对大帅称奴才了。我虽寒素，却不愿做奴才，更不愿做奴才之奴才。

张勋大怒，骂道：“你还没有称奴才的福命呢！要走就走！”说罢，立刻让该君滚出。

张勋的老婆曹氏也是反对复辟的，可惜她是妇道人家，张勋不肯听她的劝。

在复辟成功后，张勋得意洋洋地告诉曹氏自己已经被加封为“忠勇亲王”。

谁知道曹氏却大骂他说：“民国待你不薄，你今天冒天下之大不韪，惹下滔天大罪，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难道不为子孙考虑一下吗？你今天被封为忠勇亲王，我就怕你明天要作平肩王了！”

张勋不解，问：“平肩王是啥意思？”

曹氏说：“你将来首领不保，一刀将你的头砍去，你的颈不是与两肩一字平了吗？”

张勋听后大怒，摔门而去。

张勋有两个侄子，一名弼廷，一名敏斋，他们也是反对复辟的，曾相与劝谏张勋说：“吾叔负天下之重，万不可冒天下之大不韪。现如今在你身边奔走献策的人，都是为自己谋划，岂可入其彀中？”

张勋听后，拍案怒骂道：“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

其实张勋自己到底懂得什么，恐怕他自己都不知道。

黎元洪的密使覃寿衡到了天津，先找到张国淦，把黎的命令交给张，请张相机行事。张国淦是个很有智慧的人，他知道说服段祺瑞接受黎元洪的任命并非易事，所以见到段祺瑞后，先不把黎的命令拿给出，却先劝段赶快部署讨伐张勋。

段问：“我用什么名义来号召呢？”

张于是乘机把黎的命令拿出。

段一看到黎元洪三字，脸马上变了，气冲冲地说：“局势变成这样，都怪他无能，他今天还能够算总统吗？他已免了我的职，凭什么我还要接受他的命令？我难道不可以叫几个军人通电推戴我举兵。”

段祺瑞的反应在张国淦的预料之中，但他早有准备，便慢吞吞地说：“他今天仍然还是总统，张勋叛逆我们要号召军队讨伐他，如果我们不依正轨而行，不接受总统命令，行使合法职权，其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军人的推戴是不合法的。今天靠军人推戴，乱平后大家恃功而骄，岂不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何况所能取得的军人拥戴，不过是北方几省，西南方面仍是承认黎总统，一定不予支持。三国时曹孟德何以挟天子令诸侯，就是为了出师有名。国难当头，个人意气是要不得的。承认黎为合法总统，就能使您的行动合法。”

张国淦这番话说动了段。于是段接见了黎的密使，也接受了黎的命令。

段祺瑞受命出山“勤王”后，立即部署一切。

考虑到兵贵神速，因为如果时间一拖，参加复辟的人员一多，局势便难控制了。 经和亲信智囊再三研究后，决定就近取材，从河北省京畿附近找军队。

很快选定驻马厂的第八师长李长泰部和驻廊房的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以这两支部队作为讨逆军的基本武力，同时和在保定的直隶督军曹锟连络。

李长泰（1862－1922），字阶平，直隶武清县（今属天津市）人。天津武备学堂毕业。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李长泰加入新建陆军，历任工程营领队官、管带、工兵参领、留直副将，北洋第六镇协统。

民国元年（1912年），李长泰署理直隶大名镇总兵。翌年，转任冀南镇守使。民国三年九月，任陆军第八师师长。民国四年，兼任驻保定司令官。

段在进行军事组织时，外交上遭遇到一点困难，原来根据《辛丑条约》，天津附近二十里是不许驻军的，这对于讨逆军很不方便。

幸而和日本有密切关系，日本方面派青木中将帮助段策划军事，借给军费一百万元。同时日本公使在公使团会议中建议中国在讨逆时期，允许中国军队有行军及运输的自由。对此，各国勉强表示了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