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的去世，黎元洪悲痛异常，于十一月十日、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二月四日、十二月二十一日四次以大总统命令，对蔡锷进行表彰，并决定举行国葬。

蔡锷之丧，全国唁祭，其祭辞和挽联可传者甚多：

孙中山先生：

平生慷慨班都护；

万里间关马伏波。

梁启超：

知所恶有甚于死者；

非夫人之恸而谁为？

康有为：

微君之躬，今为洪宪之世矣；

思子之故，怕闻鼙鼓之声来！

唐继尧：

所至以整军保民为要图，众论之归，大将慈祥曹武惠；

平时惟读书致用相敦勖，公言不死，秀才忧乐范希文。

丁怀瑾：

成不居首功，败不作亡命，誓师二语，何等光明，故一旅突兴再造共和；

下无逞意见，上无争利权，遗书数言，如斯深切，问举国朝野奚慰英灵？

小凤仙的挽联和祭文都是衡州狂士王血痕所代撰。两副挽联，当时传遍都下。

第一联是：

不幸周郎竟短命；

早知李靖是英雄！

第二联是：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美人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蒋方震在蔡死后，由日本发电回国，电文说：

“一年以来，公恶衣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临终之际，犹以未能裹尸为恨。然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

蔡锷生前对于“治蜀”并不是没有抱负，只因为他在护国起起义时已有言在先，必功成而身退。或许，他是以“不争权利为天下倡”，所以力辞川督。在他给他的老友丁怀瑾函中，曾就“治蜀”一事表示如下的意见：

“蜀虽可为，但民情浇薄，绝不适于从军。若专用外军，屏绝土著，则主客之势互不相容，终成水火矣。弟尝与兄论治蜀非假以十年时光不可，其始也临以雷霆万钧之力，芟夷斩伐，不稍姑息，乱根既尽，民气渐苏，乃嘘以陽和之气，培植而长养之，殊盛业也。”

丁怀瑾（1879 一1956 ) ，字石生，晚年又号石僧，钟英丁家庄人。曾就读大理西云书院，继又赴昆明入云南高等学堂肄业，接受了新知识。

一九零三年丁怀瑾变卖家产，西走缅甸，亲眼看到缅人亡国的惨痛，于是决定剪发易服，东渡日本留学。一九零四年由仰光乘船至横滨转东京，先入志成中学，后考入日本政法大学，是宾川最早的留日学生。

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成立同盟会，经张继、吕天民的介绍，丁怀瑾加入同盟会，担任东京支部长。

一九一一 年辛亥革命发生后，留日革命志士纷纷返国。丁怀瑾与志同道合者组织“敢死队”，在上海攻占江南制造局，救出陈其美，并推举陈为沪军都督。丁怀瑾在先锋队任参谋。接着又与苏、浙、沪合组联军，直捣南京，击溃张勋保皇军。

民国建立，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丁怀瑾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司长。袁世凯窃国阴谋日益暴露，丁怀瑾再度赴日本，并在《 民吁报》上号召各界讨袁。

袁世凯称帝，云南首倡护国起义，丁怀瑾又从日本回国，参加蔡锷护国第一军，入川担任军需。沪州纳溪之役，与北洋军鏖战四十八日，粮饷从未发生匾乏。蔡愕就任四川督军时期，有关外交事项丁怀瑾多有参赞。继任富顺县长，颇有政声。

有人或许认为，这个时候的蔡锷已身患重病，是身体情况已不允许他才辞去川督的。如果真这样的认为，恐怕是错了。因为不到最后时刻，几乎没个人对自己的身体情况有自知之明。

对于蔡锷的心意，他的好友丁怀瑾是懂的，因此丁用行动来怀念蔡的遗志——“功成不居，长揖归田”。

蔡东渡前，“丁任四川富顺县长，闻蔡噩耗即辞去县篆，闭门著书，常以蔡的人格和抱负勉励其家人子女，他称道蔡是真正开天辟地的人物。”

古人说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可是蔡锷却打破了此例。他的成败功过，不论是友是敌，莫不对他由衷称道，理由很简单：蔡以“天下为己任，却不以天下为己”。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二日，一代伟人蔡锷魂归故里，中.央.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锷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

黎元洪接任总统后，他这个总统还是很开通的。但是，让他什么事都不管是不可能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小事可以不管，大事必须过问。

在谈到民主制度和腐败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限制。因为 ，权力本身具有腐蚀作用。如果让权力为所欲为起来，是十分可怕的，不知道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怎样的灾难。而没有监督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则是铁的规律。

对于这样的道理，段祺瑞可能也应该知道。在袁世凯独裁时。他恐怕比谁都希望对袁世凯的权力进行限制和监督。但是，轮到他自己就不一样了，因为被监督和限制，实在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

也就是说，就是黎元洪这样的弱总统，段也是无法忍受的。在他看来，国会给他的困扰，使他不能独断独行，已经够他受了，再加上黎元洪遇事总是掣他的肘，他简直就没法活了。

他经常向他的亲信抱怨说：“我是要他来盖章签字的，不是请他来压在我的头上！”

军阀割据局面是逐渐形成的，袁世凯本人便是玩诸侯称霸的集大成者。他持北洋军自重，把清廷玩弄于股掌。

所谓玩别人者必被别人玩，袁当然不愿见他治下军阀割据，但无奈其手下的军人霸占地盘后，当袁的利益和他们的一致时，他们就奉行命令，不一致时，他们就可以不理睬，因此割据的局面在袁时代已经形成。

其实，这种割据局面也可以大往前追溯，比如春秋战国。晚清时的“东南互保”，又何尝不是一种割据。

在袁世凯时代，他曾极力支持黎元洪各省军民分治和废督裁兵的主张。袁的想法是先将都督和民政长两个职务分开，然后着手裁兵，各省都督一律裁撤，各省军队一律直属中央，把各省军阀割据的局面转变成中央集权的局面。

虽然，这个计划因得不到各省军阀的支持而流产。但必须指出，这实是一股正流，全国明达之士都支持废督裁兵的计划。我们看到了，这个计划虽孕死腹中，然而黎元洪却因此而获得好名声。

黎自己当总统后，自然而然更想贯彻这个主张。他虽然是个没有实权的总统，但他认为当年他提出这个主张时，全国都有共鸣，袁死后天下大变，在此时旧调重弹，或者可以行得通的。

在裁兵这一点上，段祺瑞是完全站在黎这一边的。所以北京政.府在军务院撤销后，立即发出“收束军队”的号召。责成各省军事当局将以前派出作战的军队撤回原防，并着手编遣各地民军，以及自从战事发生后扩充的新编军队，北京要求所有军队都应接受北京政。府的直接管理。

黎、段虽然对裁兵问题意见一致，可是在目的上则明显不同。黎的意思是全国普遍裁兵，无论南北，不厚此薄彼。段则是要大量裁减南方的军队，对自己所能控制的北洋军则不愿裁减，相反地还想继续扩充。

黎的主张是总统和总理应该分权分工，总统以陆海军大元帅地位管理军事，内阁总理则专管政务。军权既要集中于中央，总统的权力就要提高，使总统在实际上具有指挥全国军队和任免全国军事长官的大权。段的主张则是：全国军权都应该由陆军部掌握，所谓中央就是责任内阁，并不是总统。

在护国倒袁期间，由于战争的关系，所以南北双方都尽量扩充军队，当时全国军队究竟有多少数目，谁也无法统计。袁死后，全国重归和平，当务之急，在于复员，减小军队员额是复员的第一步，但这却是极其困难的事。

段祺瑞拟就了一套裁兵计划，是规定全国陆军为四十师，每师一万人，另编二十个独立旅，每旅五百人，合共五十万人。

此外各省可以保留一些非正规性质的警备队，但全国警备队不得超过二百营，每营五百人，合共十万人。

在这个计划中，陆军和警备队的区别是陆军有一定的番号而无固定的防地，可以调来调去。警备队则以维持地方治安为职责，其调动范围不出省境。

这与袁在时的计划并无两样，袁是把全国军队分为中央军和地方军，规定中央军是正规军。中央军不仅在数量上超过地方军，同时在素质上也优于地方军。

这时，北洋军多已有了正式番号，西南各省的军队则被列入暂编性质，其番号是××省暂编陆军第××师。暂编的含意就是等候整编，整编后可以编为中央军，也可以编为地方警备队。

北洋军既然是正规的中央军，自然可以随时调赴各省驻防，可是警备队就不能任意活动。根据这个原则，段祺瑞在袁死后，还想继续北洋军留驻西南境内的已成之局，这便造成了更混乱的情势。如在四川和湖南两省，尤其是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