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党正在密切追踪蔡锷的行踪时，蔡锷已经从日本经由香.港、安南，正在往昆明的途中；而李烈钧和熊克武等则已安抵昆明。

蔡锷循滇越铁路往昆明行进时，经过阿迷州（即今云南省蒙自县），原滇越铁路因崇山峻岭，夜间不开车，夜车要在此停车投宿过夜。

阿迷州的知事张一鲲是袁世凯派在云南的间谍，他曾接到袁党的的密令，命其密切注意蔡锷的踪迹，一经发现，即行除之。

张一鲲发现蔡锷后，曾安排人下手暗杀。但因沿铁路的警察早已接到唐继尧的命令，严密保护蔡锷，致使张一鲲没能得手。

蔡锷是十二月十九日安抵昆明的，他来的正是时候。虽然云南的反袁情绪已经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熔岩涌动。虽然唐继尧也是云南人，可是他在云南军界的影响力还是逊蔡锷一筹。

因而当蔡锷抵达昆明的消息传出后，使得云南倒袁的情绪更加激昂。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这个世界，很多时候还是要呼唤登高一呼的英雄的。

蔡锷、唐继尧见面后，即商量起倒袁大计。唐继尧虽然起事的决心很大，但顾虑还是很多的。这也一点不奇怪，因为以云南一隅军力来抗袁世凯的北洋军，无异于以卵击石。

蔡锷来自京城、途径天津、日本、香.港等，一路所获信息量极大，对总体的局势和外间大势已了然于胸。

蔡锷给唐继尧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袁世凯这次称帝，已把北洋军系的大多数将领们都排斥为局外人，如段祺瑞、冯国璋等。表面上袁的称帝好像是“天与人归，声势浩大”，实际上则是“众叛亲离，濒临失败边缘”了。

蔡锷的这一分析似乎立时得到验证，因为就在他俩密谈时，唐继尧的秘书送来了梁启超的一封密电。

这封电报是由南京宣武上将军冯国璋的军署拍来的，是请唐将军转给蔡将军。电报内容讲得是袁世凯决定派周自齐为赴日赠勋特使之事，讲袁世凯不惜出卖国家以换取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前边说过了，后来周赴日被拒）。这一通电报恰好证实了蔡对唐提供的情况，就是说北洋军系主要将领是反袁称帝的，不然的话，为什么冯国璋会替梁启超拍这通电报。

其实这通电报的发出，冯国璋并不知情。原来很长时间了，冯在南京就很少看公事，帝制运动后，冯更是一切不闻不问，公私函电都交给秘书长胡嗣瑗处理。

胡嗣瑗（1869年—1949年），字晴初，别字琴初，又字愔仲，别号自玉，贵州贵阳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精通史学，擅长诗词、书法。点翰林后历任翰林院编修、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总办，又曾充当直隶总督陈夔龙的幕僚。

辛亥革命前后任江苏金陵道尹、江苏将军府咨议厅长。民国初年因慕其名气被直隶都督冯国璋聘为督军公署秘书长，继而随冯国璋赴南京，仍任督军公署秘书长，深受冯国璋信任。

胡嗣瑗反对袁称帝，只是他主张的是清帝复辟，梁启超的电报交给他即发出。虽不是冯国璋所为，但由此一来倒是使得云南军界人心一振，愈发坚定了讨袁的信心。所谓，歪打正着。

十二月二十一日，唐继尧在他的私邸召集云南全省军政重要人士开会，欢迎蔡锷、李烈钧等。

参加的有：任可澄、罗佩金、张子贞、熊克武、方声涛、顺品珍、黄毓成、刘祖武、殷承献、戴戡、戢翼翘、但懋辛、丁怀瑾、王伯群等。

唐继尧首先请蔡锷讲话，蔡锷早就憋了一肚子的话，起立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极力主张即日兴师讨袁，维护国体。

他说：“我们以一隅抗全局，明知不能取胜，但我们所争的是四万万同胞的人格，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

唐接着报告袁世凯四面楚歌的处境，并提到梁启超的电报，认为袁为了称帝不惜卖国，而今吾人为了救国，非讨袁不可。接着李烈钧等纷纷发言，慷慨激昂。

二十二日晚上十时，昆明将军行署（五华山光复楼）灯火辉煌，唐继尧召集全省文武歃血为盟，拥护共和，兴师起义，誓讨国贼。

到者为：

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张子贞、黄毓成、顾品珍、殷承献、戴戡、陈廷策、刘法坤、成桄、孙永安、赵又新、杨杰、戢翼翘、叶成林、欧阳沂、何海清、马为麟、吴和宣、盛荣超、邓埙、唐继虞、李沛、李友勋、徐进、马骢、秦光弟、李修家、李朝阳、董鹤勋、赵世铭、李琪、胡道文、王伯群、李雁宾、庾恩旸等38人。

楼内气氛肃穆，大家举拳宣誓，其誓词为：

“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辛，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

誓毕，“各书本名，歃血为盟，三呼万岁”。

十二月二十三日，云南发出了两份电报，限袁世凯二十四小时内答复。一通是由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和云南巡按使任可澄署名，一通是由蔡锷和戴戡署名。

这两份电报全文如下：

唐、任电云：“北京大总统钧鉴：华密。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佥谓谁实召戒，致此奇辱，外侮之袭，实责有所归。乃闻顷犹筹备大典，日不暇给，内拂舆情，外贻口实，祸机所酝，良可寒心。窃维我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有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纲纪不张，本实先拨。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建《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

“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拥戴之诚，虽如一致，然利诱威迫，非出本心，作伪心劳，昭然共见。故全国人民痛心切齿，皆谓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祸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杨度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等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

“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项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即日明正典刑，队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则大总统守法之诚，庶可为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塞，国本可稍定。尧等夙承爱待，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义，用敢披沥肝胆，敬效忠告，伏望我大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民国前途，实为幸甚！再者，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于二十四日上午十点钟以前赐答。临电涕泣，不知所云。谨率三军，翘企待命。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叩。”

蔡、戴电云：“北京大总统钧鉴：华密。自筹安会发生，演成国变，纪钢废坠，根本动摇，驯至五国警告迭来，辱国已甚，人心惶骇，祸乱潜滋。锷到东以后，曾切词披布腹心，未蒙采纳。弥月以来，周历南北，痛心召侮，无地不然。顷问抵滇，舆情尤为愤激，适见唐将军、任巡按使漾日电陈，吁请取消帝制，惩办元凶，足征人心大同，全国一致。锷等辱承恩礼，感切私衷，用敢再效款款之愚，为最后之忠告。伏乞大总统于滇将军、巡按使所陈各节，迅予照准，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并发命令永除帝制。如天之福，我国家其永赖之。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噬脐之悔，云何能及。痛哭陈词，屏息待命。锷、戡同叩。”

在一片颂扬声中的袁世凯，在接到云南方面哀的美敦电后，虽然吃惊不小，但这时并没有把云南当回事。在他看来，云南僻处边隅，一省之力，较之国民党二次革命时四省反袁的联合力量小得多了。当年四省反袁，出动北洋军即一举讨平，如今一个小小的云南，一定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平定。

不过他这时并不想用兵，不想大动干戈，而是请他的好友英国公使朱尔典致电云南英国领事葛夫，要葛夫透过私人关系，劝告唐、蔡收回这个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