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社会各界大多希望维持稳定。如上海总商会呼吁和平，有谁“先启兵端”，“即为与人民为敌，视为乱党”。苏、浙士绅及国民党名流汪兆铭、蔡元培也奔走调停。

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宣称：“暴民政治之祸，甚于洪水猛兽，妄启战端会招列强介入，祸国殃民。”

短短一年，时局完全改观，内外形势都对国民党很不利。

为了孤立国民党讨袁派，袁世凯迎合人们的心理，作了多种宣传。针对一些人的“厌乱”心理，他有意作出种种“宽容”、“忍让”的姿态，连篇累牍地发布文告，指责讨袁派“潜谋内乱”、“破坏民国”，并极力表示非至万不得已，自己是不肯使用武力的。而且还特别强调，之所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肯张皇武力”，“并非无力安良除暴”，而是“冀其悔悟”，因为“财力枯竭，民不聊生”，“国家不堪再扰乱了”。

袁世凯针对讨袁派在上海“运动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的情况，他于五月十三日急忙颁布了一道文告，命令各地文武官吏“保卫商民”。

他说：“如有匪徒借端扰乱，损害商人，唯该都督、民政长是问。本大总统誓将牺牲一切，以捍卫我无罪之良民也。”

七月十三日，他又颁发“提倡实业”文告，侈谈“营业自由，载在国宪，尤应尊重”。袁的这些作法，迎合各地商民的心愿。

辛亥革命时，他们曾经踊跃捐助军饷，支援革命；而今除少数激进者外，大多数对“讨袁”表示冷淡，甚至加以抵制。

后来，袁世凯还传令嘉奖各地商会“拒乱有功人员”。

为了消除人们对他击败民主派后恢复封建专制的忧虑，他还一再公开表示遵守誓言，效忠共和国。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安抚和争取了立宪派和中间势力。

国民党内的那些激烈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行动竟然遭到了这么多人的反对。有人甚至直接指斥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为了权力之争。有人甚至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

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宋案”表示异议。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声势虽大，但其成分已经很复杂。

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二次革命”。

一言而蔽之，当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已大不相同。何况袁世凯的势力比之辛亥革命时更为的壮大，国民党内部对于二次革命也大多没有信心。党内的军事领袖黄兴，在南京的战事还在进行中就不辞而别，何尝不是这种态度的体现。

“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得到国内众多实力派的支持，自然也就很快失败。

反过来说，国民党所发起的这场战争非但没有达到倒袁的目的，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虽然身为大总统，但他对很多地方上实际上是无法加以控制的。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说：“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据，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

更要命的是，地方上的那些政客、党魁、军阀彼此间也是争斗不休。闹得厉害了，自然不乏刀枪齐动、血流不止，甚至于你死我活、民无噍类。譬如副总统黎元洪在湖北，死在他手里的革命党、造反派几乎是数以百计，这些人何尝不存争权之私心。

由于革命党人当年闹革命的时候过多的吸收了会党领袖，而这些人往往是一些为社会所不齿的渣滓流氓（如应桂馨之流），这些人实际上毫无革命信念，一旦当权，必然危害地方，搞得民不聊生。

很多官场中人，都知道当家不易，管事很难，把事管好更难。相反，一些革命党人，一朝大权在手，便忘乎所以。以为有权真好，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而乱搞一气；更有甚者因手中有权而很快腐化堕落。

很多人抱怨，新生但混乱的民国还不如腐朽然稳定的大清，而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当时又拿这些人没有办法。

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社会的动荡反使得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由此，袁世凯正好成了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袁世凯能够拨乱反正，尽快恢复秩序，继续过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得不到民众的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民国初期民主潮流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实际存在的两个营垒的对峙。武昌起义后至二次革命前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期间，革命党人拥有相当的军政实力和革命声势，他们努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目标，使中国朝着实现共和的道路向前迈步。

袁世凯从表面上也不能不支持民主，一时间，民主的气氛较为浓厚。几百个社团、几十个党派群起纷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

做为革命党的主要代表的同盟会，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宣布为公开政党，八月改组为国民党。立宪派控制的组织有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亦被允许注册和开展活动。

甚至像陈翼龙那些主张社会主义、攻击袁世凯政.府的真诚的社会党人，也可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

据统计，至二次革命前，全国报纸总数近五百种，销售数量达四千二百万份。其中新创办的报纸，北京约有五十余种，居最多，上海次之，有四十多种，天津、广州分别为三十五、三十种。不仅拥袁的报刊，而且制袁、反袁的报刊也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学说，亦允许见诸报端或公开演讲宣传。国民党背后资助的报纸，如上海《民权报》等“无日不骂项城”，当时也未遭到封闭捕杀之祸。

兴办企业是这一特殊时期出现的另一热潮。它与民主思潮有关且并发前进。

这一时期，应当说袁政.府在抓经济上也是可圈可点的，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政策；大力提倡发展实业。

人们建设祖国的热情被大大激发出来，这一切都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各种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如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中华民国铁道协会等，数量达七十余个，几乎遍及各省区。

新的民办厂矿企业猛增。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间全国共设三千九百三十七家，平均每年设厂一三一二家，将近达到一九零四—至一九一一年间每年设厂数的两倍。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气氛的浓厚，文化教育事业也勃兴起来。大中小学数量明显增长，民国元年的学生总数超过宣统元年（1909年）的一倍，其中女学生的增加尤快。

政治上的民主气氛，经济上的发展势头，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这些当然与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同时民主潮流的发展又似乎为人们提供了一幅革命后的“太平盛世”的图景。

在这样的情势下发动“二次革命”，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也很难不违民意。

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辛亥革命后，真正统一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在“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统治下的那两年。在列强环伺、国弱民穷的险恶局势下，中央集权的确能给国家带来高效率的行政，这个要求也似乎适应了实际需要。

由此，袁世凯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获得民众的支持，他获得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地位非但不是偶然，反而是众望所归。

镇压了二革命后，袁世凯看到内阁饱受各方面指责。为了缓和矛盾，平衡各方面关系，决定重组内阁。

开始，他是想让自己最信任的徐世昌出面组阁，老谋深算的徐世昌看到面临的乱局，没有接受。

袁世凯有分别找了张謇，张謇也没有接受，他一再坚持，张謇推荐了熊希龄，这倒很对袁世凯的心思。

当时在唐内阁内任财政总长的熊希龄，其能力卓越被袁世凯发现。对袁来说，由专制而共和，再由共和而恢复专制，不能变得太快。而熊希龄属于温和派，且好控制，邀他组内阁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