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请愿同志会”经过讨论做出三个决定：一是请愿代表范围继续扩大：正式请愿时，各府、厅、州、县都派代表一至二人到京，近省至少一百人以上，远省至少五十人以上。二是分发签名册，并约定各省征集至少上百万的签名。三是交叉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请愿，各省谘议局及各团体同时向资政院请愿，各省谘议局及各团体再向各省督抚请愿。

一九一零年七月一日，留日学生千余人在东京锦辉馆举行集会，声援请愿代表团，并表示要积极参加第三次国民大请愿。随后，南洋、美洲和日本等地的华侨也纷纷致电支持请愿活动，并相继派出代表到北京以示支持。当时的各大报纸、杂志也大造舆论，大力鼓吹速开国会的好处。一时间，“请愿召开国会”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全国各地也都形成了一股请愿速开国会的热潮。

一九一零年八月十五日，国会请愿团召开会议，决定各省各团体代表在农历八月前必须到达北京，九月上书资政院，请开国会。另外，国会请愿团向各省谘议局致电建议，国会召开之前不承认新租税。各省谘议局开年会只讨论一个议案，那就是速开国会案，目的不达到，各谘议局即行解散。

不久，各代表便陆续抵达北京，连一向闭塞落后的甘肃也派出代表前往北京参与请愿。更有甚者，山西代表到达北京时，在京的山西籍官员全体驱车乘轿，前往正阳门车站迎接本省代表，一时热闹非凡，轰动京师。很多年后还被人们传为佳话，山西人每说起此事时，也是特别的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乡而自豪。

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整队出发时，奉天在京学生牛广生、赵振清等十七人突然来到。他们交给请愿代表一封信，表示“国家瓜分在即，非速开国会不能挽救，今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随即牛广生和赵振清两人要“拔刀剖腹，以明心迹”。经过请愿代表苦劝，两人趁人不备，各从自己腿上和胳膊上割肉一块，涂抹于请愿书上，并高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随后忍痛踉跄而去。代表们亦泪流满面，为之感动。

与前两次请愿不同的是，立宪派这次广泛发动了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签名和游行活动。

直隶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在全国学界请愿会会长温世霖等人率领下，列队前往直隶总督署请愿，迫使直隶总督陈夔龙允为代奏。

十日后，河南各界人士三千多人在开封游梁祠举行请愿签名活动，随后列队到河南巡抚衙门请愿，巡抚宝棻亲自出来接见并答应代奏朝廷。

山西太原民众一千多人集会，签名支持请愿活动，并前往巡抚衙门请愿；同日，山西谘议局和国会请愿同志会组织召开了上万人的请愿大会，当场签名的就有五千多人，随后列队游行到巡抚衙门请愿。

福建各界人士五千多人游行到总督衙门请愿，闽浙总督松寿接受了请愿书。同日，四川国会请愿同志会召开请愿大会，到会者六千多人，并在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的率领下，大家列队前往总督衙门请愿，总督赵尔巽答应代为转奏。

在各省请愿同志会的组织下，其它各省如湖北、湖南、江西、贵州等地的签名请愿活动都在如火如荼的开展中。特别是东北三省，请愿活动开展尤为热烈，当时奉天各地集会人数均在万人以上，签名者近三十万。

谘议局这边的请愿活动也很顺利，各省谘议局基本上都通过了呈请速开国会的议案，并组织好进京请愿代表。

在民众的请愿热潮下，各省督抚也受其感染，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湖广总督瑞澄、两广总督袁树勋等十八个督抚及将军都统联名上奏，请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召开国会，以免人心沸腾。

九月二十三日，国家的准议会机构资政院召开第一次会议，代表们提出提案，支持请愿活动。

湖南籍的议员罗杰慷慨陈词：“现在国民之断指、割臂、剜股者相继，皆表示国民以死请愿之决心。”

十月二十六日，资政院投票对提案进行表决，获得通过，全场群情激愤，掌声雷动。资政院虽然还不是议会，但能通过支持请愿活动的提案，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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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民众的请愿可以无视的话，但另一股力量的出场，形成的是泰山压顶之势。

各省的督抚或联名，或单独奏请清廷顺从民意，明年召开国会。

在重重的压力之下，载沣和朝廷让步了，他不得不让步了。还好，能学会对民众让步，毕竟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一九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清廷宣布，着手组织责任内阁，预备立宪由九年“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即一九一三年召开国会。

对于这个结果，立宪派中张謇等所代表的温和派，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偃旗息鼓了。张謇现已是一名富商，他生意上的事也很忙。

而立宪派中的激进派不满意，又搞了一些活动，但因为参加的人不多，也就慢慢平息了。

一九一一年五月八日，千呼万唤的责任内阁终于出笼。

奕劻为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下设外务、民政、度支、学、陆军、海军、法、农工商、邮传、礼藩十个部，以梁敦彦、善耆、载泽、唐景崇、荫昌、载洵、绍昌、溥伦、盛宣怀，寿耆为各部大臣。

在十三名内阁大臣中，满族九人，汉族仅占四人。

满族九人中，皇族又占五人。

这个结果很令方方面面失望，被人们戏称为“皇族内阁”。

而皇族内阁是违背立宪原则的，立宪派召开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立即上书，指出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不相容，要求另选大员担当总理大臣。

又向全国宣告：新内阁人员組成，均与国民“所希望者相左”。“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为专制”。

对此，清廷不予理睬。七月初，咨议局联合会再次呈请另組责任内阁。

清廷回答：“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议员不得过问。

咨议局联合会立刻针锋相对的用立宪原则给予批驳，指出：国家是国民的国家，不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君主之地位，不过为国家一个机关。动言君上大权，总揽政治权，是违宪的，是对人民权力的剥夺。

只有以议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才是立宪的本来意义。

严正声明：“授亲贵以国务大臣，无以明朝廷大公之心迹”，皇族内阁问题绝对不能通融。

事情就是这样，不管下边喊得多凶，不管下边的意见多有道理，但权力在朝廷手里，朝廷不理睬，说什么都没有用。

君主立宪，需要特别开明，思想境界极高，道德品质极好的君主。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毫不贪图个人的权力及名利，这样的人，不能说是没有，但肯定是为数极少的。

一个国家能够遇上，那才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

而在大多数时候，没有制度和有效机制对专制进行强有力的限制，靠当权者的良心发现和自觉自愿，君主立宪是很难实现的。

民主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人民群众自己去争取，而不能靠封建统治者地恩赐。

载沣或许在想，反正大权在自己手中，无论你们大家怎么喊、怎么叫，我就是不理睬，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从表面看似乎是这样，但让载沣想不到的是，人民用和平的方式 ，达不到目的，很多的人就会诉诸暴力，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加速清朝统治的灭亡。

袁世凯在农工商部当参丞的长子袁克定，这一天又回彰德洹上探望父亲。

每一次他都会很详尽的讲朝廷的事，袁世凯每次也都听得很仔细。

这一次，他显然对责任内阁更感兴趣，听完了这个被称做“皇族内阁”的名单和各方的反应后，袁世凯沉吟了良久，没有说话。

袁克定征求父亲对这份名单的看法，袁世凯说：“说实在话，这个责任内阁的組成人员，还是很不错的。

“就拿总.理大臣奕劻来说，人虽然有些贪，但他是很开通的，也识大体。载泽在海外的华人和立宪派中，口碑是不错的。善耆在宗室皇族中则是最开明的一个，他与海军大臣载洵出洋考察时，曾在国外与立宪派的梁启超诸人有过密切的接触，思想是很前卫的。

“溥伦作为资政院的总裁，一直在致力于立宪。而司法大臣绍昌一直在主持起草法律，《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律草案》这些法律都是出自他手，如果他不是立宪派，还有谁能称得起立宪派。至于你徐世昌伯父，就更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