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日深夜，谭嗣同只身来到法华寺袁世凯的住处。

梁启超在其《谭嗣同传》中，是这样写谭嗣同和袁世凯的对话的。

参加的人只有徐世昌。

谭问袁：“君谓皇上如何人也？”

袁答：“旷代之圣主也。”

谭问：“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

袁答：“固有所闻。”

谭即直出光绪皇帝密诏，对袁说：“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唯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说：“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上乃我辈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谭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禄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唯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

谭问：“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

袁笑而不言。

徐世昌在一旁插话说：“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指袁世凯）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来笼络耳。……荣戝心计险极巧极之除，慰师岂不知之？”

谭说：“荣禄固（曹）操、（王）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

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许多记史的书接着是这样写的：谭嗣同听了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言辞，以为袁世凯被自己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忠心贯日的话打动了，又与袁世凯密商一阵。

袁世凯最后说：“今营中枪弹**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彈药，则可也。”

表示要赶快回天津加紧部署，谭嗣同遂起身告辞。

十九日，徐世昌回天津。西太后由颐和园回宫。

二十日，光绪皇帝再次召见了袁世凯，袁世凯也当面向光绪皇帝表白了一个臣子的忠心。奏称变法不能太急，只可让张之洞等明达时务，老成持重的人物赞襄主持，新进诸臣阅历太浅，办事不慎密。

出来之后他就向人散布说：“皇上若责我以练兵，我不敢不奉诏；若他事，则非我之所之也。”

已明显表露出自己要与维新派画若鸿沟之意。

当天下午，他匆匆忙忙赶回天津，直奔荣禄的总督衙门告密。

二十一日早晨，西太后在宫内发动政变，宣布重新训政，光绪皇帝被囚禁在了瀛台。

同时下令捉拿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

康有为在政变前一日逃离北京。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后在日本人掩护下前往日本。

谭嗣同与侠士王五谋救光绪皇帝，没有成功。

日本人劝谭嗣同逃跑，他不听，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谭嗣同、林旭、康广仁、杨锐、刘光弟、杨深秀被杀于北京菜市口，被后人称为“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在临刑时大呼：“有心杀戝，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从此成了富于牺牲精神，舍身取义的楷模而光照千秋。

袁世凯则成了出卖维新变法之人而留下千古骂名。

很快有一首三言歌谣在社会上流传：“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因为袁世凯二十日的告密，而导致二十一日晨西太后发动政变，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说法。

但是，有人经过研究后后提出异议。

他们认为，袁世凯二十日下午从北京回天津，到荣禄处告密不假，这一点袁世凯本人也不否认。

但西太后二十一日晨发动政变却和袁世凯的告密没有关系。

因为，从时间上，袁世凯向荣禄告密，时间已经是很晚了，夜里已经没有从天津去北京的火车。

而电报京师那边都掌握在维新派手，无法用电报和北京联系，也就是说荣禄没有时间和条件，把袁世凯告密的事在发动政变前报告西太后。

那个时候，维新派没有什么严密的组织记律，京城守旧派的密探遍布。

在一片悲观丧气的情绪下，拿袁世凯这个救名的稻草，给自己的人加油打气，可能已经成了挂在嘴上的事。

这样的事，西太后从别处得知是非常可能的。

笔者也倾向于这样的观点，理由倒不是因为时间。

比如没有火车遇有紧急情况荣禄不能发专列吗？守旧派势力那么大，电报联系未必就没有办法，快马加鞭跑死几匹马也是可以办到的。

而一个最简单的根据是：如果袁世凯想告密立功，为什么在北京不直接到慈禧太后那里告，而要绕个大圈子，回到天津报告荣禄呢？

如果有人说，袁世凯见不到西太后，不要忘了袁世凯和李莲英可是朋友。

而李莲英对维新变法是恨得要死，曾经和亦劻在一起哭着跪求西太后重新训政。

袁世凯为什么要到荣禄那里告密，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自保。

他本身就曾经是维新变法的积极分子，关键时候被光绪皇帝传到北京。一次次的接见，升官的事又满城风雨。形势已经相当危机，一旦维新派倒台，他袁世凯逃脱得干系吗？

维新变法他是赞成，但在必败的局面下，为了这搞不成的变法丟了身家性命，袁世凯当然不干。

他可不是谭嗣同那样的大英雄，一事当前，首要的事还是要为自己打算。

而据有的史料记载：荣禄得知袁世凯告密的事情后，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报告，而是不知道怎么办好？

一边是皇帝，一边是老佛爷。人家说到底是一家人，是母子两个。

人家母子的事别人怎么掺和？弄得不好，事过之后，人家母子没事了，在里边掺和的人反而弄一身毛病。

伴君如伴虎，曹营的事难办。

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第二天传来了西太后政变的消息。

于是，荣禄马上赴京，向老佛爷报告袁世凯提供的情报。

袁世凯对得起他，他也要对得起袁世凯。

因为有史料记载，西太后对袁世凯是有戒心的，荣禄也曾调集部队对袁世凯部进行了监视。

其实，戊戌变法是不会成功的。

首先，我们看到了，主持变法的人都是书生，不是做事的人。书生意气，以为只要他们想变，就什么都能变。

我们前边说过了，这样的改革是相当艰难的事。而这些书生们，对此却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甚至连基本的概念都没有。

戊戌变法用袁世凯的话说是急不得的，必须要循序渐进。而这群书生们却大刀阔斧，无所顾及。

举一个例子。在一百多一点的时间里，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一共颁布的新政的诏令和谕旨，就有一百八十多个。

开始底下还当回事，后来应接不暇，不会干，也干不过来，干脆看都不看的扔到了一边。

上边的这些人挖空心思，反复商讨，反复论证，反复修改，好不容易搞出来的东西。到了下面竟成了一张废纸，岂不可悲？

做成一件事那么容易吗？但在维新派的这些书生看来简直如同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