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下半月和整个四月，朝廷主要职能部门都在紧锣密鼓地制定新的税收框架。

是的，仅仅只是“框架”而已，还不是细则。因为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长时间来完善。就目前而言，能整出大致框架就不错了。

四月底，户部尚书杜晓呈递了一份《税则》上来。

邵树德打开看了看，随后沉思良久。

“杜卿果有大格局。”邵树德突然展颜一笑，道：“你建议恢复宰相判三司的制度，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臣一心为公，不做他想。”杜晓答道。

邵树德微微颔首，他相信杜晓说的是真话。杜家兄弟也算老臣了，格局没那么低。

所谓宰相判三司，是唐代财政危机时出现的制度。

三司，即户部、盐铁、度支三个部门，前两者是来钱的，后者是花钱的。

唐中后期，因为叛乱多发，开支浩大，财政对于朝廷愈发生死攸关，于是令一位宰相“判三司”，专门理财。自此，这三个互不统属的部门由挂着“判三司”头衔的宰相直领，已经在事实上成了一个独立的财政收支机构。

唐末混战之时，朔方军的财政由供军使衙门管理，实行军事统制。

开国之后，逐渐移交回户部。

现在，作为户部尚书的杜晓建议，仿效唐代财政危机时的做法，专门建立一个征税、出纳机构，由宰相直领，提高其地位。

毫无疑问，这是把自己的权力往外剥离，不容易。

当然，话又说回来了。作为官场老油条，杜晓很清楚自己的权力来源是谁，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固然会被户部骂，但那又如何？圣人记着他的好就行了啊。

“租庸使这个名字不好，改成税务使吧。”邵树德又道：“两税法已历一百四十年，不是租庸调时代了。税务使之职攸关国计民生，可凭此职入政事堂为相。”

“陛下圣明。”杜晓赞道。

邵树德继续翻看《税则》。

朝廷税收，大概可分为田税、商税两大类。

田税顾名思义，面向农民征收，分户税、地税两大类，除少量现金外，大部分是实物，由地方官府负责征收。

田税中的大部分，如粮食，并不一定会解送至中央，因为长途转运消耗太大，如非必要，一般存于地方上的仓库内。

县有县库、州有州库、国有国库，户部会定期派人巡查、对账。

监察御史也有权力检查。

相对高价值或轻便的物事，如布匹、皮子、铜钱等，转运至中央的比例就高多了。战争频繁时，地方上甚至一点不能留，全部解送进京。

“前唐藩镇割据时期，定下了两税三分的原则，杜卿觉得如何？”邵树德的目光落在田税那一部分，问道。

两税三分的意思是收取到的户税、地税，三分之一留州，三分之一送使（节度使）、三分之一上供（解送朝廷），比例相当清楚。

“臣以为，诸道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杜晓说道。

这就是聪明人。

圣人提出分税制改革，不就是要厘定各道田税该怎么分润的问题么？

按照传统的两税三分的原则肯定是不行的了。

那样的话，留在地方上的田税将达到三分之二，朝廷只得三分之一。地方上有充足的资源搞建设，朝廷凭空少了一大笔收入，自然不开心。

说白了，就是中央与地方争抢资源的问题。

况且，诸道的情况确实不一样。

像安西、云南、辽东等道，就算将三分之二的田税留在地方上，也是合理的。

以安西道为例，当地还在打仗，屯驻了大批兵力，自己所产的粮食犹嫌不足，还需从外界输入，你再把田税运来运去，不是自找麻烦，徒增消耗么？

当地目前执行的实际是全部田税留道、留州的政策。

而没有战乱，或者说田税比较充裕的地区，则可适当提高一些比例，朝廷拿走一半甚至更多，都是可以的。

“朕亦是此意。”邵树德说道：“江淮诸道，太平无事，又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河北地平无垠，沃野千里，朕觉得一半以上可为上供，甚至更多。具体比例，你们再议一议。”

“臣遵旨。”杜晓倍感压力，这事没那么好办，怎么调整比例，都会挨骂。

假如圣人要从江南收走七成田税，而安西道田税全部留在当地，江南人能乐意么？这还算好的，在实际执行中，很可能还要给安西道补贴，也就是说他们自己的田税不够用，还需要从别的地方调入……

以江南之财赋，养北方之劲兵。这是圣人提出的基调，果然非常形象。

“现在说说商税。”邵树德招呼杜晓坐到他身旁，指着榷税一栏，说道：“你建议裁撤一些税种，甚好。一年收不到几个钱，反倒弄得鸡飞狗跳，百姓不安，确实该停征，甚好。”

榷税林林总总几十种，第一名年收几百万缗，最后一名年收几百缗。

虽然收得少，但一样扰民，徒增厌恶，可能征税成本都不能覆盖，不如取消。

对了，榷税是朝廷直接收取的，与地方无关。

如榷茶钱，可以理解为针对茶叶这种商品的消费税。

后世中国一共有十五大类的商品，如烟酒、鞭炮焰火、高档化妆品、珠宝玉石、成品油等有消费税，其他品类没有。

此时一样，盐、茶、漆、铁、煤等少数商品有榷税，大部分没有。

中唐以后，朝廷为了收盐税，派出榷盐使；为了收铁税，派出榷铁使。

最初只有这两种榷税的时候，朝廷专门设了一个盐铁使来总领这些税收。

盐铁使在各镇有分支机构，专事征税。

后来加入了茶税、漆税等，名字没改，仍由盐铁使负责。

这些直属于朝廷的征税机构，理论上与地方藩镇无关，藩镇也无权干涉他们的工作。征税遇到困难时，朝廷派往各镇的监军还要督促节度使协助征税、转运。

可以说，榷税才是朝廷财政的命脉，因为这是独属于朝廷的税收，无需与地方分润——理论上而已，实际情况较为复杂。

“诸般杂榷减免三十余万缗，然加征榷酒钱，是否合适？”邵树德问道。

“陛下，臣等以为，杂榷已废，百姓所受滋扰减少，而今只多收一个榷酒钱，当无大碍。”杜晓说道。

说完，他又详细解释了一番。

杂榷收不到几个钱，但税吏上门，趾高气扬，扰民极盛。

你减少一个杂榷，百姓受到的滋扰就少一分。

这么一算，罢免了十来个杂榷，百姓——主要是从事该行业的商人——的日子要好过很多，心里舒爽了。

在这种情况下，加征一个榷酒钱，委实算不得什么。

“前唐上一次收榷酒钱是什么时候，所得几何？”邵树德问道。

“唐文宗太和八年（834），收得156万余缗。”

“这个一百多万缗，不包括河北吧？”

“主要是关中、河南、江南等地。”

“国朝能收得多少榷酒钱，你们估算过么？”

“不下三百万缗。”

“酒税可不好收。”邵树德说道：“前唐榷酒钱之所以时收时废，不是没有原因的。”

简单来说，酿酒不是啥高科技。

老百姓在家里自己都能酿，真不一定需要去酒肆里买平摊了酒税成本的高价酒。

唐代征收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百姓私酿成风，屡禁不止。

官府一开始定了一斗酒收250文的税率，后来发现压根没法执行，因为人家不来买了。到最后，只能各自想办法。

比如长安官府就挨个上门，规定酒肆、酿酒户交一笔月钱了事，等于是征收固定金额的税款了，之前定的税率屁用没有。

有的地方试图控制酒曲的买卖，从这个角度入手征税，真是小机灵鬼。

有的地方为了完成朝廷定下的榷酒钱数额，干脆摊派到田税中，从所有民户那里收取。

朝廷一看乱象频生，于是就禁止了，免得竭泽而渔。

只有实在缺钱的时候，临时“吸一口”，缓过来后，立马停征，因为这种税收实在扰民，在破坏朝廷根基。

“榷酒钱算了。”邵树德想了半天后，最终决定放弃，只听他说道：“收不到几个钱，反倒损害朝廷威信，有害无益。而今天下升平，北地家家户户养牲畜，马匹买卖盛行，一个榷马钱，年入绢百万匹，就抵得上榷酒钱了。”

说到这里，又不得不提一下混乱的货币制度，这是真的坑。

因为历史遗留原因，从朔方军时代开始，马匹买卖就以绢来定价——不是铜钱、不是银元，而是绢。

绢的价格不一，便宜的二三百钱一匹，中等的500-800钱，贵的几千上万，交易、征税十分麻烦，但目前也没更好的办法。只能想办法让商户们慢慢改成银元票交易，这样一来，定价、交易、收税都更为方便。

“臣遵旨。”听到圣人不打算收榷酒钱后，杜晓记下了，准备回去后就划掉这一条。

同时也有些钦佩，圣人能在不扰民的情况下，生生创造新税种，还让人交得心甘情愿——如果没有大量的马匹交易，榷马钱也无从征收。

另外，随着煤炭的广泛使用，榷煤钱突飞猛进，增长的速度让人为之咋舌，从最开始的几万缗，到了现在的约60万缗，才稍稍平稳了一些。

榷碱钱，去年收到了十余万缗。这还是在税率极低的情况下收取的，那会为了鼓励草原卤碱进入中原，故免税或只征收极低的税款，将来肯定要慢慢提高的。

但煤炭和卤碱却已经让人离不开了，前者可以做饭、取暖，比买柴划算，后者关系到羊毛脱脂，都是生产生活中急需的。

圣人抓住了马匹、煤炭、卤碱这几项收税，确实是神来之笔。

“榷税是重中之重，年入千余万，无需与地方分润，是朝廷捏在手里的钱袋子。”邵树德又道：“你回去后，再与人琢磨琢磨，扰民的杂榷就免了。其他的照常征收，税率你们再议一议。卤碱的税率可以稍稍提高一些，但不能提得太多。毛皮可以开始征收榷税了，税率先不要定太高，免得吓坏人。总之再完善一下吧，待一切尘埃落定，朕就召开观风问对，届时东宫、理蕃院、枢密院的人都会来。”

“臣遵旨。”杜晓应道。

又说了一会话后，他很快退去了。

邵树德喊来了王彦范，道：“召齐王入觐。”

齐王邵观诚也回京了，参与到了这场税制改革之中。

邵树德给他分配了任务，即完善商税的另一大组成部分（关税和除陌钱）的细则。

前者是他的老本行，后者需要与其他部门协调，至今已近一月，是时候看看进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