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年代受迫害的当然不止我们一家，就拿西村我姥爷家来说，扎纸人的，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我姥爷、我姥姥、还有我大舅都挨了批斗。我大舅比我父亲大几岁，上学也比我父亲早的多，文革的时候，他已经在上高中了，文革开始以后，学校停课回了家。

当时，他已经一边上学一边跟着我姥爷学扎纸人的手艺。当然了，不是我想说我姥姥姥爷的不是，就个扎纸人的手艺，还讲究个传男不传女，两口子愣是没教我母亲。

不过，这文革一上来，我姥爷一家四口儿，就我妈没挨批斗。据我妈说，他们那个村打人打的特别狠，把人逼的光上吊的就有仨，投井的俩。写老槐树的时候，我不是说他们村有个七十岁老头捅死了八十岁的老头嘛，就那个八十岁的老头，他们村就数他心狠手黑，打人都是往死里打的，像这种人，老天爷能叫他活到八十岁，估计就是叫他等着挨刀呢，那七十岁老头捅了这老头以后，到监狱里安享晚年去了，国家一直把他养到寿终正寝。

当时，我大舅给人打的眼睛都睁不开了，导致视力下降，我姥姥左腿给人打出了毛病，最惨的是我姥爷，给人打的大口大口吐血，之后落下了内疾，一到阴雨天就胸闷、偶尔嗝血，在我不到两岁时我姥爷就去世了。

他们村，最幸运的要数陈瞎子了，当时陈瞎子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不过陈瞎子这老家伙圆滑世故会来事儿，别人还没打他，他自己就招了：“我对不起国家，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人民，我对不起全村老少爷们儿，我认罪，我该死，我活该瞎，这辈子瞎，下辈子还瞎……”

那些人一听这话，心里舒坦了，说陈瞎子表现好，只把陈瞎子的竹竿子撅折了，美其名曰：斩断牛鬼蛇神尾巴。

当时，红卫兵好像已经分出了派系，每个派系各自为战。在我们这里有名的派系大致有三四个。“二七派”、“八一八”，这两个是最老资格的派系，势力最大，另外好像还有个“大联合”“四一四”什么的，这两个派系较小。

“二七派”，本名“二七公社”，是我们河南省最大的造反派；“八一八”可能是北京的，不过在全国的影响力是最大的，源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号，这一天是首次在北京接见红卫兵。

他们这些派系之间，唯一不同就是胳膊上带的那个箍，当时可能叫章。二七派，胳膊上带是“二七红卫兵”，八一八带的是“八一八红卫兵”。“红卫兵”三个字较大，居中，派系名称字较小，居上。

打我奶奶的那些人是“二七派”的红卫兵。

在北京第二次接见过红卫兵以后，九月初，中央发出通知，支持全国各地革命学生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还支持北京学生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帮助，坐火车、吃饭，一律由国家开支，也就是说，坐火车吃饭都不要钱。

这个通知一经出台，将红卫兵大串联推向了最，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中学生、甚至是小学生，风起云涌，全部开始北上南下、东进西出。

打我奶奶的那几个红卫兵，临走时带走了村里大多数年轻人，说是大串联到北京去见，接受的检阅，每人带上一个箍，拿上一本“红宝书”满腔激动地离开家了。

他们就这么走了，我父亲当然不甘心，喊上王思河，一路跟了过去。

我们这里现在叫凤泉区，过去叫北站区，过去为啥叫这个名字呢，因为我们这里过去有火车站，京广线，过去的火车不知道到达北京那个地方，现在一路直达北京西。

那些红卫兵就在火车站搭的车，我父亲跟王思河紧跟着他们钻进了另一列车厢里。

车厢里面，那是人山人海，全是大串联的年轻人，每个人脸上带的那种狂热，是无法用任何文字来形容的，鬼神见了都要退避三舍，就连我奶奶身边那位红裙女子都吓得半夜给我奶奶托梦，说到深山里躲一躲，将来有缘再见。那棵神奇的老槐树，文革来了以后就开始装死，一装就装了十年，可见当时那种鬼神皆惊的可怕程度。

在开往北京的列车上，我父亲跟王思河挤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角落里，想要开口跟别人说话，就得先对上语录，例如，别人说一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你就得赶紧对一句：“会当水击三千里！”要是三个人在场，这个说：天要下雨，另一个说：娘要嫁人，最后一个赶紧说：由他去吧……

你要是对不上来，那你就摊上大事儿了，把你从火车上扔下去都是有可能的。

我父亲跟王思河在火车上基本上不说话，就是说话，也是两个人小声嘀咕，绝不让第三个人听见。不过，车上人多，大多还是年轻人，也没人留意他们。

那时候都是慢车，硬座绿皮车，烧煤的那种蒸汽火车头拉着。我父亲跟王思河坐了两天三夜的火车才到达北京。离开家的时候，他们两个每人身上带了几个窝窝头，下车的时候已经吃完了。两个人身上还带着五毛钱，五毛钱已经算是不少了，我奶奶辛辛苦苦干十天的活儿才能挣五毛钱。

火车到站的地方，并不繁华，还有点荒凉，我父亲一下车就晕头转向了，不知道这是到了哪儿，甚至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好在这趟火车上的人全都下来了，都是往一个地方去的，我父亲不知道这是哪儿，有人知道，跟着下，不害怕。

人群乌乌泱泱、人头攒动，踩的那地面都轰隆隆的响，就跟放了一大群羊似的。

我父亲跟王思河两个糊里糊涂随着人群就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在人群里找“二七派”那几个货，也就不大会儿功夫，给他们找到了，因为人太多，不好动手，悄悄尾随在他们后面跟着。

走了没多远，前面出现一座大棚子，里面热气升腾，这是专门给红卫兵们开设的临时大伙，就跟过去粥厂的性质差不多，这些人在这里可以随便吃喝。

吃过饭以后，接着往前走，走着走着，我父亲就发现有点不对劲儿了，人群出现了分化，因为北京这方面有人来接站，接站的人都是各个派系的，人群很快分流，分成了好几股，接站的人领着他们，各自找各自的队伍去了。

我父亲跟王思河就尾随着“二七派”这一股，继续往前走。路上，越走看着越像那么回事儿了，路两旁出现了楼房、店铺，路上出现了汽车、自行车等，俨然一副老北京风味儿。当时虽说看着萧条，很多店铺都关着门，不过绝对要比我们这个破落小山村繁华的多，临街的那些墙上，贴满了白纸黑字的大标语、大字报，有的是语录，有的是鸡血的口号，看着都叫人眼晕，给人的感觉就是——这天下乱了……

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天色黑了下来，这股二七派的人，穿街过巷，在巷子里一处四合院落了脚。我父亲他们两个没敢进去，不是他们派系的，进去搞不好还得挨揍呢，两个人在四合院旁边找了个角落猫了一夜。

第二天，找了个地方吃过早饭，尾随着这些人来到了广场。

用我父亲的话说，当时那广场上全是人，人山人海，一眼都望不到边，人人手里举着“红宝书”，在城楼底下喊口号、唱歌、游行，口号喊的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歌唱的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

可能因为人数还是不够多，没能引起中央领导们的重视，这些人在广场上折腾了三天，也没能见着伟大的领袖。

三天来，我父亲两个也被迫混在人群里面，手举“红宝书”，跟着他们喊口号，唱歌，不过，他们没忘记自己两个千里迢迢跑北京干啥来了，心里一直惦记着那几个货。

到了第四天傍晚，终于给我父亲他们两个逮着了机会。当时，在我们村里打我奶奶的总共有五个人，三男二女，他们的名字，我父亲到现在都还记得，不过，在这里我就不再写他们的真实姓名了，毕竟那些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写出来也没啥意思了，再说他们现在不一定还活着。三个男的，咱们就叫他们男一、男二、男三，女的，就叫女一、女二好了。

那是天色将黑的时候，刚刚吃过晚饭，我父亲两个又猫到四合院旁边那个角落里，这个角落位置很好，只要一打四合院出来人，就能听见声音，一探头就能看见出来的是谁。

那几个货，估计也第一次来北京，估计在四合院呆腻歪了，男一、男二和一个女生一起走了出来，这女生不是打我奶奶的那两个，这个我父亲不认识。他们出来以后，朝着胡同另一个方向走去，我父亲跟王思河发现他们以后，悄悄跟了上去。

他们所在的这个四合院具体在北京哪个位置，我父亲说不清楚，因为当时乱的很，到处贴的都是字幅标语，有点儿标志性、特色性的东西也都给这些败家玩意们打砸烧了，这地方距离挺远的。

我父亲记得出了胡同以后，往右走，是条大路，大路走了能有五六十米，左边出现一条小路，这仨货一转身上了小路。沿着小路又往前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当是天色也黑，就见前面黑压压的出现一个小树林，三个人高谈阔论着，走进了树林。

我父亲两个朝四下看看，挺背的一个地方，周围呢，也没见着人，不知道这仨人进树林里干啥，两个人小心翼翼跟了进去。

进树林以后没走多远，就听前面那女人大叫了一声：“你们两个干什么！”

我父亲跟王思河两个顿时吓了一跳，心说，难道给他们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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