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角度来说，这件事我一点都不想扯进自己家人，但现在的情况实在是有点悬乎，我或许没法凭借一个雷哥的名字混进去。

那就只能打电话给我爸了。

接到我的电话后，老头子明显有些意外——因为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在这种事情上拜托过他。我告诉他，有个朋友遇到了困难，只有北京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才能解决，为了那朋友自己必须见到那位大人物。

老头子说，你去北京就为了这个？干吗不早点告诉家里？你那朋友是干什么的，犯了什么事？丘荻我警告你，不许和那种人扯上关系！

我心里咆哮，草，我也不想啊。谁不想好好过人的日子，谁想整天人和鬼都分不清啊？

但嘴上只能敷衍我爸，说那朋友材料生意可能要塌了，他一直挺艰难的，还有个孩子要养，现在就指望和这个人物能做成一笔生意了，可是他因病卧床必须接受护理，只有我代替他去北京，帮他谈这笔生意了。

结果我爸回了一句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的话。

“——那这生意和咱家做不行吗？”

我噎住了，愣了老半天，才说，这不是因为这买卖输赢未定，只有那种人物才敢往里面砸钱吗。我们家小业小，去凑那种热闹干啥。

说完后，我简直都要给自己鼓掌了——机智！

我爸终于没再起疑，被我套出去了。人的心理是一种复杂而简单的东西，千变万变不离其中，就是趋利性。人类是趋利性的动物，当听见有生意的时候，我爸现在作为一个商人，肯定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肥水要流外人田？

可一旦我说，这笔生意的赔本率很高，他就会立刻排斥，并且忽略我话语中本来很好察觉的几个破绽。人就是那么有意思，我对付了那么多年的人，四肢齐全的或者七零八碎的，但人就是人，只要他们还有这个趋利性，我就能准确地找到突破点。

不过在听见我要找的什么余三少是北京本地人，老头子就说，北京的人我都不太熟，好多年没动用过了，兴许叫不动。这样吧，我打个电话给老陈，去找你陈叔，让他帮忙引荐。

我一听，有戏。

过了半小时，陈叔果然回了电话，“小丘啊，你家老头子告诉我了。没事，北京城你要找谁？埋土里的都给你挖出来！”

我说还真不能是埋土里的，就是一个人称余三少的，应该是个瞎子，可能也有人叫他蝙蝠余——您认识吗？

只是这句话说出口后，电话那头的人沉默了。

我立刻意识到，这种沉默对于这个性格的人来说很不正常，大概十五秒左右的寂静，已经让自己心里开始不安起来了。

果然，当陈叔再次打破这种沉默的时候，他的语气听起来很牵强。

“不行，这个人联系不上……”

“连您都联系不上吗？真的不行？”我略微急了，语气也没能再装得那么若无其事，“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可能人命关天！”

“和他牵扯到的每件事情，都是人命关天。”他说。

——什么意思？

我拿着手机，其实脑子已经有些卡壳了——因为我没有想到陈叔会以这种含糊的回答来应对。你说找得到，或是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因为对方势力太大，对方是黑社会，对方不理世事了，对方住院了，对方被女朋友甩了心情不好不见客……那都可以，至少有个明确的理由。而且以陈叔的人脉，哪怕他无法直接安排我见到余三少，也不应该完全没法介入，至少可以找到一个中间人。

可是他给我的回答是：牵扯到余三少的事情，会人命关天。

这句话里有很多意思，所以我才会觉得奇怪，因为陈叔没有任何理由和我打哑谜打太极。当我要追问下去的时候，他只抛下一句“小丘，别去和这个人扯上关系”，就挂了电话。

我还拿着手机，听着里面的滴滴声。

“和他牵扯到的每件事情，都是人命关天”——这是他留给我唯一有用的线索了，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我只觉得手脚都在发虚，那是自己极度失望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反应——但是还不能放弃。我答应过昆鸣会尽力去找，尽管这个孩子和我非亲非故，但是我从小到大受的教育教诲告诉我，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决不可反悔。以及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自己毕竟是在一个军人家庭长大的。尽管我爸离开部队后开始经商，但是他骨子里依然像个军人——军人的儿子往往会不知不觉间被自己的父辈影响，开始沾染上一种在现代已经很稀缺的特质：义气。

我从来不敢说自己是有义气的人——自己从小没打过架，没砍过人，没替人背过黑锅。我是那么规规矩矩在一个文明世界长大的，《古惑仔》里面那些街头场面和我一点关系都扯不上。从小读的学校是规矩严明的男校，一旦发现校园暴力直接勒令退学，学风严正清明，军事化管理；大学往后则都是医学院和医院，你们听说过医生成天斗殴的吗（被人打不算，那算被殴）……至少s市据我所知没有（不排除有那种因为私人恩怨比如抢老婆之类的破事打起来的，但那个属于小概率事件了）。一个人的文化程度越高，很多事情就离他的群体就越远。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无论哪个朝代都有那么多父母，哪怕自己已经吃不上饭了，也要用最后的钱送儿女去上学。

但是你让我现在回s市，看着昆鸣的眼睛告诉这个孩子，对不起，我找不到你家的昆麒麟了。虽然他给我惹了很多麻烦而他也救过我，虽然你也救过我，虽然他的失踪起因就是我朋友要他去看个仓库的风水，虽然……有那么多虽然，但是我不想找了，反正我们也非亲非故——让我当着他的面说出这番话，我做不到。

我心里有一块叫做良心的地方在说，昆鸣帮过你，你应该尽你所能去帮他，不能有丝毫推诿。

——这就是做人的正道。

这个时候，其实父辈那种军人的执着正在我心里复苏。

我无法就这么一事无成地回去上海。现在能做的，只能先尽力去分析陈叔那句话里的意思，然后努力按照最初的计划去蒙混过关。

“和他牵扯到的每件事情，都是人命关天”，也就是说，这个人身上肯定绑了许多事，而且耸人听闻。比如说杀人放火，而且杀的肯定不止一个，要么就是牵扯到了许多人。哪个正常人会在北京干这种事啊，又不是某个不通电不通网的小山村，报了警要两天后警察才能到的……

那么余三少某方面必定不正常。这可能是个中年、有钱、神经质、孤僻、精神状态不稳定的死胖子——他的身体很有可能带着某种缺陷（眼睛？），而且这种残缺，对于外貌的影响非常大，例如皮肤病，畸形，中风偏瘫，严重残疾。把这些因素全部糅合起来，我也许要经历一场撕**之战了。

而万幸的是，这样的人，他们对于医生会有一种敬畏。你说不上理由，可就是这么奇怪。这是我唯一的优势。

拼了！

离七号还有一天，我到宾馆楼下的文具店买了一刀打印纸，通宵在那些纸上写下了所有的可能性、应对方法、可能的发展，按照概率大小罗列好，牢牢记在脑子里。这一整天我哪都没去，对着穿衣镜不断演练那些台词和表情。因为外貌因素，我完全符合人们心目中那种业务能力高超、沉默寡言、一丝不苟的医生形象，异常有震慑力，和柔弱可欺扯不上关系。穿好了正装打好了领带，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金丝边眼镜让我至少老了三岁，那种镜片的反光十分有杀气。

把能做的准备工作都做了，我心里稍稍安定了些，倒在床上休息一会。就在这时候有人来了电话，我一看，一个陌生号码。

这种多半就是广告了，本想接起来就挂的；可是拿到耳边一听，里面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喂，丘荻啊，我棠子呀！”

“哦，棠子啊……”我知道自己声音听起来一定很累，揉了揉眉心，努力打起精神，“那天喝醉了真不好意思啊……”

“咋的，现在手边有事没？没事咱们跑西单泡个吧？哥请客，还有几个妞，那盘儿特亮。”

“这个啊……不好意思，这两天真有事。等七号吧，要是七号我那边的要事顺利妥当了，我主动联系你呗？”

“行行行！”

棠子笑着，让我注意安全，祝那件要事顺利，然后就挂了电话。我索性把手机调成了静音，想好好睡一觉，明天天亮就去青宿书院。

这一晚上我睡得很死，却做了个奇怪的梦。有个长得很像尼古拉斯凯奇的中年男人面无表情地坐在我床边，只穿了一件睡袍，阴森森地瞪着我；他的眼眶里正往外淙淙地流血，最后连两个眼珠都跟着一起落了出来。然后从黑色的眼眶里，钻出了一只灰蝙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