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

从监控室出来，我感觉自己需要呼吸一些新鲜空气。这个悲伤的少年背过身面对着墙，那可能是唯一可以让他安全流泪的角落。

人如果难过，可以流泪，这可能是他在那个韩国公司没有学过的东西。

他把我当成了一个牧师，倾诉着期待我能救赎他的灵魂。可我不能，我将贩卖他的灵魂。这世界唯一能救赎他的人，只有他自己而已。

那天晚上，精疲力竭的他什么都没有再说。我独自一人走到窗外的露台吸烟，回来的时候，警局里像是有些混乱，一个着装职业却表情异常慌乱的韩国女人对着David说着什么，手里挥舞着她的手机。David不停对她比着calm down的手势，一边招呼Mike寻找翻译，一边神情肃穆地让手下的人准备纸笔开始记录。

这显然不关我的事，远处的Kris也依然趴在监控室里，他看不见这慌乱的一幕。对于他来说，这个故事已经结束在了一天以前，不知道起因和结果，只是经历了部分的经过，也许其他的已经不重要了，人不都是戴着偏光镜看自己的角落，痛苦快乐欢欣失落，为了上帝眼中的一粒灰尘。

那天晚上，我在夜风中开着车回家，还是这条熟悉的路，我却意外地迷了路。也许所有人每天都在迷途中往返，尤其是当遗失了生命中所有的坐标。从社会关系上来说，我是**请来的心理医生，而他很可能将成为名副其实的阶下囚。我们面对面坐着，我转身将走进自由新鲜的空气，而他却面临着剥夺他青春的牢狱。但我知道，作为平等的两个人，从某些方面来讲， he is my teacher.

从昨天到今天，他和他死去的朋友们一直在教我怎么有尊严的生存。每个人都做着取舍，但都选择了fight，多么让我这个老人羡慕，多么值得尊敬的一群孩子。

他们都活得比我认真，不像我，有的时候活着就像死了。一觉醒来，我以为我活得不需要任何代价，我以为这柔和的阳光不需要任何恩赐，我从未改变自己去屈就任何卑微的愿望，我以为，这才叫活得有尊严。

也许我错了，也许这群年纪不大的孩子们早就经历了需要委屈自己才能成就的卑微梦想。卑微到在我这种所谓的成功人士看来可笑得不值一提，却烧尽了他们最年轻迷人的身体和血液。

Not only in that house.

也许我永远都不会承认，如果在上帝眼中梦想没有贵贱之分，这群最初在我看来过于美丽阴柔的男孩子，其实做着比我要勇敢得多的事。

故事过半，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那天晚上，是Kris在庭审前最后一次跟我开口提起这些孩子。

第二天一早，是Mike迎接的我，那天的Kris显得格外的平静，他的头发在脑后简单地扎成一把，对于Mike简单的帮助居然会说谢谢。虽然行动并不自由，但他仍改不了说谢谢时微微弯腰鞠躬的习惯，这个动作配上他冷峻的脸和嫌疑犯的身份，显得尤其荒谬。

我想，如果他旁边多几个跟他一起弯腰鞠躬的人，会显得不那么突兀。

那天，我还见到了一位气质良好的中年女性，Kris的母亲。在她的身边站着Kris的继父以及我的老朋友Konrad Steinweg，一位在LA声誉极高且价格不菲的律师，擅长帮重大嫌犯脱罪。

“好久不见了老兄，你还像以前一样是这儿的常客。”Konrad伸出手，这位在美国长大的德裔血液里多了一份德国人的严谨。

“彼此彼此，我就知道每次你一出现我的工作就没法继续。”我无奈地握了握他的手。

“以后的事情就交给我吧，”他说，“你明白的，说太多对他自己没好处。”Konrad凑近我说，我表示理解。

“不过对于后面的事情，我仍旧很好奇。”我说。

“庭审的时候你一定在被邀请名单之列。”他笑笑说。

我皱皱眉头，“这么快？”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

“你得去问问那帮**了，不过，”Konrad垂下眼睛，“从我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他的确麻烦不小。”

看来，那些保密协定里把我排除在外的信息并不少。

走到Mike身边，我看见Kris已经离开监控室，大概正和他的父母以及律师见面谈话中。抬起头我对Mike说，“对于功勋卓著的人你们向来都是一脚踢开。”

“Come on, Frank，”Mike求饶地说，“把那头幼狮的嘴巴封上的人不是我们是律师，我们当然希望他说的越多越好。”

“这么快就进入司法程序了，你们以什么罪名起诉他。”我说。

Mike意味深长地看看我，“他说的，并不一定全是真话。你听到的，也并一定全是事实。”

“什么意思？”我对于我这位病人的诚实可信度并不表示怀疑。

“唉~~~”Mike看看我，“你到底是哪一头的，我看你现在已经倒向了幸存者先生了。”

“好吧，庭审的时候我来。”我无奈地问，“什么罪名总能说吧。”

沉默了片刻，Mike低着头说，“三重谋杀罪。”

我愣了愣，“谁？”

“韩国籍男子金钟仁和朴灿烈，以及中国籍男子张艺兴。”Mike在桌上磕了磕手上的文件，抬起头对我说完，留给我一个离去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