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ay Before Tomorrow

几百个方形的玻璃恒温培养箱，整齐地排成数列，雪白的灯光照在上面，刺得我双眼生痛。我把脸凑近每个玻璃容器，仔细观察里面栽培的植物。每天记录下这些经过基因工程改造过的植物的生长变化状况，这是一项细致而枯燥的工作，平常是由我的助手、研究员罗杰来做的，他今天请假参加七岁的女儿学校的歌唱比赛，所以就成为我的工作。幸福的家伙，我心里说道。

我想到了凯茜。每天都想起她，特别是最近，在实验室里，每天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她。罗杰曾把他女儿带来实验室，小姑娘马上和凯茜成了最要好的朋友。我和凯茜去罗杰家玩过几次，小姑娘还在我家中住过，凯茜和她形影不离，教她弹钢琴、唱儿歌，跟她玩自己小时候的那些老玩具。凯茜生日的时候，小姑娘还送给她拿蜡笔画的一大一小两个女孩子手拉手的图画，凯茜一直挂在房里。

我记录完所有培养箱，将记录本放在一边。在信息时代还用纸质记录本记录已经比较少见了，但我坚持不用那些新潮的平板电脑，也要求实验室里除了研究必备的仪器以外，不要把电子产品带进来。员工以为我是为了防止他们工作时开小差，曾经有人还抱怨这个老板怎么这样严酷且不通情达理。但其实我是有原因的。

揉了揉酸痛的眼睛，敲门声响起，卡萝尔站在培养室外面说，“教授，我先回家了，您辛苦了。”我点点头，“谢谢你，卡萝尔。实验室的日常管理现在全靠你了。”卡萝尔是一个微胖的和蔼可亲的中年女子。她担任我实验室的秘书已经好几年了，从繁琐的财务工作、文案工作，到包括我和我家人的报税，她都做得井井有条，正因为有她的帮助，我们才能全心投入科研。凯茜最爱叫她“丁恩太太”，是她最爱看的书《呼啸山庄》里面的女管家。

“教授，你最近脸色可不太好，大家都很担心你，要好好休息啊。”卡萝尔说。

我活动了一下颈部，“我没事，就是最近头痛有点频繁。”

卡萝尔说，“是不是那次受的伤……”她连忙打住，歉疚地看着我，我微笑了一下，示意她不要紧。“那我先走啦，”卡萝尔说，“您也别熬太晚啊。”

卡萝尔走后，我回到办公室坐下。端起陶制的咖啡杯喝了两口咖啡，已经完全冷掉，但我并没有去换杯热的的意思。这个咖啡杯是手工烧制的。当时为了长期在野外生活，必须学会各种城市生活无须具备的技艺，用泥土烧制陶器也是其中的一项。我学了很久，但烧出来的器皿总是奇形怪状，从来没有一样可以正常使用的。这个杯子是凯茜烧的。我还记得她在失败了数次后，成功烧出这只杯子时的喜悦。在杯子底部还刻着J&C。

不只是这个杯子。我办公室曾经的很多东西都是从世界各地拿回来的稀奇古怪的小玩意。有非洲草原的原始部落的乐器，有在南美森林里生活时闲来无事雕刻的小木人，有在澳大利亚的海滩拾来的贝壳和五色的小石子等等，摆满了我的办公桌和书架。每次我给别人展示这些藏品的时候，他们都露出“这有什么了不起吗”的困惑表情。确实这些东西不值一钱，但是他们并不能体会我的心境。那是我的青春记忆的残片，也是我曾经信仰的东西在被时光风蚀后剩下的化石。它们曾经是我的人生坐标，但现在已经被我永久地收起来了。除了这个杯子。我已经习惯了把它捧在手心，一边感受着上面传来的温度和它表面光滑但有细细裂纹的触感，一边思考问题。我曾经把杯子收起来过，但却完全无法集中精神。只能又取出来放在桌上。

我随手拿起不知是哪天的报纸。一天的研究结束后翻翻报纸是我的习惯，特别是在看了一整天那些玻璃箱中蓬勃生长的花草植物，以及连续几个小时在显微镜下盯着那些经过染色或者荧光标记的五颜六色、奇形怪状的细胞后，黑白的铅字会让我感觉轻松一些。但今天确实没有读报的心情，入眼也尽是些无关痛痒的新闻，某小镇的旅游广告，抗议某地环境破坏的游行队伍，某大学医学院和制药公司研制出治疗精神分裂的特效疗法等等。我漫无目的地浏览着，到时针指向8点，又感觉头开始隐隐作痛，我把报纸仍在一边，准备回家。

外面十二月的冷空气，就像铅一样沉重，让人呼吸维艰。回家开车只要五分钟，走路需要半个多小时，但我已经很久不开车也不坐车，去哪儿都是步行。路过一条河，河面已经结了冰，像镜子一样反射着路灯的光线。我知道那只是薄薄一层冰，下面仍然流动的仍是被城市污水污染的黑色的浊液。这个城市让我无比厌倦，到处都是污染，一年中不下雨的大多数时间天空都是灰蒙蒙的，钢筋混凝土的高楼大厦就像一个个丑陋的生物，直挺挺地立在这片土地上，挡住了我看远方的视线。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倒在沙发上。家里也是和外面一样的湿冷。家中没有什么家电，当然也没有电暖器和空调。我打开灯，拿起茶几上的《呼啸山庄》，轻轻诵读着。这已经成为我夜晚一个人打发时间的唯一方式，这本书我前后已经不知道看过多少遍。早已烂熟于胸的书中故事和我的生活在阅读时会凝固在一起，我会暂时忘却很多现实，不再感觉自己就像轻得没有重量的飞絮浮萍，精神似乎可以获得一种虚假的重量，可以和书中人物的命运一起沉淀在十九世纪的英国乡村中，沉降在永远刮着风的荒原上。我一遍一遍读着书中的故事，在这过程中，我可以不感到虚无。念到其中一段：

“如果你还在这个世界存在着/那么这个世界无论什么样/对我都是有意义的/如果你不在了/无论这个世界多么美好/它在我眼里也只是一片荒漠。”

头痛再次袭来，从后脑一直延伸到前额，是那种撕裂的痛感，被这莫名其妙的头痛折磨已经将近一年了，医生说问题这不是器质性的头痛，而和精神相关，希望我住院观察。但对我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实验室的研究已经很久没有进展，经费也不足，现如今植物领域的生命科学研究就是这样。而且因为凯茜的原因，我经常无法专注于科研，研究员们纷纷离开，事事只能自己亲力亲为。现在实验室除了我和两个助手，一个博士生和卡萝尔外再没别人了。

回想一年前，日子虽然过得一样很紧，但是大家还可以苦中作乐。在实验室里为凯茜开的生日party上，实验室同僚们十多人一起为她唱生日歌，那时候是多么热闹，凯茜和大家的脸庞在烛光映衬中那样的可爱。现在冷清到每个人脸上都没有了过去的笑容，只有每天重复的、压抑的工作。我知道我必须为此负责。但我就是很难提起兴致去做任何事情，不想去逢迎学院的管理层、也不想积极地公关以申请经费，当然处处不受人待见。大家虽然同情我的处境，但仍很难说服自己长期在我这样一个才能匮乏、热情殆尽的老板下工作。换做是我，也早就递上辞呈了。

我经常梦见那件事根本没有发生，大家仍像过去一样欢声笑语，但每次醒来，都发现不在的已经不在。有些事情，我做不到let it be，也做不到let it go。也许我可以做的，只有let it not be，和let it not go。

我想起尼采的骆驼、狮子和婴儿的譬喻。我既不是听任命运，也不是开拓命运，更不是享受当下。我的精神世界到底应该归入哪一层境界呢？也许我的精神一直游离在这三种境界之外，寻找着入口。但没有找到。

“我的世界没有入口，也没有出口。”我心里自嘲道，这真是一个绝佳的隐喻。

胡思乱想间，一阵强烈的困意袭来，朦胧中我忽然想到，那件事以来，一年就这么过去了。明天又是凯茜的生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