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政殿。

今天是制科御试的日子，和贡举殿试时类似，制科中唯有通过阁试的举子，才能参加御试。

除太祖御试紫云楼，后续制科的考试场所都在崇政殿。

考试地点什么的，李杰无意更改。

因此，此次制科仍是于崇政殿殿试。

晨钟敲响，天光微熹，过阁的举子们顺着禁卫的指引，一路行至崇政殿。

虽然这些举子大多都有官阶在身，此前基本都经历过殿试，但再次来到崇政殿，心中不免扔有几分激荡。

有别于贡举，制科更偏重策论，从开始便是如此。

制科，名义上是择选非常之才的科举。

何谓非常之才？

当然是有别于主流的。

也就是考核辞赋之外的策论。

阁试时，考核项目是论，殿试考核的是策。

一如贡举殿试，李杰亲自御崇政殿，临轩发策。

富国强兵策！

这是此次制科殿试的题目，公布考题后，御药院的内侍登场，依次发放表纸五十张，草（稿）纸五十张。

之所以发这么多纸张，那是因为制科的策，字数必须在三千字以上。

三千字，五十张表纸，堪堪够用而已。

廊庑。

收到稿纸后，范仲淹并没有第一时间动笔，而后一边以清水研墨，一边暗自在心中打着腹稿。

富国强兵？

这个主题很宽泛，如此一来，也就意味着比较好答。

在场应举的人，大多都是有职务在身的士大夫，既有底蕴，又有实操经验。

想要言之有物，并不难。

然而，万事万物皆是有利有弊，议题宽泛的同时，往往也意味着很难答得出彩。

自大中祥符八年（1015）入仕以来，范仲淹先后历任广德军司理参军、集庆军节度推官、泰州西溪盐仓仓监等职务。

这些差遣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幕职州县官院，且都不是体系中的一把手。

尽管这些差遣事务繁忙，但范仲淹却缺少主政一方的履历。

换句话说，他缺少纵览全局的机会。

当然。

范仲淹也不是没有强项，任司理参军时，他不仅治狱公正，而且还设法延请名师兴学。

任西溪盐仓仓监时，除了自身职责，他也不忘培养人才，创办了一间书院。

也就是西溪书院。

范仲淹执着于兴学，那是因为他觉得为国育才，是一件极为有益的事。

王天下者，身先教化，使民从善；夫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

念及至此，范仲淹顿时理清了思路。

【臣对曰：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才，陈正道。】

这句话便是范仲淹的破题，此话和‘百年大计，教育为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就在范仲淹提笔之际，另一边的梁适也打好了腹稿。

【臣对曰。

变风俗，立法度，正今之所急也！

臣伏闻，周置泉府之官，以榷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宴粗合此意。

今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

然，修泉府之法，并非与民争利也。

此乃调节之道，均贫乏之道。】

泉府之官，即司徒的属官，掌管国家税收，收购市上的滞销物资等。

常平仓，就是类似的体现之一。

但常平仓的统购物资，仅限于粮食。

显然，梁适的意思不仅于此。

扩大品类，建立类似的储备制度，物贱则收，物贵则卖。

如此，既能防止大商人垄断，侵害小民的利益，朝廷同时也能从中获益。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萌芽。

充分的市场竞争中，也需要政府干涉，以此来调节市场经济，从而不至于失控。

其实，单从梁适的行文中不难看出，梁适也是桑弘羊的铁粉。

酒类专卖、铁器专卖、食盐专卖，皆是桑弘羊的创举。

而桑弘羊本人又深受管仲的影响，《管子·轻重》里提到，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

以行政手段控制商品及货币的流通，可以有效的调节市场，平衡物价，同时还能打击大商人的垄断兼并。

毫无疑问，专营制度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财政手段，不仅延续了整个封建时代，即便到了后世，专营制度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补充。

而这，也是桑弘羊为何备受尊崇的缘由之一。

开创一项制度，足以延续千年之久，可见其经天纬地之才。

梁适只是桑弘羊众多铁粉中的一个罢了。

（ps：梁适的策问回答，节选的是王安石的言论）

一转眼。

时间来到了中午。

虽然应举的举子都是吃过早食，且都吃的很饱，但高强度的脑力活动，消耗可不小。

时间久了，难免饥肠辘辘。

幸好此时主政的人是李杰，如果是历史上的仁宗，这一届考试可就惨了。

历史上仁宗第一次开制科的时候，并没有提供午食的选项，考生们答题答到最后，各个都是饿的头昏眼花。

后来，朝中大臣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直接写札子，指责天子太过疏忽。

宋仁宗也是个耳根子软的，再开制科时，参考的应举人就有了饭食提供。

仁宗犯过的错，李杰当然不会犯。

这些参加制科的人，虽然少不了关系户，但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敢明目张胆塞人的，怕是还没出生。

因此， 此次制科的应举者，大多都是确有其才的。

所有的考生中，除了范仲淹和梁适之外，还有一个也备受李杰的关注。

泰州海陵士子胡瑗。

胡瑗也是为数不多，以布衣身份参加制科的举子。

此时，后世大名鼎鼎的安定先生胡瑗，虽然已经年过三十，但放眼大宋，他仍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透明。

当李杰看到胡瑗这个名字时，其实是有点意外的。

之后，他派人查了一下，发现胡瑗也参加了天圣二年的科举，可惜，他没能过省试那一关。

落榜后，胡瑗并没有离开汴梁，而是在汴梁寓居了一段时间。

直到前些日子，胡瑗机缘巧合认识了翰林学士李维，然后由李维推荐，参加了此次制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