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肃而俗敝，则法无常；法无常，而礼无列；礼无列，则士不事也。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是谓疵国”

礼记.礼运曰）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

燕德妃读古文，句读清晰，声色俱佳。

嘉侧殿中，燕德妃正在给杨悦讲《礼记》，今日讲得正是《礼运》。

杨悦与徐充容坐在一旁，静静听燕德妃讲解。

“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杨悦面前翻开到《礼记》第九篇。燕德妃为她讲的是“小戴礼记”，共四十九篇。“大戴礼记”原本八十五篇，但到唐代已佚失许多，只剩下三十九篇，因而唐代“九经”用戴圣的《礼记》，即“小戴礼记”。除《左传》之外，《礼记》也是唐代“九经”中的大经。

听着燕德妃讲念，看着这段“大同”，杨悦突然有一种想笑的感觉。历史真爱给人开玩笑。

她那个时代的人们追求的**理想是什么？一直以来，她只有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那个社会是个大公无私的社会，人人都有极高的觉悟，集体主义意识超强，没有阶级划分，物产十分丰富，需要什么就有什么。

拿这两个“理想”对比一下，杨悦突然觉得这个共产社会姓马，有点不可思议。

“天下为公”不正是天下为天下人共同所有，是共产社会么？

“讲信修睦”，不正是高标准的道德？使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这样高标准的社会道德，只有分工不同没有压迫，共产社会的道德还能比这个更高？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这叫不叫“物产丰富”？货产丰富到了遍地都是。当然人们的品格高尚到了，放在地上也不会有人私藏。

当然想要物产丰富，需要这些高道德标准的人，需要这些人“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那些集体主义超强的人，不也需要这个意识？

孔夫子描述的这个“大同”时代，没有恶人，道德高尚，各尽其力，各有所归，天下为公。杨悦突然觉得生于十九世纪的那个马克思，像是学习了孔夫子的“大同”理想。

同样的理想主义，还有一个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在他描述的“乌托邦”里，财产公有制，人们在经济、政治权力方面都平等的，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公民们没有私有财产，每十年调换一次住房，穿统一的工作服和公民装，在公共餐厅就餐，每人轮流到农村劳动二年，官吏由秘密投票方式选举产生，职位不得世袭。居民每天劳动六小时即能满足社会需要，其余时间从事科学、艺术、智慧游戏活动。没有商品货币关系，金银被用来制造便桶溺器。奉行一夫一妻制和宗教自由政策。

托马斯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孔夫子认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道即隐，天下为私”，私是“大道之不行”的结果，二者很有共识。

除了信奉基督教这一点，这个“乌托邦”似乎与“科学”**没多大区别。在某一个时代的“大祸饭”与公共餐厅似是没有什么区别，下乡知青与这个“轮流到农村劳动二年”似乎也有点关联。

这个“乌托邦”反而更像某个阶段的“社会”。

让人不解的是马克思怎么会如此幸运地被奉为经典，而这个托马斯却被认为是“空想”。（它只不过比马克思的**多了一个可以信奉基督教，所以被称为“空想”？而实际上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分左右两翼，左翼只讲**，右翼则讲信奉基督教。）

这两个人，一个生活在十六世纪（托马斯），一个生活在十九世纪（马克思）。距离生活在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孔子要晚上二十几个世纪。真有点让人不仅想象，二人是否偷了孔夫子的理想，改头换面了一下。

当然说他们看过孔夫子的“大同”理想，不过是开玩笑。

西方文化有自己的传承。“科学”**传承了托马斯的“乌托邦”勿用质疑。而“乌托邦”则一惯被认为是柏拉图“理想国”的延续。

乌托邦与共产理想能不能实现，似乎不难想象。

与之相比。孔夫子并非闭着眼睛空想。他的“大同”时代，在上古三代之时能现实。

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意思是：这个大道盛行的时代，在上古三代之时有，孔夫子没有赶上，仅是有志于此。

上古三代之时民少，刚从“动物时代”脱离出来，人们头脑简单，想法单纯，相互协作才能生存，完全是个“集体主义”意识超强的时代。

孔夫子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

孔夫子不是一个闭着眼空想的人，面对“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这一现实，他的慨叹只是“志于此”。是在“托古言志”而矣。

与托马斯、马克思不同，孔夫子并非只是追求一个虚无的理想。他看到现实的人本能的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提出十议：“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希望人们“克己复礼，归于仁”，归于他的“仁爱”道德，希望通过“礼乐”来约束人们，以企望达到“小康”社会的理想。

“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个“小康”的理想显然更近于现实。讲求“刑仁讲让”，讲求像“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这样的“君子”来执政。如果不是这样的君子，便要让“在执者去”，大家会把他看成灾“殃”。追求的是一种“圣君贤臣”执政的“治世”理想。

如果拿此来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比，柏拉图的《理想国》追求的“正义”之国，寄希望于“哲学家执政”，也是一种“贤人”政治。而且还明确的化分出“统治者、武士、平民”三等的阶级社会。

柏拉图的《理想国》的产生是在公元前三、四世纪，自由的古希腊城邦进入衰微时期。孔夫子的“小康”是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的公元前五、六世纪。

如果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在中世纪的欧洲没有出现，而在中国，孔夫人的小康社会，似是一直时而出现。特别是这个贞观时代，不正是儒家所希望的“圣君贤臣”的时代，不正是柏拉图的“理想国”？

虽然这个时代还不太“理想”。

想到此，杨悦不由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燕德妃看到杨悦一直在沉思，显然没仔细听自己所讲，出言问道。

杨悦笑道：“我在想，孔夫子的‘大同’能不能实现。”

燕德妃与徐充容二人对视一眼，笑了起来。显然二人针对这个问题，以前已经讨论过。

“似乎不太可能实现。否则为何舍‘大同’，而追求‘小康’？”燕德妃笑道。

杨悦不由一怔，没想到二人有这等见识，一时辩瘾大起，反其意而论道：“也不见得。以德治或许不能，以法治或许能实现？”

杨悦想到后世的注重“法”治，与这个时代的“德治”，正好是两个相反的概念。

“法治？”燕德妃笑道，“‘德治为本，法治为用’。治理国家怎能舍本逐末，不用德治而用法治？”

“舍本逐末？法治如何是舍本逐末？”杨悦说道，“战国之时，秦国以法治国，终于灭六国，而一统天下，岂非最好的例子，以法治国才会更加强大。”杨悦十分想用后世的“法”治例子来说服，可怜不能。只好用古代的例子说事儿。

“暴秦？”不只燕德妃，便是徐充容也大大地摇起头来。

“秦以酷刑暴民，因而传二世而失天下……”

“前隋不也只传二世，岂是法治之因？”杨悦不服地说道，“何况秦始皇统一全国，建郡县，开创了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难道不是秦国之功？”

燕德妃与徐充容一时无言相对。

“秦皇之功又岂是只此一个，统一文字，才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度量衡……”

燕德妃与徐充容面面相觑，心中暗呼杨悦所说不对，但却无以辩驳。目瞪口呆地望着杨悦侃侃而谈。

其实杨悦的谈论早已偷换了概念，燕德妃与徐充容这两个古代美女，向以“纳言”为标准，那像杨悦这般“巧言令色”。

杨悦见二人哑口无言，正在自得。

却听一个声音大笑着走进来：“你刚才所说，虽然有些道理。但并非说明只用法治便能使天下大治。”

三人转头去看，见是李世民。

“圣上。”燕德妃与徐充容起身行礼，齐声叫道。

杨悦起身行礼，说道：“何以见得？”

“答案便在这篇《礼运》之中。”李世民笑着坐下来，拿过杨悦面前的《礼记》，翻到《礼运》的中篇，说道，“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是谓疵国”

“刑肃而俗敝……是谓疵国？”

“如同治水一般，鲧用掩法面堵水而四处有决堤之险。禹用导法，顺流而下终使水大治。‘德’便如用顺导之法，而‘法’则不过是土淹。只用重刑，而不以德、礼教化民众，民俗混乱不堪，即使将天下之民全部刑之以法，也未必大治。”李世民说道。

“疵国？”

轰的一声，杨悦如遭电击一般，一下被某种东西击溃，呆立当场。感觉头脑里只剩两个大字——“疵国”，而且越来越大，占满了她的整个脑海。

至于后面三个人在说什么，她一点没有听到。只呆呆出神。

原来是疵国。那个让她一向自以为的喜的时代……

中国人向来只看到西方的“法治”精神，而忽略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另一精神源渊——“基督精神”。而这个“基督”精神不正是西方的“道德”源泉？是“德治”精神？

而中国人的道德在哪里？

完全斩断了道德根源的中国人的“人道”在哪里？没有道德底线，没有做人原则，一个任何人随时都有可能变成恶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