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点儿历史 青铜时代的蕨类战争（六）

一

商汤，我们叫他汤先生，在我们的想象中，是一个梳着矮髻的短个子中年人。他的十四世祖爷爷，就是山东大地上的一只燕子。一天，一个女孩去池塘洗澡，看见燕子从空中扔下一只鸟蛋。这女孩刚好饿着肚子，就一口吞了，于是怀孕生了孩子，取名子契。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族的“商”字，就是燕子展翅飞翔的样子。

作为东夷族的一支，商族跟其它东夷族一样，都崇拜凤鸟，所以难免吃鸟蛋进补。有同样传闻的还有满族，爱心觉罗氏的祖先据说蹦出于一个蛋壳。女真族、朝鲜高丽族、秦族的先人，都是传说吃鸟蛋而受孕的，说明他们与东夷族联系千丝万缕。

汤先生有时候坐在高高的大树下面，嘴里嚼着某些植物的叶子，和旁人一起回忆自己的燕子祖爷爷。这只扔下鸟蛋的燕子，给了商族人很多启示，比如汤先生就养成了含球的习惯，他把小石球含在嘴里，鼓腹而游，自得其乐，仿佛变成了那只含着鸟蛋的燕子——十四世祖爷爷，虽然这显著地损害了他的牙齿。汤先生说：“我死以后，也要嘴里含着石球埋如坟墓。”后来，死者含玉的习俗扩展到全国，而所谓玉，不过是一种光泽特殊的石头。

祖爷爷燕子的下一代，是十三世爷爷“子契”，子契的光辉事迹更是汤先生缅怀的对象。这位鸟蛋之子，长大以后离开东夷，跑到中原混发展，担任了舜帝的文教部长，负责意识形态建设，并且与大禹先生过从甚密，成为F4中的光荣一名成员，帮助大禹治水。这些功劳使得他衣锦还乡，被封到了山东省曹县地区。每当回忆到这里，汤先生总要情不自禁向西眺望，仿佛听见黄河的涛声滚滚，看见中原的花花世界。据说中原的月亮比东夷族的更圆，什么时候我也要去那里打闹一场。

汤先生心目中伟大的十三世祖爷爷子契平安死掉之后，成为商人祭祀的对象，而这时大禹也正建立了夏朝天下。十三世祖爷爷子契接下来的诸代传人，带领商人完成八次迁徙，足迹涉及山东、河北、河南三地，南北流徙过程中他们还发展了马车，据说车子还用于贩运，使他们成为最早的商人，这也是商人（生意人）之所以被叫做商人（商朝人）的原因。

像商族人一样，山东地区的其它东夷各族人也都喜欢远游，他们兴致盎然，甚至不受洲际约束，其中有一批人穿过了白令海峡（当时有一座陆地桥），成为印第安人的始祖，或者部分始祖。这一点可以根据墨西哥的八卦太阳历，以及大量形似甲骨文的石刻文字来论证，并且印第安人黄而平的脸盘确实跟我们想象。倘若此说为真，那实在是值得骄傲了。伴随着东夷人远去美洲的步伐，迎面也有一种动物爬着来到我们亚洲，那就是“地平龟”。虽然步履缓慢，但毕竟爬了过来。

既然乌龟都能从美洲爬来，那东夷人走到美洲去，应当没有问题了。

商族人徘徊了五六百年，从终点又回到起点，返回十三世祖爷爷子契始封的地方——山东省西部的曹县，时间已是夏朝末年的夏桀时代，公元前1600年。汤先生做为子契的第十三代孙，此时正坐在曹县大树下面，嘴里嚼着植物叶子。他的屁股底下垫着一块石头，这一点与中原的华夏人异趣——华夏人都是双膝屈地跪坐。汤先生不喜欢虐待膝盖，他的坐姿被记录到“夷”字的远古写法上，是屁股坐着高高的石头。当然“夷”字还体现了东夷人还善于射箭的特点——这跟印第安人更加酷似，“夷”字就是一个人正面开立着，身上往复缠了几道丝绳，这是箭杆尾巴上的丝绳，射鸟的时候用它拉鸟回来，避免落入荒草寻找不到。

汤先生的脑袋顶上，是商人流行的平顶冠——有点像现代的护士帽子，因为相比于华夏族，东夷人发髻低矮，所以平顶就够了。有时候他还把头发改编成辫子，盘在太阳穴、额头一线成为一圈（类似阿Q），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干脆不戴帽子了。汤先生上身穿着交领右衽的短衣，与甲骨文“衣”字相合。下面的衣裳类似后世妇女的短裙。为避免腿部寒冷，汤先生还用布条缠绕小腿，仿佛八路军的绑腿。汤先生的脚下是一双葛皮编成的鞋子，尖头高高翘着，叫做“翘尖鞋”，十分花哨，好像阿拉伯王子。他的下巴按照商人的习俗，刮的一干二净。虽然晏子在古书上认为汤先生有胡子，但汤先生实际觉得长胡子不好，胡子太长了，妨碍行动，系鞋带老把胡子也系进去。

汤先生身后有两个侍卫，都举着纹样精细的玉铲、玉斧，汤先生手里还握着象牙雕筒，里面装着古代饮料，精制的做工表明了商人精神生活水平颇高。

我们有一个误解，认为商人——或者东夷人像日本人那样歇斯底里，富于武士道精神，脑袋扎着白布条，持弓带箭，尚武好猎，比如蚩尤先生、Jr.后羿先生，都是这样。其实这是对东夷人的误解，东夷人确实体格粗大，强勇有力，但并不妨碍其天性谨厚，心田柔顺、好让不争。东夷人个个都是活雷锋，有人说它是东方君子之国。比如蚩尤就古朴直烈，大舜也恭敬孝道。汤先生也是仁让的楷模，为人和蔼可亲，还特别喜欢小动物。有一次他出外打猎，看见部属们把整片林子用罗网包围起来，网孔大小正好能钻进鸟头，一旦鸟头钻进，羽毛卡住，欲进不能，欲退不得，被人摘下来活捉。当有成群的迁徙鸟路过时，聚集于林中歇脚，一次就能网到几百只不止。

汤先生的部属们把网围好，一共四面，密不透风。接下来要敲鼓制造噪声，一名神汉先行祷告说：“圣明的上帝啊，我们祈求，四面八方的野鸟，一个不留，都撞到网上来吧。”汤先生一听，笑了：“嘻！这不绝种啦！可别这么缺德贪心，夏桀才这么干呢！赶快把网撤掉三面，重新祷告，愿意向左飞的，向左飞；愿意向右飞的，向右飞；一定要向前死不改悔的，那就请撞到我的网上来吧！”

这个“网开三面”的故事随后传开，邻居的诸侯们纷纷议论：“汤先生的道德真是完美无暇，连禽兽都受到他的庇护，更何况是人呢？”于是，一个叫伊尹的大政治家，就背着他的炒菜锅，慕名来投奔汤先生来了。

顺便说一句，吃鸟现在是陋习了，鸟和其它野兽一样携带非典病毒，不要吃。

伊尹背着炒菜锅——这是他的职业，他是一名厨子。不过叫炒菜锅不准确，炒菜锅必须是铁的。铁锅传热快，可以实现中国菜的“热油旺火快速爆炒”的作法，色、香、脆俱得保持。但当时还没有铁器，伊尹背的是陶锅，传热慢，不能爆炒，做菜的方法也就完全不一样了，只能煮。

“你有什么本事啊，都给我使出来吧，伊尹师傅？”汤先生一边向这个前来应聘的人问话，一边把嘴里的石球用舌头推来挡去，以免它影响气流。

伊尹一拱手：“汤公，我是个大厨，我的本事是煮饭。但我从煮饭中悟出了治国安邦的道理。”

“那快说说吧。”

“煮米也好，煮肉也好，煲汤也好，都要使用文火慢慢地来，”伊尹说，“我把各种作料切碎，使它们的成分搀和起来，味道相互调和，做到和济五味，酸中带甜，甜中带咸，精妙细微，不能言传。各种味道不能过度，辣而不烈，淡而不薄，甜而不腻，咸而不厚，酸而不酷，这就是调和主义、中庸思想。具备中庸思想的香味溶于水中，无影无形，不能辨别其一端，混合天成，却甘美异常。它浸入肉的体内，再从肉体散发出来，直传到几百米远，扑钩人的鼻子，肉就算煮到最高境界了（类似广东人的煲汤啊）。我把这种观念引入为政，为政就要讲究调和，调和是为政的道理，调和各种势力，为政如春风沐雨，政策竟润物无形，君臣相符、百姓克偕、人民和合，全在一锅当中，这是为政的化境。我这煮米的锅，包含了深刻的为政之道啊。而调和的极至就是中庸，中庸就是煮的时候不加任何调料，叫做大羹，大羹不和，全靠自然本色，温和文雅，看似没有味道却饱含万种味道，体现着无为而无所不为的绝顶功夫，这是治理国家和写作文章的最高境界。把握此理，向东向西，从心所欲，有志必逞，无往而不克。”

汤先生听罢，站起来一揖到地：“伊尹师傅的锅主义和煮文化，真是振聋发聩，论述的好极了。我耳目为之一新，疑问焕然冰解。您这个厨子的才干，真是经纶天下，匡扶宇内，无出其右。天赐我瑰宝也。”

二

伊尹，顾名思义，诞生在伊水上。伊水和洛水平行，一起投入黄河。伊洛之间，是天下最肥沃的平原，中国的两河流域，夏王朝统治的核心就在这里，这也就是洛阳地区，后来成为六朝古都，位于河南省中西部。

既然伊尹来自夏朝，那他应该会说夏朝话，于是汤先生派伊尹回去当卧底。汤先生说：“我听说夏桀残贼诲内、劳民伤财，但不知是真的假的，请你跑去看看情况吧。”

伊尹奉命离开山东曹县，西行回到中原，钻入夏王朝的都城（河南巩义），开始从事间谍工作，收集情报。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特务。为了隐藏他的身份，伊尹还开枪为他送行——从后面亲自追杀他，朝他放了几箭，使伊尹好像是被东夷族驱逐了似的。

伊尹凭借自己的大厨手艺以及莫须有的英俊外表，成功地把交际圈渗透到夏桀后宫，与上流社会的妹喜女士关系暧昧。据说妹喜女士原本被夏桀爱得发狂，两人日夜欢乐，须臾不能舍。妹喜是个小巧型的美女，个儿不高，身材纤细瘦弱，轻盈袅娜，有点像张柏芝。夏桀常置妹喜于膝上，与之嬉戏，妹喜一笑很可爱。妹喜喜欢听裂缯之声，夏桀就给她找来大匹丝绸，撕成一条条地听。但好景不常，夏桀又喜欢上了另外两个四川来的美少女：琬小姐和琰小姐，都是性感的女俘虏，与夏桀打得火热。妹喜稍受冷落，心痛得无法呼吸，找不到昨天留下的痕迹，眼睁睁的看着夏桀，却无能为力。于是她装作漠不关心你，偏和大厨伊尹鬼混在一起，俩人一起向流星许了很多的心愿。

作为抗议和报复，妹喜跟伊尹好上了，还带伊尹参加宫廷沙龙，观看那臭名昭著的酒池比赛。夏桀于群臣陪伴之下一通牛饮，鼓声之中欣赏着在美酒荡漾的池边欣赏着声色表演。这帮群臣也不是什么好群臣（好一点的都退隐回家，闭上了嘴巴，剩下都是酒肉之臣）。他们喝多了，就互相持着膀子，东倒西歪地努力站起来，举起杯子向夏桀敬酒，把靡靡之歌反复唱起。夏桀就给他们安排了三陪女，搂着抱着，男女杂处，整天兴云作雨，据说三个月不出来。宫殿里弥漫一股奇怪的味道。

伊尹又走访了一些当地人民群众，发现聒噪之声传遍大街小巷。这是夏桀的专业流行乐演唱组，一共三万人，都穿着文绣衣裳，从早到晚呕歌不断。人们扶老携幼跑到宫门口看奇怪，夏桀不喜欢被偷窥，就放老虎出去，追着逃跑的市民屁股在大街上咆哮。看着人们抱头鼠窜，夏桀和美少女掩口而乐——这属于一种与观众互动的行为艺术。

伊尹成功的间谍行动，后来被记录在《孙子兵法》、《阴符》等古书中，孙武把它总结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个叫苏秦的战国人看了这些书，被伊尹的冒险行为深深吸引，也成为了历史上的一个知名间谍，这是后话。

由于没有文字可凭传递，伊尹亲自跑回山东曹县，把这些珍贵而激动人心的信息向汤先生汇报，他说：“我观察了夏桀的厨房，粮食聚集太多，堆积成山，多得吃不了，于是酿成了整池的美酒。而他的农夫，在田里干活都使用石铲、石镰、石斧、石刀，根本打不出多少粮食，还有骨铲、蚌镰、蚌刀，也不好用。夏桀有如此多的粮食，不是说明他国家富有，而是说明他征敛过度。万民不堪其苦，势必民怨沸腾。况且天又大旱，伊洛俩水干涸，它的干涸就等于宣布夏王朝命脉断绝，因为伊洛是夏的立国之所。”

作为一个厨子，伊尹说话总离不开炊器，他最后总结说：“总之，夏桀是个乐观的人，就像茶壶一样，屁股已经烧得通红，还在有心情吹口哨。”（哈哈，不过，茶叶见诸史书是在四百年后，当时没有茶壶）。

汤先生听完汇报，露出满意的笑容，兴奋地站起来：“实话告诉你说，我这人一贯志向远大，与天地等高。我早就准备好了给夏桀收尸。我平时轻赋薄敛，以宽治民，又利用田猎的机会，训练武士。我想挥动这些虎狼之士，与夏桀会猎于中原。”

“眼下进攻夏桀，我看时机未到。”伊尹提醒说，“通过我的观察，夏桀虽然无道，但作为大禹的后代，是天下的共主，在诸侯中仍有威信。夏王朝已历四百多年，轻易不容易撼动。我们只有区区七十里的封地，地狭人稀，好像一盆鲫鱼瓜子，做不出什么大宴盛馔的，不能成就什么大事的。”

“那您的意思呢？”

“我们必须寻找更多地鱼，才能凑足一盘菜。我们北边不远有莘氏，就是一条大鲨鱼，地肥人悍，武力冲天，四邻为之侧目。他们的女孩，味道也好极了，就是牙齿长得不太齐。如果您能跟这女孩结婚，就等于认了有莘氏当娘家，有了娘家支持，咱们陡然就阔气了。”

“可是，我跟她不认识，没有感情啊。”

“我认为，感情是可以培养的，结婚会给你带来很多不相关的亲戚。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境殷实的女人。这一点你不知道吗？”

汤先生想了想，从嘴里拿出圆滑湿润的石球，傻傻地捏了一会，又放回去说：“那好吧，就豁出我自己去吧。”

在中国古代，婚姻是家族的行为，而不是当事人的行为。家族掌门人出于政治目的、经济目的、扩大家族势力目的而结婚，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牺牲了个人情爱。

夏日的夜晚，满天里沉碧一色，一颗小星，缀在月华波纹的外圈。汤先生和有莘氏的公主拥在虎皮与丝绸布置的地铺上——这是婚床。他们俩互相没什么好话讲，就一起抬起头，望着天顶的星星（当时的窗户多开在屋顶上，所以可以望见）。他们看见明月洗尽了满天的铅华，鲫鱼瓜子获得了与鲨鱼的强大联盟。

三

夏朝末年的这场大干旱，足以跟夏朝初年大禹时期的洪水媲美：伊洛水竭，五谷焦死，这样的力度，自然也波及到东部地区的商族。

针对天气亢旱，伊尹找到了有效的solution。他不但会给人做饭，也会给植物做饭：“教民粪种，负水浇稼”。所谓粪种就是点种，在庄稼根下刨坑，施以人畜粪便。庄稼们乐了，吃的又饱又香。开始使用肥料，这是农业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光有粪没有水也会烧死禾苗，好在而当地的水井已相对普及，人们取井水浇灌禾苗以对抗旱情。

看得出来，凭上述这两条，商族作为东夷人的一支，其农业水平堪与华夏匹

敌。从考古实物上可以证明，东夷人的手工业也满不错，黑陶一同向西传入华夏的还有黑陶，黑陶烧

制温度更高，质地更坚，黑泽照人，取代了华夏地区的红陶，成为流行的款式。最值得骄傲的，是东夷族在

青铜技术上的领先发展，添补了华夏族在这一领域内的空白，成为未来商周青铜

器文化的先声。

我们有理由相信，东夷族与华夏族的对立，不是野蛮民族之侵袭发达文明。事实上，东夷族文明与华夏族文明是中国文明起源最早的两支。东夷族，以济水为母亲河，蚩尤、大舜为名人，崇拜凤；陕西黄土高原上的华夏族，以渭水为母亲河，神农氏、黄帝为远祖，崇拜龙。这两个文明一东一西，成为领先的两极，不约而同向因饱受黄河泛滥之苦而文明基础薄弱的中原地区合围推进（而不是人们通常宣称的，文明从中原河南地区诞生，向四周扩散），并且在五千年前的铜石并用时代于，来自两极的移民在中原发生正面冲突，形成龙与凤的较量，就是黄帝与蚩尤之战。

在接下来的一千多年迄今，东夷、华夏不间断为敌。华夏始终垄断着中原，东夷族的Jr.后羿也一度入主其中。东夷与华夏的争斗，伴随着文明的融合与交流：东夷族的大舜、伯益、子契曾经宦游华夏。华夏的官员如工程师“奚仲”也迁居东夷。最终龙与凤的较量，在又一千年后的春秋时代画上句号，实现了“龙凤合流”：

龙有了鸟爪，凤有了蛇颈，相互取得对方的特征，融合成统一的汉民族。

汤先生善于网罗人材，除了伊尹之外，还有仲虺、女鸠、女房等重要谋臣。其中仲虺是夏禹时代工程师“奚仲”（马车的改进者）的后人，封在山东汤滕县地区做薛国国君，是一方诸侯，也举国来赞助汤先生。“费昌”是夏禹时代F4成员伯益（东夷人）的后代，也跑来投奔汤先生，当了汤的驾驶员。这种给领导开小车的司机职务很有前途，费昌因为作战勇敢而被奖励以封地，成为后来嬴姓秦人的

祖先。

汤先生的策略是“以宽治民”，他吊死问疾，以振穷困，以养孤孀，又在老窝曹县的北边修筑军事大城，形成地方割据。这些蠢蠢欲动的举动被夏桀察觉，令后者惶惧不安，遂采取了防范措施，召汤先生入朝问话。汤先生经过一场翻江倒海的思想斗争，选择了乖乖入朝。他跋涉三百公里以后来到巩义地区，被夏桀直接逮捕，囚禁在国家监狱“夏台”里边，双手背在身后，用“桎梏”夹住（倘使女的，就在胸前用桎梏夹住其双手）。

呆在老家的伊尹、仲虺急了，四野的天云沉凝欲堕，他们捧了大量的奇珍异宝，跑去赔礼道歉，表示称臣纳贡，打消夏桀疑虑。夏桀也找不到什么证据，也就释放了汤。

汤先生这只老虎被释放回深山，就加紧了灭夏的步伐。他的老窝山东曹县往西不到一百里就进入河南，进入河南后遇上的第一个小国叫做葛国，挡在夏桀与商汤之间，是夏桀的忠实属国、铁杆羽翼和汤先生的眼中之刺。汤先生觉得有必要颠覆这个政权，以方便自己染指中原，于是寻找出兵的借口。汤先生费劲脑筋，派出核查人员到葛国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武器，倒是看见葛国国君“葛伯”的是一个好吃懒做的无神论者，特点是不喜欢祭祀，因为祭祀需要把大牛大羊烧了埋了，他舍不得。汤先生决定先礼后兵，派出外交人员向葛伯提问：“贵国不敬上帝，长期拖欠缴纳上帝的会员费，我们特来问问为什么？”

葛伯正在啃羊腿，学名叫做炙。把羊肉牛肉串起来，架在火上烤，就是炙。一边炙，一边涂调料，做法类似现在的烤鸭。当时的炙品有炙牛肉、炙羊肉、炙猪肉、炙雉、炙兔、炙鹑等等，类似现代的烤鸭。还可以把鲜嫩的牛羊鹿麋肉切成薄片，用调料浸成生肉片，就可以了，类似日本人的生吃鱼片，但不知加不加芥末——这叫做脍。这就是所谓的“脍炙人口”。

葛伯放下肉碗——因为是跪坐在地上吃饭，陶器的碗底下就有一个高的脚，方便戳在地上人吃，免于弯腰缩颈之苦。葛伯说：“我们这地方不产牛羊，好不容易有几只也被我吃了，哪有富余给上帝吃？”

当时祭祀用的牛、羊、犬、豕都要是纯一色的，确实不好置办。汤先生就派人挑选了一群肥大的牛羊给葛伯送去。结果葛伯把牛羊全都自己吃掉了，上帝还是饿着肚子干看他满嘴冒油。

“您怎么还没有祭祀啊！”汤的外交人员大惑不解。

葛伯又推脱说：“我们不是不懂得祭祀的重要，只是每次祭祀除了牛羊还要酒食，我们的田中大旱，种不出粮食来，当然就举行不了祭祀。”

汤就派出一批劳动力前往葛地去帮助种庄稼。就跟现在的农民种地一样，中午没有回家时间，工间饭就在地头上吃，由老人小孩们送饭来。葛伯和他的老百姓觉得等着庄稼长出来太漫长，干脆先把工间饭抢来吃了罢。于是一等到午后两点钟（当时一天吃上午、下午两顿饭），就冲到地头去，围着商族的老人小孩要盒饭。一个送饭小孩坚持原则，反抗抢劫，说：“没有饭卡不给饭。”这帮人就急了，抡起石块把小孩砍死。小孩临闭眼还紧紧攥着沾满了鲜血的盒饭。这个暴行激起了商族上下的愤慨，汤先生不失时机地组织起他的第一次翦夏之征，伙同他老婆的有莘国、仲虺的薛国武装，成功地把葛国灭了。所到之处的老百姓家家庆幸，所以商汤战无不胜。

汤先生的翦夏事业，合计十一次征伐，从葛国开始是第一次。据孟子说，汤向东征讨，西夷就埋怨，怎么不打我啊；向南征讨，北狄就埋怨，为什么偏偏到我们这来得这么迟呢？老百姓期待着他来打，如大旱之望云霓。汤先生诛杀了他们的国君，老百姓就如下雨一样爽快。汤于是无敌于天下。

当然这是孟子为了推销他“仁者无敌”的论调而臆想出来的故事，事实恰好相反，无敌于天下的绝对不能是痴仁者流。虽然文献记载中的汤讲求仁义，被后代文人美化成了一个圣王，商人仍然是个“先罚后赏”、不重文教而崇任刑罚的部族。汤先生把“猪啊羊啊送给葛伯去”的学雷锋行动不能隐藏他故意制造战争借口的意图，而且也不排出后人杜撰虚设的可能。

所谓儒者的理想，毕竟掩盖了不了血淋淋的事实，葛国被汤先生灭了。奔逃着的亡国者，被纷纷追上刺死。国破人亡、流血伏尸的呼号之声，经过历史的漫漫屏障，已微弱无闻。葛伯之族在亡国之后流离失所，成为葛姓的先人。很多很多年以后，一些葛姓的人被安置在山东诸城，诸城葛氏为了区别开其它的葛氏，就叫“诸葛”。这就是诸葛亮先生的姓氏来源。葛国的位置，就在河南省西部的宁陵县。葛伯当初最缺的牛羊，现在宁陵县已经不缺了。羊的存栏数是55万只，牛存栏7.3万头，猪就不用说了，28万头。还有三河、柳河两个养牛场供应出口。是畜牧大县了，呵呵。被污蔑为贪吃馋鬼的葛伯在天之灵，睹此，不知该作何想也。

四

商汤成了商朝的第一任天子，但一想到是用武力抢来了天下，感到很惭愧。仲虺看出了君主的心事，于是写了篇文章，首次明确了天的概念，天有自己的心思，就是天命，能治理好国家的人，自然就有了天命。商汤读过之后，感到豁然开朗，登时底气十足。他伊尹、仲虺作相，任命把纯白色的衣服制定为最高等级，把取代夏朝的过程称为“革命”。又亲自写了诰词，向原有各夏诸侯重申自己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并要求诸侯都要以夏桀为教训，奉公守法，勤奋治国，否则就要惩罚他们。

商汤总结了自己的成功经验，在于能用“非己之民”，也就联合其它诸侯共同颠覆夏朝。这给他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坏处，使他不能独享新的王朝。交通、通讯等技术手段的落后，也要求庞大的国土必须分国而治。商汤被迫或不被迫地分封那些劳苦功高的合作者，在一次诸侯大会上把他的“帝国”分担给三千个诸侯来承包。这一数字已经明显少于大禹时代的诸侯万国。相当于每3.3个诸侯被兼并为一个，体现着整个中国社会化的进程。商王朝把这些诸侯称为方国，比夏朝时期的“氏”（有莘氏、有缗氏）听起来更像一个社会组织。

我们仍然不能高估商汤对“帝国”的控制力度。我们可以称当时的埃及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是一个帝国，而把商朝称作帝国还需慎重。商王的直接控制区，不过是五百公里直径的圆，对应于地图上就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是华夏族与东夷族的结合部。这个圆圈以外的土地，成为方国们的舞台。

为了向东夷大本营靠拢，商朝的政治中心从过去的洛阳向东移动，但是国都的准确位置却历来众说纷纭。我们所能断定的是，商汤及其继承者在王畿地区（五百公里直径的圆内）先后修筑了偃师商城,规模达到了空前的水准，跟清华大学等大，即长1。7公里，宽1。2公里（而从前的诸侯城邑，才都一个普通中学大小，边长几百米，用土围子围着）。如果你还没有去过清华，偃师商城就相当于五个天安门广场的大小，或者说，三个紫禁城（故宫）的大小。如果这些地方你都没去过，那它就跟一个小县城（指的是它的核心繁华部分）面积相当。偃师商城现已发现七个城门遗迹，以及纵横交错的道路，把城内切成棋盘形制。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现今还有一到两米高的残迹留在地面，经风受雨。但不要把它想象成外包有城砖，只是裸露着坚硬的黄土罢了。城墙也不是垂直的，需要借助斜坡来支撑，所以上窄下宽，底下最厚的地方确实可以形容某一些人的脸皮，达到二十米之厚。城墙在城门处还设有“马道”，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士兵可顺马道直登城头。护城河在当时还没有出现。一般有城墙就没有城外壕沟，有壕沟就不用修城墙，二者有一个就足够保家卫国了——因为当时的攻城设备还很不完善，这又进一步要归咎于青铜的匮乏，没有青铜工具就无从制作大型攻城器械。

即使这样一个用现今眼光来看很小的城，在当时已显得颇为宽绰，以至于人们把墓地、大垃圾坑、制陶场都搬到了城里。这两样脏乱差的窝点在很多很多年后，才习惯被移出城外去。把制陶场，以及随后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青铜铸造场放在城里，特现了当时财富的匮乏，以至于这两样价值不菲的行当要保护在城里。

如果商汤在他的这个新城里游走，他可以看见数十口水井出现在房屋拐角，他的脚下还踩着浩繁的排水网络，可以泄走城里的雨水和人们的小便。不过这种排水系统只对王室居住区铺设，也就是商汤所居住的内城。内城设在整个大城区的南部，只有一个足球场大小，四周筑有两米厚的夯土城墙，于是使得整个偃师商城具备内外两重城墙——外面是大城城墙，里边是商汤的宫城城墙，这和老北京的建构一般无二，只不过北京的宫城（紫禁城）在大城区内的北半部，而商汤的宫城在其大城去内南半部。商汤的宫城里边建有正殿、中庭、庑室、门道。宫城的旁边还有两座与之等大的拱卫小城，都是正方形，据说是储藏粮食军需的仓库或驻军的营房。

显然，商汤的这个舒适的老窝已经与后代城池相去无几，只是迷你一些，而且可以分成uptown和downtown两部分，就像现今的纽约一样。商汤的宫城是downtown，在南城，庄严优美，是贵族游乐居住上班之所。平民区则在uptown，北城，往往是些半地穴式的坑屋，里边是低矮的土床，还保留着神农氏时代的习俗一直没变，而坑屋里平民一般都是在手工业场上班的工人，可怜的上班族。

城外顺着城根，也有一些居民，居住条件好于城里，都是耸立地面上的小房子，方形或长方形的，屋檐是两面坡顶，修筑在一层夯土台基之上，里边隔出不同功能的小室。这也并不奇怪，这就像现代的城郊住户往往住的比城里宽敞一样，城外的房价低啊。事实上，城外虽然住的宽敞，家底还是不如城里人殷实。城里人虽然住坑屋，但的往往屋门口埋着人殉的骨头和脑袋，这就像停放着一辆辆私家车，是有钱人的奢侈表现——能弄点“人殉”装点门庭的，必是手头宽裕之人。

商汤坐在新修建的商城里，总结夏桀失败的教训。夏王朝的灭亡，跟连年的亢旱有关。亢旱导致民生凋敝，经济滑坡，国家继而发生动乱，在野心份子（即商汤）的捣弄下分崩离析。商汤虽然被古人美化成“汤圣人”，他的新立，也没有使天气发生要下雨的意思。汤先生很焦急，因为上帝不给他面子，难道我也像夏桀那么昏聩，招引这样的天罚吗？

五

“上帝”这个词在中国早就有了，商汤时代我们开始屡次提到它。商朝的甲骨文里经常有“上帝”，是级别最高的神，人们祭祀的对象，代表着虚无世界的最大力量。《尚书》、《诗经》、《史记》这样的书中，上帝一词更是屡见不鲜。这是一个完全国产的词。后来明朝传教士汤若望先生，为了让基督教在“顽固”的中国人之间流行，就从古书里翻出“上帝”这个易于接受的中国词，来译他那个God.现在人们一说上帝，好像他的模样事盖高鼻梁大胡子卷曲头发的老外，其实，在商汤时代的人们心中，自有一个中国化的上帝在。

加入我们替商汤设想一下，我们商朝人的上帝是什么样的呢？答案是，他梳着清朝人那样的大辫子。从商代墓葬中大量发现的形象资料看，商朝男子多是梳辫子，而且式样较多，有从头顶正中编起一条辫子，然后垂至脑后的；有左右两侧梳辫，辫梢卷曲，下垂至肩的，也有将头发编成辫子，盘梳于顶的（阿Q那样——也是清朝的）。商代妇女的发式，与男子大同小异，大姑娘梳辫子，小孩子梳两个小丫角。人们在头顶上辫子根部还插簪子。甲骨文里的“夫”字，最上边一横就表示男子发顶上的簪子，以示爱美之心，而“妻”字上面插簪子更多，使她的脑袋像一个鸟窝。

商朝的人们比照天上的这位统治者“上帝”，把人间的统治者称为“王”。随着人间造神运动的蓬勃发展，商汤的继任者们把商汤这些早期商王捧上了天，称之为“下帝”，下帝与上帝平起平坐，最后干脆合为一体。商王的早期先祖们，就是上帝。

商汤的时候，商王还不能与上帝平起平坐。商汤表演“焚身求雨”，贞人拿着打火机，差点烧了他。贞人扮演了教皇的身份。贞人垄断着人间与上帝沟通的职掌，所以贞人对政事颇有发言权，这有点政教分离的意思。不过，到了商代后期，王权专制盖过了政教二元化，甚至经常烧了神职人员以求雨。神职人员从此大跌面子，甚至到了春秋时代，鲁国的僖公还要焚烧一个巫师和一个残废人来祈求下雨呢。

商汤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外丙”和“仲壬”相继走上领导岗位，分别工作了两年和四年，反映了当时人们短命的事实。夏商人的平均寿命是32岁左右——如果我生活在那一时代，现在已经该升天了。

接着，商汤的长孙“太甲”，在伊尹的安排下接班了。伊尹详尽地告诫了这个年轻人不要轻慢贤人的言论，不要疏远年高德望的人，亲近愚蠢幼稚的人，他总结了十种国君必须避免的过错：沉迷于酒色歌舞、贪求财宝、迷恋游乐，又警告他说：“哪怕您做的善事再小，也会使诸侯感到庆幸；哪怕您做的恶事再小，也会给国家带来灾祸。”可是太甲并不爱听他的这些老生常谈，很快就开始胡作非为起来。史料上说他不遵成汤之法，其实也可能是尝试着进行了年轻人的改革。但他的行为招来伊尹的讨厌。伊尹以太甲“暴虐、乱德”为理由，将他放逐到桐宫去为悔过自责。然后伊尹独自处理国家的政事，并接受诸侯的朝见，所作所为和商王没有什么两样。

伊尹作了三年国家负责人，按照一部史料《竹书纪年》上的说法，他最后被太甲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太甲在桐宫被关了两年多的禁闭，终于被关腻了，机智勇敢低从桐宫逃回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

伊尹的一生十分复杂，评论起来也很困难。他作了三年代理天子，用意或许都是好的，但以臣子的身份擅自放逐国君，这算不算篡国呢？这是困惑后代学者的一个大费思量的问题。其实，商朝初期，还没有发明后代的忠君思想，一个君主倘若不贤，臣子是可以驱逐他的。所以，伊尹的“大逆不道”之举在当时没有激起

舆论界的震惊和谴责，伊尹的后代继续在朝为官而没有遭受清算，伊尹的亡灵也

一并得到后代商王的隆重祭祀。

然而后代的学者习惯了把皇权视为至高无上、不可更移、九五之尊，看见伊尹驱逐太甲而自代，不由得暗自哆嗦，总不得劲。一方面，学者们承认伊尹是有着杰出贡献的正人君子，一方面他的行为又与篡国者无法区分。于是，后代学者花了很多功夫替伊尹遮掩避讳这一点。于是，在伪造的《尚书》一些篇章中，故事被改编成了这样：太甲被关在桐宫，深为悔恨，终于改邪归正，有了良好的表现，于是伊尹又把他迎回都城复辟。伊尹有归还了王位，这就好像根本没抢过一样，似乎伊尹的历史“污点”自行抹去了。

在伪造的史料中，伊尹还称赞太甲悔过自新。太甲的回答也充满文采和成语的雏形：“过去我曾经违背您的教导，将来希望您继续指导我走正路。上天制造的灾祸，还可以躲避；我自己制造的灾祸，就没有办法逃脱了（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伊尹很满意，就向太甲提出退休的请求，又写了篇文章，告诫商王要终生注意保持纯洁专一的品德，不要违背先王之命自甘堕落，治理天下要像张开弓瞄准目标以后再射箭一样，要审时度势，然后再发号施令。总之，罗索了好一通，伊尹才死去了。伊尹去世后连续下了三天大雾——似乎这样写，可以表示上帝也是给伊尹撑腰的。商王看见大雾，惧怕违逆上帝意志会导致天灾，于是用王者的礼仪埋葬了伊尹。

其实这是替地下的古人瞎操心。伊尹在当时本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也不需后人编造“还政”的故事为他开脱。“还政”这样的事，古今中外的现实中还从没听说过。太甲呆在桐宫里关着，一天两顿饭以外就傻坐着，又何从去判断他是否悔过自新与否并还政给他。远古时代的人们还不受王位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束缚，就像商汤当初对夏桀的革命，伊尹取代一个不称职的君长（太甲）在当时理所当然、不假思索，也不会受舆论和良心谴责。当然，在忠君思想大泛滥的后代皇权社会里，自诩忠贞的老实臣子们，无端地替伊尹背上一大块心理负担。当惯了奴才的人，也替从前的人缺乏奴性而忧心忡忡。

六

商王族似乎把手足之情看的颇重。太甲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沃丁、太庚哥俩相继即位，体现了兄终弟及的原则。沃丁、太庚这俩名号，奇奇怪怪的，好像中药的名字，其实这是天干地支组合出来的日期。商人把一年分成12个月，闰年有13个月甚至更多，月有大月和小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但当时没有阿拉伯数字，日的记数就以干支循环来标识。这一纪日法，被后代沿用了三千多年直到近代。

一位商王死的那一天的干支日，就演化成沃丁、太庚什么的，准确说这叫“庙号”——意思是这位商王的“骨灰盒”进入宗庙时候的编号。人们依照这些骨灰盒编号，排定给他们的祭祀时间。每隔十天要祭祀一个商王，随着死掉的商王越来越多，到了商朝末期，完全祭祀一遍祖宗，需要一年时间（末代商王大约可以体会到“历史的沉重感”吧）。

“骨灰盒”编号为太庚的这位爷进入祖庙以后，他的儿子“高”、“伷”、“密”哥仨相继做了商王，死后骨灰盒编号分别为小甲、雍己、太戊。他们都没有什么值得一谈的作为，除了这时候商朝开始衰败以外，方国常常不来朝见。在太戊执政的第七年，宫殿的门前，长出了一颗桑树和楮树，俩树在早晨的时候还是小苗，到了黄昏已经合掌粗了。而且两树互相搂着抱着，合生在一起，姿势也不怎么雅。太戊非常恐惧：“是不是上帝和祖先神灵对我不满意，跑到宫殿前来吓唬我啦？”

伊尹的儿子“伊陟”这时候作首席政务官，说：“臣听说，妖邪不能战胜道德，现在有妖孽出现，说明您的政策可能出现错误了吧？”太戊于是努力地改进工作，这两棵树很快就枯死了。商朝从此复兴，诸侯又都来朝拜。伊陟赶紧大肆宣扬太戊的德政，说是得到上帝的福佑，妖树也惧怕而枯死了。为了报答上帝的福佑，太戊命令一名叫“巫咸”的神职人员在王都郊外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仪式。

巫咸组织男女演员，排练“玄鸟堕卵，简狄取而吞之，生下商人先祖子契”为题材的舞蹈《桑林》，给上帝观看娱情，一边还有铙、铎、磬、鼓打击乐器的伴奏。巫咸还有个儿子叫巫贤，也接班当了神职人员（但巫启贤是不是神职人员，就不知道了）。

被桑树精和楮树精吓坏了的太戊死后，儿子仲丁继位。从仲丁到盘庚的十位商王，印证了“兄终弟及”制的悲哀。“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这是弟弟对哥哥的思念，但是对于君王之家，弟兄之间的骨肉相残，不共戴天的蜗角之争，使得他们想有片刻的手足温存，简直都是奢想。商汤时代制定的“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本身就潜伏着动乱的因素。因为继位之弟往往不肯把王位再交还哥哥之子，也就是说，他要传给自己的儿子。于是出现哥哥的儿子与弟弟们的儿子，争夺王位的局面。这种落后的继承制度，我们在后来春秋时代的吴国还会再次看见，并且在骨肉相残过程中成就了一名叫做专诸的刺客。

这十位王中的第一位“仲丁”，就是经过一番斗争而上台的。仲丁一上台，就采取迁都的办法，目的是离旧王都（大约在河南偃师）远一点，摆脱敌对王室贵族的牵绊，就像狗一旦捉到了骨头，一定叼着逃走到没人的地方去吃一样。

仲丁东移五十公里迁都到河南荥阳，就高高兴兴地死去了，他的弟弟外壬却过的不爽，听说王畿以东两个诸侯国叛变。一个是有莘氏的后人，一个是夏禹时代工程师奚仲经营过的地方。这两个部族都是当初商汤革命时的协同军，如今叛商，是一计很响的耳光，很大的震动。于是外壬的弟弟“河亶甲”继位后，北上两百公里迁都河南内黄地区以缓解内焦外困的局面。河亶甲在一些方国的帮助下，使叛乱的诸侯重新安定下来。（诸侯和方国的区别在于，方国在商王朝版图最外圈，关系也最疏远，是异族人。诸侯是家里头人，位置在商朝王畿地区与方国外环之间的缓冲地带，乃王室成员及商族姻亲分封出去而建立的。商王与外环的方国联手夹击，支付了叛乱的诸侯，有点像请邻居帮自己一起管教孩子。）

在崭新的都城里，忧烦却全是旧的，没有稳定的情绪。到了晚年，河亶甲的心境就给无形的风团搅动了。河亶甲一死，王族内又产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河亶甲的儿子没能继承老爹的财富，而是把王位输给了河亶甲的哥哥前任商王仲丁的儿子祖乙。祖乙照例叼着肉骨头逃跑，去了山东鱼台或者河南温县地区关上门当王。辅佐他的是巫启贤先生（对不起，巫贤，是巫咸的儿子），据说再度复兴了商朝的王业。接下来的几个商王过了一段平淡的日子再次爆发内讧，当局面失去控制，只好又采取迁都的老办法，去了山东曲阜地区。王朝内部的政治局面如此

不堪，诸侯、方国也就乘机发展势力，不再向中央进贡朝见，这一烂摊子终于摆在了著名的新商王盘庚先生面前，时间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汤立国后的第三百年。

七

每到半夜——相当于现在四点钟的时候，盘庚就睡不着了，即便喝上一些酒，也没有睡意。酒精的力量使得他头颅闲适又虚无。夜已极深，所余下的又已很薄，盘庚便坐起来，点上原始蜡烛——芦苇的烛芯被布条裹上，布条再浸以油脂，等着天亮起来。

盘庚思索的事情，我们谁都不知道。在盘庚以前的一百多年间，商人突然迁都了四次，盘庚也要追这个时髦。商人为什么要迁都，古往今来总说纷纭，最流行的解释是躲避水灾，不过，商人迁来迁去，一直在黄河两岸不远，并没有躲开水。另一种说法是反奢侈，说城里的有钱人越来越有钱（有贝壳），而穷的越发叮当响，贫富斗争，搞得社会不安定，所以搬迁一下，富人被迫丢下好多财产宝贝，穷人也有了新的创业机会。迁到新的艰苦的地方锻炼，也去掉了奢侈之风。不过，古今中外的政府无不是往富饶舒坦的地方扎堆，像商人这样用自我找罪受的方法淘汰奢侈之风，还很罕见。并且商人几十年就迁一次都，应该还没来得及积聚得多奢侈。还有人认为当时的农业属于粗放经营，一块沃土耕种久了，慢慢失去肥力，所以需要不断变换耕作的地点，就像在固定一个饭馆吃腻了的人要换个饭馆一样。不过，仅仅为了改换耕地，何必一定要迁徒到很远几百里的地方，附近百十里就没有好地吗。并且当时也未必是破坏式地开发土地，伊尹还曾经教大家施肥灌溉，不至于几十年就把土地搞疲惫了——长安作为国都上前年，土地也没有一下子完蛋。

盘庚在给群众代表训话的时候，也没有向我们暗示迁都的原因。事实上，我认为，商王更替的王位争夺导致了新王倾向于变换政府办公地点，以求脱离敌对势力干预、掣肘甚至威胁。在盘庚时代，“兄终弟及”或者是“父死传子”都没有在法律上得到明确，位子传给谁因而变得暧昧不清。从事实上看，“兄终弟及制”已经不是那么不容置疑了，死去的商王把位子直接传给儿子而不是交给自己的弟弟，在前代也颇有旧例可循。盘庚作为弟弟接了哥哥的班，而没有让哥哥的儿子接班，这使得他难免心情不安。哥哥已经经营曲阜地区很多年，曲阜这里是哥哥一家（含哥哥的儿子）所管熟了的地面，到处都有哥哥一家的老部下与支持者，势力盘根错节。盘庚每到夜晚都担心有“专诸”那样的家伙破窗而入，志愿为哥哥的儿子取回王位。这也是他四点钟就爬起来，握着青铜短刀不敢再睡的原因。盘庚有理由让自己离开，去一个艳阳高照的安全地方，享受自主自在的王者快乐。但是盘庚在群众集会上只是一再强调，迁都乃是先王（祖先）的意旨。

盘庚说：“我们的先王总是保护人民，总是为人民利益而搬家，从不留恋原有的都邑。你们为什么不想想先王们的故事呢？我想搬家，以安定局面，但是你们不能体会我心的苦处，反而大大地糊涂起来，发生了无谓的惊慌，想以你们的私心来改变我的主张，这真是你们自寻苦恼。譬如乘船，你们上去了，只是不解缆，岂不是坐待船朽吗？若是如此，不但你们要沉溺，连我也要玩完。你们一点

也不审察情势，一味怨恨，试问这能有什么好处呢？”盘庚心思不敢直讲，把话说的含糊其词，难怪人们不理解他，于是他只好借助恐吓：“以前，你们的前辈事奉我们先王，非常老实。现在，你们不听话，贪恋贝壳和美玉，不肯离开这里。我们先王就会在地下告诉你们的前辈，让你们的前辈好好整治整治你们，到时候你们受罪该死就晚啦！现在我的计划已定，谁要不从，我就割谁的鼻子，灭了种，一个都不留。”

大家吓得一捂鼻子，只好跟着盘庚上了已经准备好的船只，抛弃就有的财富(除了成串的贝壳方便套在脖子上带走，其它粮食房子都没法要了)，开拔去了商汤从前的旧都——河南偃师地区。反对派的贵族们也明白这次迁徙削弱了他们的势力和财富，到了新都，将不再具备从前的地位。但不等他们犹豫，已经被裹着来到偃师，一看到处都是陈旧不堪、破破烂烂，过惯了好逸恶劳的生活的他们，更加来气了。于是开始散播流言、盅惑人心，开始向盘庚叫嚣。他们说：“盘庚不是借助先王地意旨吗，那我们就搬出比先王更厉害的上帝来。我们要求占卜。”

占卜，是把居住在缥缈天上的上帝的意见，传达给三维空间中的人们的一种途径。上帝将向人间投下一种阴影，人们来阅读这种阴影，作出极具价值的结论和预言，告诉人们搬家的事到底对不对。这种宝贵阴影，都投在什么东西上呢？答曰：投在牛羊骨头上，也投在乌龟壳上。乌龟由于活的长，见多识广，成为占卜最好载体。最灵验、效果最佳。于是乌龟盖子脱颖而出，越来越受到人们青睐，而生活在中国大地河流湖泊上的乌龟们，则倒了大霉。

当贵族们要求盘庚举行隆重占卜仪式，请求上帝旨意。盘庚是个年轻人，不怕叫板，立刻命令神职人员在乌龟壳上（多数是乌龟肚子那块壳）刻下当时开始出现的甲骨文，用甲骨文提问上帝：“迁都是对！迁都是不对！”这是一个双项选择题，让上帝选择正确答案。当然，有时候还出四项选择题，比如：“其自东来雨。其自南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北来雨。”这是向上帝问雨从哪个方向来。问题旁边还刻上出题者（神职人员）的名字以及出题时间。而载有题目的卷子，就是这个乌龟壳。

接着，神职人员在乌龟壳背面钻几个浅窝，用火烧灼浅窝，就会开裂出一些纹路，这些纹路就是上帝在考卷上的作答。神职人员赶紧判卷子，这需要专业训练，他们能够从纹路翻译出上帝的语言。上帝回答的很细致，比如“大雨”、“小雨”、“雨小”、“雨少”、“少雨”、“多雨”、“疾雨”、“雨疾”、“雨不疾”、“纵雨”、“延雨”、“退雨”、“去雨”，看得出上帝是个有耐心的人。神职人员把翻译出来的意思刻写在烧灼纹路旁边，这叫做“卜辞”。

关于这次该不该迁都，上帝的答复（卜辞）是：“迁都不对。”——不知道上帝是怎么搞的，总之，神职人员从纹路上读出，迁都是个历史错误。盘庚的脸立刻绿了，反对派的贵族们则欢喜雀跃，恨不得立刻跑在城里乱喊。

不过呢，人们也意识到了占卜可能不准确，上帝要是不知道信口胡说怎么办，或者上帝喝多了瞎说怎么办？于是采取反复占卜的办法，多问问不就准了吗？于是隔上三五天，又问同一件事，看看上帝是否忘了上次撒的谎。另一个办法是同时使用好几块乌龟壳，问同一件事，然后看看一致不一致。一般是三块骨头，商王拿着一块卜，占卜经理和占卜副经理各自拿一块，这也就是“三人为众”的原始出处，表示三个人的意识可以代表众人。

经过三次占卜，上帝的意见非常明确，都是不应该迁都。盘庚的脸色变成紫茄子，朝着无辜的神职人员投去愠怒的一瞥，并且当即耍赖，说上帝的意思不准。他再度把贵族和政府大员（据估计有两百人左右）们召集起来训话：“像你们这样，这几天来到处乱跑，擅用谣言煽动人心，恐吓大众，毒害小民，不把我规诫小民的语言，准确及时向下传达。这样闹下去，当然就会像上帝说的，迁都成了一件坏事。占卜不占卜，还有什么意义！我是根据先王的法度办事，我没有失德之处，你们不要忘了，我的威严好像烈火一样旺盛，我是你们的王！你们遵从我，就像把网结在纲上，才能有条不紊（成语出处）。要知道，即使你们象野火一样在大地上焚烧，使人近前不得，但我就能有力量来扑灭。如果一定要弄到这种情况，那是你们自己惹出的祸患，就不要怪我错待你们了！”

盘庚发了一通火以后，擦擦汗，又转而和颜悦色，劝诫政府大员们办什么事都要同心协力，既来之、则安之，不要再闹了。最后又说道：“过去，我的先王和您们的前辈，一起过着安乐而勤劳的生活，我怎么会对您们动用非分的刑罚呢？如果您们乖乖地继承前辈勤劳地传统，我决不会掩盖你们的美德。国家治理的好了，是大家的功劳；治理的不好，是我一人的过失。从今以后，你们努力做好份内的事，不许乱说乱道。我也会把你们的前辈和我的先王一起祭祀，好了，让我们一起恢弘上帝和先王的意志，不要贪财聚货，而要施民以德，一心建设家园吧。”

反正都已经来偃师了，人们看看再闹也没有真回去的可能，反对派们发现人群的热点已经转移了，大家热衷的东西都是建设新家园了，在偃师好好的生存下去是第一要事，这时候大家都需要选择一个主心骨（那就是气质刚强的盘庚）来依赖。没有人还有闲情逸致跟着反对派折腾。并且迁都也打乱了反对势力的格局，削弱了反对派的实力，重组之后的社会，盘庚成为人们拥护和依赖的对象，并在新的家园重建起另一番秩序与生活。据说百姓由此生活安宁，商道复兴，诸侯来朝，形成商朝中期的一段人心振奋的时光。

八

盘庚在位二十几年死去，没有能力让自己的儿子继位，这反映了当时王者权力还不是极端牢靠，人们可以把它像皮球一样夺来夺去。真正情况有了转化是在盘庚的侄子“武丁”继位之后，“父死子继”成为商王继统的常例，其它家族没有能力插嘴窥视，政治从此走向稳定，这是王权加强的一种表现，从此也几乎没再有迁都的事情了。所以我们有理由把武丁想象成一个非常powerful的君主，类似汉朝的汉武帝。中国真正崛起为世界文明大国，也是从武丁时代开起。

首先是武丁时候，中国全面步入青铜时代。作为文明象征的第一标志，青铜在最早五千年前黄帝时代就偶然出现了。黄土高原上渭水上游甘肃东乡县，有一把铜刀和一些铜块出土。但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天下第一铜刀”是可以砍人的青铜武器。其实它只是水果刀，长四寸，连切西瓜的刀都算不上。此后中国大地上的青铜器一直寥寥无几，不能取代石器作为社会的主要工具，最多算是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

一直到商汤时代，青铜器也都是小件的规格，铜指环啊、小锥子啊，小铃铛啊，小箭头啊，最大的是个酒杯，也只有十二公分高，数量也极少，总共发现的只有十几件。到了商朝中期的武丁时代，青铜器的数量种类体积明显高涨。首先人们找到孔雀石，孔雀石颜色翠绿，晶莹可爱，很扎眼，人们都想把它烧一烧。它含有氧化铜，烧得时候加入锡石，达到960度而熔化，冒出青白之气——就是所谓“炉火纯青”，于是得到青铜，含有75％的铜，25％的锡。青铜硬度大、表面光亮，可以经过锤炼做出很细很薄的生活器具（比如饭碗和小勺子，还有尺子）。青铜工具的出现，使得计算器械、测量工具成为可能，客观上促进了建筑、天文、历法的发展也为书写甲骨文提供了锐利的“笔”。

武丁时代，青铜开始渗透进人民生活，做饭有青铜的鼎、鬲、甗、甑；盛饭的有簋、盨、豆、罐。不过这些都是大家伙，限于有钱人家享用。老百姓还是用陶器的。不过老百姓洗脸可以有盘、盂；工人和农夫用的是斧、锛、凿、锥、锯、铲、耜、钻、鱼钩等等，都是青铜的。此外，还有车马器、建筑部件，比如青铜的钉子。人们还铸造铜贝壳作为货币，以补充真贝壳的不足。生活中，凡可以使用青铜的，几乎都有用青铜制作的。

生与杀是一对矛盾，青铜用于生产农业的同时也用于杀人。这时期主要的青铜兵器有戈、矛、钺、短刀，还有少量的戟和大量的青铜箭头。箭头是一种消耗性的武器，没有大量的青铜储备，不敢多铸箭头。不过这时候还没有后世流行的短剑。青铜头盔倒是有了（这是从前蚩尤所向往的东西），约20厘米高，顶部有一个插缨羽的小管，左右及后部向下伸延，用来保护颈部和耳朵。有的头盔前部还作成凶恶咆哮的虎首状，以在心理上造成—种恐吓敌人的气势。安阳地区一座坟墓中曾出土成捆的矛七百多件，足够武装起一个城邑来。这些青铜兵器——戈、矛、钺，当是重装步兵的装备，若再配置以两马战车，排布成—定的阵形，那军威严整、士气高昂的样子，是令人生畏的。

在生与死之间，还有一种界乎二者的状态，就是醉。醉生梦死，是喜欢喝酒的商朝人的常态，贵族把吃不完的粮食酿酒，还选择特殊的香草加进去，酿出的酒芳香扑鼻，使得大家都变成了豪饮的酒徒。后来他们因为喝酒太多而亡了国。商朝人弄出很多的饮酒器，爵、觚、觯、斝、尊、壶、卣，这些字型奇怪的东西功能也多多，等未来谈到帅哥商纣王的时候再介绍它们。

酒器和鼎、鬲之类的炊器，以及还有钟、铃、磬、钲等乐器组合成不同规格的“礼器”，象征商王族的显赫地位，主要用在祭祀和宫廷聚餐的场合。这些礼器形态塑造出令人恐怖的气氛，威严、狰狞，表面的兽面纹、云纹、雷纹、弦纹、连珠纹、圆涡纹让人眼花缭乱，镇慑和迷惑着每一个带着平顶帽的商朝小民。现在这些礼器都被挖出来了，累计多达数千件，最大是鼎，常在一米来高，重量相当于一个成年大胖子，上面都是铜锈，说实话，铜锈有毒，用青铜鼎煮肉、用青铜杯喝酒，对身体不好。

铁锅当然对身体无害，不过当时没有铁。中国这时候距离铁器时代还有一千年，不过商朝人倒是发现利用了一点陨铁。这些来自外空的陨石含有大量的自然铁，商人把它锻打为铁刃，嵌在铜钺（大斧子）的刃部。商人也意识到，铁比青铜来得更加锋利。铁刃铜钺这好东西现在只挖出了一两件，流传在美国一个博物馆保存。

中国步入青铜和铁器时代依次都晚于西方。当武丁时代的古代中国人滚着爬着以落后西方（西亚两河流域、北非埃及）两千年的步伐进入青铜时代，西方局部地区已经进入铁器时代。西亚两河流域北部的赫梯王国率先冶炼和使用铁器。赫梯王把铁视为专利，不许外传。埃及法老得到少许铁片，锻打成刀，视为珍宝，用黄金象牙配其刀柄。铁器给了赫梯人以力量，使得他们迅速崛起之后对两河流域和埃及地区构成巨大威胁。埃及法老动用倾国军马北上与赫梯人展开一场古代世界的最打规模恶仗，双方各自动用了两千辆战车和各自两万战士（这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商汤革命的时候才有七十辆战车，六千人）。由于埃及法老孤军突进，遭到围攻，拼死抵抗，情急之下甚至放出护身的战狮扑向敌人。幸亏赫梯军人因抢动财物而队形分散，埃及援军亦及时到达，才避免了法老的被俘。这场发生于我国商朝中期的西方大战，又以拉锯战的形式持续了十年，终于把埃及帝国拖垮，从此由盛变衰，四分五裂，不断遭受外族人的侵袭的局面持续了一千年，直到公元前525年（我国的春秋时代），埃及被新兴崛起的波斯帝国吞灭之，从而彻底宣告了埃及文明的终止。西亚两河流域的新巴比伦王国和文明，也是同一时间亡于波斯帝国之手。

九

文明的第二个标志是文字。人们在殷墟，也就是商王武丁的都城（河南省北部的安阳地区），发掘出了十五万片甲骨，五千多个单字。这些一度被人当成“刀尖药”用以治疗外伤的药材，经过有识之士鉴定，才知道是“殷人刀笔文字”，亦即甲骨文。

和西方文明社会不同，西方文字的产生是为了生产和商贸服务的。比如苏美尔人为了管理好牛羊群和土地财产，就创造了人类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记录来往账目。埃及象形文字则是为了登记法老庞大的税收事务。而商朝的甲骨文却是为政治、宗教服务的。为了向上帝及其政府班子（风雨雷电诸神）、地面山川河流诸神、祖先诸神（先王），探听气象预报、农业产量等等重要资讯，人们借助占卜并且把占卜所获资讯记录在甲骨上，成为甲骨文。作为回报，商王不辞劳苦地举行针对各位神祗的祭祀仪式，来馈劳这些信息提供者。这是古代的IT产业。

武丁把上帝当成了他的优质客户，给予无微不至的关照，经常在甲骨上刻下文字，询问上帝这会儿饿不饿。如果饿，那请问哪一天想吃什么东西，我祭祀的话用什么牲口，是想把牲口烧了吃还是喝血比较好，想一顿吃多少牲口呢？酒肉是取悦他的主食，吃肉的时候要不要喝酒呢？当然，上帝的胃口很刁，武丁要用白牛、白羊、白犬、白豕作为牺牲祭祀上帝。白色是商朝的上色，就好比明黄色之与皇权时代的中国。为了表示虔诚，人们并不吃掉这些祭品，虽然饥饿的老百姓跑进祭庙偷吃牛肉的事件曾有发生。动物们的body在祭祀仪式结束后埋在旁边的坑里。必要的情况下，祭祀上帝也可以杀人，一般早期是杀小孩多，小孩比成人经济些，肉嫩上帝也爱吃。随着时间的推移，商朝人杀成年俘虏成为时尚。

看见武丁对上帝这么好，商朝先王们的在天之灵不高兴了，经常由于某种原因——比如说，没有及时得到祭品的安抚，或者阳间的商王品德行为不好，先王们的亡灵于是降下祸祟疾病给商王以及他的媳妇、臣子们。于是武丁总要反复通过占卜询问是哪些先王或者先妣（先王的媳妇）正在降下祸害。在这里，他使用多选题的形式来向先王们提问：惟父甲害王？

惟父庚害王？

惟父辛害王？

父甲、父庚、父辛分别是武丁的伯父阳甲、盘庚和小辛。武丁希望他们某一位站出来承认自己造祸。至于其生身之父小乙，武丁也没少跟他打听事。比如武丁有一次牙疼（这是他的老毛病了），就拼命询问爹的在天之灵：“疾齿，御于父乙？”意思是，我牙疼死了，爹啊，是不是你在天上给我捣乱。

武丁作为全国级别最高的巫师（神职人员），同时他还身兼数能，是最有权威的趋鬼医生。当时制造疾病的除了上帝、先王，还有山精水怪、魑魅魍魉（是一些植物动物死后的鬼）。它们往往住在黑乎乎、茂不见天日的森林里、河流水滨旁。平时他们附在草木上随风摇摆，时机成熟时就会随着风刮进城里，附在它所“喜欢”的人身上作祟。家人就闹病了，上吐下拉，浑身冰冷。必须请神职人员来跟它沟通，给它做思想工作，请它离开。这个过程也就是念咒，咒语的内容通常是祈求，请它罢休、离开。不同的病，源于不同的鬼怪作祟，要念不同名目的咒，就跟现在吃不同的药片一样。所以早期巫医不分，巫师担任医生的角色。

如果念了咒还不能沟通，鬼怪偏不屈服，神职人员就动真格的了，拿桃木鞭子抽这鬼（其实是抽人），最终把它赶回森林水滨去。在这种治病的过程中，人们发明了针灸，就是刺那造病的鬼。甲骨文“殷”字像一个人肚子有疾，另一人手持针刺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所针刺的不是人，而是藏在人肚子里的小鬼儿。在刺鬼的练习中，摸索出针灸的刺穴技术。所谓“妄刺”，就是指到处乱扎，正可用来形容这种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医疗事故。

商代的神职人员也会让病人吃五花八门的草药和虫子，以加强趋鬼的效果。这个东西积累摸索到了现在，就是有三千多年历史的中药，很多已经相当灵验。我们从商代出土物中找到了几百枚以上的骨针，以及分装在罐子里的药用植物果实或种子，桃仁似乎是当时人们最爱吃的家备良药，木樨和大麻籽也不错。

武丁作为巫师、医生、求雨者、牙痛病人兼自我诊疗者，还是一个妇女产男产女的预测者，遇上难以决定的事情，比如牲畜发育状况的预测，农作物收成年景的预测，出猎会不会遭遇大老虎的预测，治病吃的药会不会头晕的预测，都要向上帝、祖先询问。如今我老家农村的老太婆，遇有大事难决时还去占卦问祖先，也是成惶成恐，怕对祖先照顾不周，占卦前免不了烧上面值几百万的假纸币。未来我若在阴间，有子孙什么时候给我送上几个亿才好。

武丁还是一名成功的战争指挥者。当然成功同样得益于对上帝和先王的咨询。这里他继续沿用了多选题的形式反复打听：“我去讨伐工方（一个方国），上帝会福佑我们吗？

我不去讨伐工方，上帝会福佑我们吗？“

一正一反进行占问，把问题刻在甲骨上，只需要上帝从中选一个正确答案。当上帝或先王做了回答（也就是那些经过烧灼之后甲骨后自然产生的纹路），武丁从中领会出上帝透露给他的资讯，并把纹路翻译成文字刻写在甲骨上。最终当战事结束后，上帝的预言是否如验，还要补充记录在甲骨上。这样，一块甲骨就记录了武丁战争行为的整个过程，成为我们研究那段历史的依据。

借助占卜这类有益民生的魔幻工作，武丁联络人神感情，提高了自己的威信，获得人们的顶礼膜拜和顺从，不断加强了他的王权。不过，想在坚硬的乌龟壳上刻字，没有把子力气可不行，即便使用青铜工具。有人做过模拟尝试，结果把字刻的歪歪扭扭。可见，多才多艺的武丁又是个蛮有力气的书法家。武丁告诉我们说，横和竖比拐弯和圆弧好刻。这就导致了汉字方方块块的模样。

十

文明的第三个标志是城市。不消说，武丁时代已经有了城市。野外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商代的城邑遗迹我们合计发现了十多处。河南省核心王畿地区的城大一些，边长一千米多。外围的方国城邑小一些，边长三五百米，最著名的是湖北省的盘龙城，建在一个土坡上。北京地区当时属于边鄙，有两个方国，一个称燕，一个称蓟。燕城在北京房山县琉璃河岸上的董家林，蓟城在北京市广安门一带（我以前在那租过房子，傍着一条臭水沟，是从前老北京的护城河。商代的方国蓟就在那里，城墙边长不过区区六百、八百米，才跟我住的“红莲小区”一样大）。

我不知道商朝的“傅说”（念悦）先生是不是就在“红莲小区”这一带修城。但我知道作为一位民工，傅说跟当时的大部分劳动人民一样，光着脚。他的工作岗位就在半截的城墙上面，职责就是用两块木板夹住泥土，然后从上面填土，填一层，夯一层，一层层地夯实。等土在太阳底下干燥了，结成块，再摘下木板，城墙就耸立起来了。城墙在当时的主要作用防着商王朝武丁先生的军队来打，次要的作用是防洪和防狼。

傅悦有时候累了坐下来喘气，他的工头（职务叫“司工”）立刻走过来质问：“你干吗不干活？”

“刚才干完活以后，我累得双手发颤。”

“手颤正好，那你去那边筛沙子吧！”

这种惨无人道的对话在当时随处可见，把施工现场变成了人民大众的阎罗殿。傅悦只好撅起屁股，去筛砂子。

不过傅说是一个很有傲骨和个性的青年，他的本事是善于挑碴。傅说抱着肩膀，说：“你们这个办法太逊。砂子中间应该注水、加鸡蛋清，以及童子尿这样的神物，起到粘合加固作用。你们光用砂子，太逊了！”

傅说把砂土送到半截的城墙顶上，一个伙伴已经立好四块夹板，扶着呢，示意傅说往里边装土，然后又举起夯锤，使劲揍被夹板围住的这些土。等土们被揍结实了，松开夹板，一个新方土块诞生了。傅说突然撅起鼻子，又挑碴：“不行不行，这个夯打的位置太逊。两两方土块之间要留出足够的空档。你这留的空档太逊！”他抢过夹板作示范，“空档要留的跟方土块一样大。”

等空档们也被逐一装上土，夯打结实了，整个一层城墙算是夯好。旁人刚要继续往上夯出新一层方土块，傅说又挑碴了：“不能从这里开始夯，要从两个方土块中间的接缝部位上边夯起。这样新的一层和下边一层交互错落，咬合牢固。你们平齐着夯，太逊！”

傅说凭着一张好嘴，终于给自己弄了一个“事儿妈”的美名。

傅悦他们弄了三百多米的城墙，司工召唤大家去看埋人。原来，按照工程进度，现在需要杀人了，两三个从隔壁方国抓来的俘虏站在城脚的坑沿，背捆着手，准备推进坑去活埋，其中还有一个是女的。坑比较小，傅悦骨朵着嘴说：“这坑挖得太逊！估计她跳下去只能蜷曲着腰，如果是俯冲着下去，那就得撅着屁股趴着。”

“嗯，如果留下她，嫁给我就好了。我每个月可以吃糠，她吃小米。”傅悦旁边的伙伴瞅着那个女俘虏，心里做着白日大头梦。

“你这个想法也太逊！她应该献给社神，也就是土地爷，你这么乱说，小心遭雷劈。”傅说说，“而且她现在已经吃过小米了。只有让她营养好，社神吃起她来才有营养。不过旁边那个男的有点瘦，选他太逊了，到了地下，力气单薄，恐怕不能胜任伺候社神的工作。”

伙伴不理睬这个事儿妈，白了他一眼。

“这是献给社神的一点儿小意思，埋了以后就不地震了！”仪式主持人喜悦地对围观者们说。仪式主持人旁边还有一头献给社神的猪，一直嗷嗷地叫着。主持人补充道：“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使用不太值钱的小孩。这次工程进展顺利，我们就喝出去埋几个大人——虽然花费会多一点。哎，顺便问一句，这里有没有叫傅悦的家伙，就是那个事儿妈。上边在找他。”

大家都说没有，傅悦也说没有。但是一想，我不就是吗？“我就是！我是傅悦。”傅说举起手。

人们看见这个眼睛明亮的大个子挤出人堆，裤脚挽着，一个高一个低。大家都吃惊地看着这个傻瓜，包括那头被缚着地猪，心想还有这么实诚的志愿者呢，估计他到了地下给社神干活，也不会偷懒，社神会喜欢的。仪式主持人带走了傅说。大家都以为几天之后在下一个祭祀坑边上，还会看到傅说的。

然而，出人意料的，傅说却坐上了车子，去朝见商王武丁。他糊里糊涂地问主持人这是到哪里去。

“恭喜你啊，傅说先生，伟大的商王听说你是个事儿妈，特地请您到商都给他提意见去呢！”

傅说坐在马车上，随着马屁股一扭一扭而一颤一颤，他眺望着两边的野景，虽然前途未卜，老毛病却又犯了：“我说你这马车也太逊！你看啊，车辕是直的，车辕前端左右横伸出车轭，架在一左一右两匹马的脖子上。可是马的脖子高，车的车厢底，车就仰起来了，搞得我都往后仰着，如果对于腰间盘突出的人一定很难受。一旦遇上上坡，车子非仰翻了不可。”

“那依您的高见呢？”

“把车辕做成曲的——前端折着翘起来，既就乎了马脖子，又保证车体水平。你现在这直辕车太逊！”

“好！好！谢谢您的建议。”主持人恨恨地说。

“不用谢，但是你这马鞭子也太奢侈了，马鞭做这么考究干吗？你还用玉管作马鞭柄，是暴发户吧？太逊啦！”

主持人一抱脑袋，气得差点从车子蹦下去。

车子南下，越接近以河南安阳为中心的五百公里直径圆区（王畿地区），路面越发平整坦荡，都是夯土路面，十分笔直，这是远古的高速公路。真可谓“王道荡荡、无偏无党”，用笔直的干道来形容商王的道德，真是再恰当不过了。王道上边，每五十华里就设有据点称为“堞”，是用木栅筑成的防守工事，正好是车子一天走的距离。好一点的地方还设有“羁”，不仅可以住宿，而且供应饮食。一些骑着马背着政府文书的差人在大路上奔跑，从傅说他们面前疾驰而过。商朝人有出行骑马的习惯，这和他们的下裳设计有关系。商朝人穿的下裳，是前后两片分开的布幅，两侧剪有开缝，所以方便人骑在马上。而到了未来的周朝，觉得两侧有开缝露着大腿不雅，于是把前后两片布幅合成了一个圆筒（类似现在女孩的裙子），所以没法骑马了，只好百分百坐车，直到赵武灵王大哥胡服骑射才有了改观。这是后话不提。

傅说目送着远去的马上的差人，酸溜溜地又挑碴说：“哼！真够逊的。我听说商王手下的差人，都是从出发地一个人跑到目的地，干吗啊，累死他啊，不会接力跑吗？太逊啦！”。

主持人实在受不了了：“大爷～，求求您了，待会见到商王，你可别说他也逊啊！”

终于，傅说一行人走进了王城（内城），商王武丁正站在殿门石阶上等着他们呢。傅说首先看见的是武丁的脚。脚上穿着翘尖鞋，傅说刚要说这种鞋是圆口、没有鞋带，没有鞋带就不容易抱脚，走路拖拉太逊。话没出口就被武丁洪亮的声音堵住了：“哈哈，傅说先生，我前些天做梦，梦中见到一个圣人，醒来向大臣们描述，一说那容貌，大家纷纷都说知道知道，说是一位知名的事儿妈——也就是您啊！我觉得事儿妈是难得的人才，充当我的谏官最合适。找茬是您的优点，为我提宝贵意见好啦。”

“对呀对呀，傅说先生一路过来，提了一道的意见，找了一路的茬，挑了一车的刺儿。”主持人赶紧把路上傅说对于直辕车的抱怨、曲辕车的建议，以及差人跑死马的弊端，给商王武丁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武丁一拍大腿，非常赞赏傅说的刁钻眼睛，真是名副其实的事儿妈啊。

武丁承认，让一个信使从头跑到尾既不人道也容易出危险。据一片刻于武丁时代的出土甲骨记载，当时有一位年龄高迈的信使，在路上走了26天，行了600里的路，没有到达目的地就累死了，必然也耽误了送信。有的信使行程更长，曾有一人创下48天连续行走1200里的世界记录。（顺便说一句，信使接力跑，是周朝以后才有的制度。）

武丁留下傅说攀谈，傅说开始猛提意见，把他出身于民间低层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抱怨，尽数倒出。武丁听得非常羞惭、频频点头、脸一会红了一会绿了，硬着头皮做了认真记录，最后满面羞愧地赞叹道：“如果我是一把青铜短刀，你傅说先生就是磨刀石。你找茬提意见，就等于磨砺我的刀。虽然您说话是够难听刺耳，但这就像好的草药，吃了都会令人眩晕，唯独眩晕才能治好病啊（我们怀疑武丁时代的药品是否都是毒品啊）。面对着大水，您就是我的舟；面对着天旱，您就是我的霖雨。您启发我的心灵，浇灌我地内心。遇上您，我真是相见恨晚啊。”

武丁让傅说辅佐自己，君臣一起修政行德，商朝于是大治，终于成就了一段历史美谈，被孟子在“天将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那段话中所赞佩——“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傅说的故事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中国的第一案例，是穷厄困苦之士的人生梦想。

十一

武丁时代的商朝大约有五百万人口，相当于现在一个二级城市（唐山、岳阳）人口，却分散在黄河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试想我们幅员广阔的国家，无数的山林河流，无数的人参野鹿，无数的鱼虾和大闸蟹，只有一个城市的人口来消受，生活该是多滋啊。不用上班，也无须赚钱，遍地都是食物，守着株就可以待兔，一声弓就惊下三只鸟。

武丁在任五十九年，年龄据说接近一百，以至于许多媳妇先他而死（当时妇女平均寿命三十），于是武丁先后娶了六十几位妻子。在众位媳妇之中，有一位是运筹帷幄、驰骋沙场的“穆桂英”，叫做妇好。妇好曾经统帅13000人的庞大队伍，征伐方国，这是商代用兵兵员最多的一次。

妇好的坟墓在河南安阳的一处名声景点，坟内殉葬物品的清单到了令人惊愕的程度：

木椁和涂漆的木棺（内外两层棺材）

十六个人殉

六只犬殉

七千个贝壳（叫做“子安贝”，来自东南沿海，是当时的钱，表示她是款姐）

两百多件青铜礼器（祭祀用的）

五件大青铜铎和十六件小青铜铃（乐器）

四十四件青铜工具

二十七件青铜刀

四个青铜镜

一百三十多件青铜兵器（形制包括远射、格斗、卫体的完备组合）

两件大型青铜钺（铸有狰狞的图案花，是军中统帅权威的象征物）

四个青铜虎和虎头

五百九十余件玉和似玉器

一百多件玉珠、玉环和其他玉饰

二十多件玛瑙珠

两件水晶物品

七十多件石雕

五件骨器

四百九十多件骨簪子

三件象牙雕刻

四件陶器及三件陶埙。

清单中总的青铜器重量达到一吨半，这标志着武丁时候中国全面步入青铜时代，彻底脱离石器社会。作为文明象征的第一标志，青铜在早在五千年前黄帝时代就偶然出现了。黄土高原上渭水上游的甘肃东乡县，有一把铜刀和一些铜块出土。但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天下第一铜刀”是可以砍人的青铜武器。其实它只是水果刀，长四寸，连切西瓜的刀都算不上。此后中国大地上的青铜器一直寥寥无几，不能取代石器成为社会的主要工具，最多算是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

夏朝几乎找不到青铜器，一直到商汤时代，青铜器也才都是小件的规格，铜指环啊、小锥子啊，鱼钩啊，小箭头啊，戈头啊，最大的是个酒杯，也只有十二公分高，数量也极少，总共发现的只有十几件。到了商朝中期的武丁时代，青铜器的种类、数量、体积明显高涨。人们找到孔雀石，孔雀石颜色翠绿，晶莹可爱，很扎眼，人们都想把它烧一烧。它含有氧化铜，烧得时候加入锡石，达到960度而熔化，冒出青白之气——就是所谓“炉火纯青”，冷却以后颜色发青，于是得到青铜，含有75%的铜，25%的锡。青铜硬度大、表面光亮，可以做锐利的武器。延展性也好，可以锤炼成很细很薄的生活器具（比如小勺子）。青铜工具的出现，客观上促进了建筑、天文、手工业的发展，也为甲骨文书写提供了锐利的“笔”。

武丁时代，青铜开始渗透进人民生活，做饭有青铜的鼎、鬲、甗、甑；鼎最大，常在一米来高，重量相当于一个成年大胖子。盛饭的有簋、盨、豆、罐。不过这些都限于有钱人家享用。老百姓还是用陶器的。说实话用陶器更好，青铜器上面有铜锈，铜锈有毒，用青铜鼎煮肉、用青铜杯喝酒，对身体不好。

工人也用青铜器做工具，斧、锛、凿、锥、锯、铲、耜、钻、鱼钩等等，都是青铜的。此外，还有车马器、建筑部件，比如青铜的钉子。人们还铸造铜贝壳作为货币，以补充真贝壳的不足。生活中，凡可以使用青铜的，几乎都有用青铜制作的。不过，青铜器影响范围只限在城市，就像现在的计算机还没有深入农村，当时的农具也都是木器、石器、骨器、蚌壳为主，跟四千年前的神农氏没有什么区别。

生与杀是一对矛盾，青铜用于生产的同时也用于杀人。安阳地区一座坟墓中出土成捆的矛七百多件，足够武装一个城邑。青铜兵器有戈、矛、钺、短刀，还有少量的戟和大量的青铜箭头。箭头是一种消耗性的武器，没有足够的青铜储备，是不敢多铸箭头的。

在生与死之间，还有一种界乎二者的状态，那就是醉。醉生梦死，是喜欢喝酒的商朝人的常态，人们把吃不完的粮食酿酒，加进香料，酿出芳香扑鼻的酒，使得大家都变成了豪饮的酒徒。后来商人因为喝酒太多而亡了国。商朝人弄出很多的饮酒器：爵、觚、觯、斝、尊、壶、卣，这些字型奇怪的东西功能也多多，一时说不清。你只要知道其中尊是装酒的就行了。往往做成动物样子，鸟尊、鸮尊、驹尊、犀尊、羊尊、虎尊，最知名的是四羊尊，上有四颗羊头。而爵是喝酒的杯子，样子在古装电视剧中常看到，像个麻雀，有头有尾，还有仨脚，人从麻雀尾巴那里对着嘴喝。

文字、城市、青铜，中国真正步入世界文明国家行列是从开始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商朝中期开始，然而商朝人在进步的一方面同时，也承袭了远古的野蛮习俗，那就是他们不论祭天、祭祖、求雨、过节，每次都要烧杀些人当祭品，十数人到几百人不等。主人死了，杀若干亲友奴婢帮着他扛行李往黄泉赶路，这当然可以理解；过节杀人表示高兴也可以理解，平常盖个宫殿，装修个房屋，也要杀人为祭，就显得有些浪费了。最多一次曾出土五百多人的人殉——估计是个大庆，有的砍了头，有的活埋，有的和狗埋一起，有的跪着，叫做人牲。经历了三千五百年，挖出来一看，像定了格的恐怖电影。

有些人根据这些被杀掉的家伙，论定商朝是奴隶社会。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人殉是在葬礼上被杀掉的，去陪伴死去的人。人殉往往是死者生前的熟人，比如死者的朋友、媳妇、亲戚、武士、臣僚，他们在地底下依旧各斯其职，有的还在墓里持着戈，作出巡逻保卫的样子。当然也有个别奴隶。既然还要在地下各司其职，所以一般是囫囵杀死，留个全尸。这种人殉和后来历朝历代的殉葬一样（譬如寡妇之殉老公）没有太大区别，奴隶只占死者中的一小部分，也不是商朝独有的现象，明朝和清朝的皇上和贵族们依然有用人殉。

人殉以外，商朝另一些被杀掉者，是祭祀上帝以及商人祖先的“人牲”。人牲则完全不是奴隶。统计发现，商朝总计1.3万的人殉与人牲当中，75%发生在商朝盛世“武丁时代”。这是因为武丁时代战功最煊赫的原因，所以推论可知战俘是人牲的主体构成。武丁所捉来的战俘绝大多数都杀了作为人牲，极少量养起来转化为奴隶（用于从事养马、打猎之事，用于农业生产的则绝少）。这一点被卜辞的研究所证实，以典型的羌方战俘为例，转化为奴隶去养马的只有一例，其它全是杀了祭祀上帝，每次三人、五十人、三四百人不等，被杀掉的人身上还带着战场上的箭伤，从头骨分析都是什么“类高加索人种、海洋尼格罗人种、爱斯基摩人种”，来自遥远的五湖四海，更说明是战俘。他们的脑壳上刻着武丁的战争伟绩，让上帝吃的时候先看看见。

所以说，商朝所谓“臭名昭著”的人殉人牲，按被杀者数量比重看，依次的是战俘、葬礼死者的亲友，最后是极少量的奴隶。而且从总的被杀者数量看也并不多。如今挖出来的是1178人（这个数目当然不全，因为还有一些倒霉蛋至今未见天日）。幸好商朝杀人祭祀是件神圣的事，必须严格记录在甲骨上，专家们于是统计了所有出土的十五万片甲骨，发现累积人牲总数为13052人。把它平均到250年中去，是一个月四人。对于一个诺大的商王朝来说，一个星期杀掉一个人作为人牲，实在不是太多，根本都不血淋淋，还没现在一天出交通事故死的人多呢。其实，人牲、人殉是远古时代人类的共同习惯，出于对神灵祖先的敬仰。仅仅因为一周平均杀掉一个人牲就判定当时是奴隶社会，岂不有点危险。

其实奴隶不是商朝的专利，后来的周朝也有一些。更后来的汉朝，奴隶的使用量有增无减，不论官府还是民间，都豢养役使奴隶，“臧获”和“奴婢”是对他们的流行称谓。他们与养马一样被当作一种投资，奴婢可以买卖。从很多史料和文学作品中我们目睹了他们劳动的身影，遍及了汉朝手工业、畜牧业、农业、运输、矿冶、煮盐和商业领域。皇帝甚至发召规范田地上的奴隶数量。奴隶因过度劳累，折磨屈辱，自杀、早衰、瘦毙，比比皆是。主人们希望奴隶短命一点，因为老了不能干活，还得花钱给他养老。汉朝以后的朝代暂不赘述，事实是，即使到了最后的大清朝，乾隆爷还一直把罪犯及其家属发到功臣家里为奴，贾宝玉身边的丫鬟也净是买来的。

做完这样的纵向比较，我们再作横向比较。商朝的奴隶数量与同时期的埃及、古巴比伦相比也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在古巴比伦王国与北方亚述人的频繁战争中，动辄有十数万人甚至二十万活口做了战俘，而三万、七万、九万战俘的记录更是史不绝书。埃及法老也是频频出征、大有斩获，捉到数万甚至十万俘虏。这些被俘的人口绝大多数转化为国王和政府直接掌管的奴隶，还有一些发往奴隶市场出售给民间。而我们商朝的武丁先生，一次出征在三千五千人左右（只有一次达到一万人），战俘又多被当即杀掉用于祭祀，实在没有多少奴隶。

商朝最主体的人口，也不是奴隶，而是守着几千年时代相传的土地，土地上的宗族农户。他们平时聚族而居，战时按族出征，这是社会的主体。他们在族长布署下合族协作，“庶民经于千亩”，上千人在田上进行集体劳动，场面十分壮观。他们把收成的一部分上交国君，其它则留在农民宗族内分配。他们有自己的工具、农舍、自由、人格和自行支配的粮食财产，这不是带着锁链、一无所有、被买被卖的奴隶所能等同的。倘若一个社会最主体的人口——土地上的稼穑者不是奴隶，那这个社会还能被视为奴隶社会吗？当然不能。

而西方晚些时候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则不然，恩格斯说，雅典公民九万人，而奴隶高达三十六万人。奴隶的定义，是“会说话的工具”，不算是人，跟设备机械差不多，可以买卖，不占有生产工具，他的主人处理他，就像处理一件物品。奴隶构成了古希腊、古罗马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在迦太基的一处矿井，就有四万奴隶在工作，克拉苏一个人拥有两万奴隶，安东尼时代一个有钱寡妇的遗产中包括了6000名奴隶。奴隶们在市场上公开买卖，还可以像牛马一样租给别人收取租金，成为社会的一大主体阶级。没有奴隶，“世界”就一天也运转不下去。当时在亚历山大城奴隶的价格是如此的低廉，造成很多富人宁愿购买奴隶而不愿意雇佣自由人。有人估计罗马在奥古斯都时代有大约5000万到8000万左右的奴隶。事实上，基于奴隶的经济和使用奴隶的经济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奴隶社会，因为它的存在靠着奴隶来维持。但后者，譬如美国从前存在黑奴，不能以为黑奴存在美国就是奴隶社会。同样，也不能因为商朝存在少量奴隶，就说这是奴隶社会。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的话，中国汉代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都有大量奴隶，政府中称褚衣，私奴男称家臣，女称室妾，也够算奴隶社会了。

说商朝是奴隶社会的人，是受“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这一说法的束缚。事实上，奴隶这种身份的人曾经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甚至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曾存在奴隶，美国建国时有70万奴隶，占全人口六分之一。但我们不能因为找到了几个奴隶，就说“看，我发现了奴隶社会”。历史上，奴隶群体仅仅在极个别地区（地中海的希腊、罗马）获得过充分的发展，上升为占主导地位，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发展建立在奴隶者的劳动上，从而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纳为奴隶社会。我们甚至不认为埃及、古巴比伦是奴隶社会，虽然他们的奴隶数目远远比我们的商朝多，但仍构不成社会生产者的主体。

关于商朝土地上的稼穑，我们还有必要多谈两句。他们在史料中被称作“民”，在甲骨文中被称作“众”。郭沫若老先生解释说：“众”就是奴隶，从甲骨文上看，“众”是日下三人形，说明他们是在炽热炎炎似火烧的山野里，赤身露体耕作着的奴隶。

其实，农田劳动自然是在日头底下，除非哪一天实现了农业室内化才会改变，但凭什么说日头底下劳动的人就是奴隶呢？上及神农氏，下及今天的农村，干活的人都在日头底下，难道都是奴隶？再说，“赤身裸体”这也是郭老放任自己的想象，“众”中的“人”（图片）是人体的侧视形，在哪个字中出现都是这个写法，并无穿衣或裸体之别，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众”字中就看出他是不穿衣服的了。

郭老在几乎没有证据的基础上，仅从字样上就断言“众”是奴隶，实在让人不能服气。对于史料上的“民”字，郭老也释为奴隶。他把一段关于商周的古文翻译得有声有色。原文是：“殷周之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春，令民毕出于野，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邻，毕出然后归。妇人同巷相从夜织，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这本是一个祥和的农村生活，简直和现今没有什么两样，但郭老为了证明他的奴隶制，作出翻译是：“这里的邑，很象是奴隶劳动的集中营。里胥、邻长就跟哼哈二将一样，坐在居邑门口，监视‘民’之出入。连妇人的工作时间一天都是十八小时，男人的工作时间也就可以想见。”

里胥、邻长扮演着“监督者”的角色，不假。但只要人类还存在，任何时代的劳动恐怕都需要有人在一旁组织监督，即便今天也不例外。郭老有什么理由一见有人监督，就把它同奴隶集中营联系起来呢？事实上，如果是一群带锁链被强迫劳动得奴隶，光靠这两个老头子还根本监督不了他们呢！这两个人只是宗族长者罢了，指挥一帮宗族农夫在田野上劳动。而“妇人同巷相从夜织，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明明是说她们勤快，聚在一起集体纺织节省蜡烛，相当于节省了工作日。郭老竟也能从中计算出奴隶制的“十八小时”工作日来。如此丰富的想象能力，除了诗人郭老以外，恐们很难找出第二人。

到底这些“民”或“众”是什么身份呢？原古文中说得已经很明白，这些民二十岁时国家发给他们田地，六十岁时候收回——这怎么会是奴隶呢？奴隶怎么会授田呢。

倘若商朝不是奴隶社全，它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呢？我认为，它是初级的分封社会。说到这，不免有人惊诧，甚至愤慨。是啊，这不太适合我们已经养成的思维习惯。但是，我们只能这样来理解那些在农田里合族劳动的农夫大家族们。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就是说，夏朝每人发五十亩地，商朝七十亩，周朝一百亩。这就是所谓“井田制”，土地全部属于国家，是一种原始公有制。国家组织土地上地农户合族劳动，类似后代的国营农场。“农场”十分之一的面积作为公田，农户们要照顾耕作公田，把公田的收成上交国家，私田的收成留给自己族内分配。国家还要派田官到这“国营农场”来监督工作，就是郭沫若所说的“里胥”。

这种原始公有制的土地分配方式，直到东周春秋时期，才开始瓦解，原因是国营农场大家干活不卖力，于是慢慢出现私营，也就是土地私有，私人拥有土地的地主也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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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武丁在位长达五十九年，随后驾崩了。作为一代雄才大略之主，武丁的特点是武力最强，猛攻上工下口方、鬼方、土方、周方和羌方，等等。其中对鬼方战争进行了三年之久，最终克之，功业赫赫，标志着商王朝的国力达到颠峰状态。这时候的中国分成三个环，中间王畿千里，是王朝直接控制的核心（这类似于集团公司总部），往外一环是诸侯，武丁把自己的儿子和一些著名将领封在这一环里为诸侯，为商王朝镇守国土（这算是商王投资控股的公司）。打仗时候他们跟随商王出征，平时向商王朝进贡赋税，干些修城挖河之类的杂役，他们的领导人称侯，这也是诸侯一词的来历（意思是很多侯）。商王朝的最外一环，是与商王朝或友好或敌对的方国（算是商王参股的公司，弄不好的则是竞争对手），见诸甲骨文的方国有五十多个，商王给他们起了难听的名字，土方、虎方、危方、犬方、邢方、人方、基方、淮夷、龙方、羌方、鬼方，他们的领导人称伯。鬼方、周方这些方国被武丁打败后，臣服于商，其领导人受封改叫鬼侯、周侯。周侯需要特别提及一下，他向武丁敬献了龟骨、牛和来自甘肃天水地区的一位美女，以示臣服。一旦周方发生二心，不勤劳王事时，武丁就会命令犬侯、仓侯这些与周方为邻的诸侯出兵去警告他，迫其服商。

所以商朝的结构，还不能跟秦汉王朝去比。真正的商朝，只是中间那一小块（王畿千里），古文中所说的商人、殷人，也只是这一小块土地上生活的人。其它地方，都是商王朝控股、参股的而已。而在秦汉王朝，中国的每一个郡县，都是中央的独资子公司。在全国大一统的程度，商与秦汉还是有差别的，不能相提并论啊。

武丁驱民以战，与方国动武，是历代商王中最多的，有人说这是穷兵黩武。其实武丁的远征是防御性的进攻，用他的话来讲叫“以保我后生”——我去打你们这些方国，打怕了你们，以免未来你们欺负我的后嗣。这就是以攻为守。每次进攻都能使国内获得一段安宁。一旦好久不出去打，方国就会复来骚扰侵掠。武丁并不是为了掠夺财富、掳取人口而发动战争，而是出于保疆守土。这就像汉武帝北征匈奴，难道是看中了匈奴的财富吗？当然不是。于是，商王武丁的对外战争，是具备积极意义的国家防御，而且为大中国的最后一族，做着细致持久的兼并工作，也算是深入险阻、不辞劳苦了。后来的西周王朝就因为只重文事，不加意对外用兵，结果亡于西边的犬戎。犬戎对华夏文明备加蹂躏，导致生民涂炭。所以，不要一见到打仗，就认为是坏事，对外用兵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武丁的对外战争给他的继任者们打下一个巩固的统治基础，开创了一个强盛的局面，武丁的继任者得以安常处顺，方国们迫于从前武丁的势力，亦不来骚扰。商王朝保持着它的兴盛。

武丁的孙子武乙很值得一提，他是个很有个性的商王，一名无神论者——天不怕地不怕，多次嘲弄上帝。他对于神职人员们借助占卜以上帝代言人的角色来干涉他的权威非常不满。为了加强王权，打破神权，武乙命令工匠雕了一个木偶，称做天神。把木偶安置在王廷中，设下赌局，召集朝臣前来观局，他要亲自与天神赌博。神职人员告诉他，木偶不会赌博，他便命这个史官代替天神来和他赌，史官只得应付，步步退让。武乙连赢三局，便问道，“你既是能替天神言事，为何还输，可见天神无灵”。便命侍卫们将木偶的衣冠剥去，痛打一顿。在场的神职人员吓得面色苍白，背后骂他无道。武乙知道以后，也不以为意。他又把一袋子牛羊血挂在高杆上，仰而射之，血呼拉拉地洒下来，名曰“射天”，表示给上帝放放血。这标志着神权的跌落，人类开始摆脱对虚无神力的恐惧和桎梏，走向成熟。自此以后，神职人员们不敢再干预武乙的行动。王权与与神权二元分离，互相进行较量和斗争，是商朝的特点，比如盘庚迁都就遭到神职人员占卜的阻挠。但是商王不断尝试兼并神职人员的祭祀、占卜特权，政教分离向王权一元专制转化。由于武乙射天的努力，王权的地位空前提升，人间造神运动蓬勃发展，竟把从前子契、商汤这些早期先王捧上了天，称之为“下帝”，下帝当上帝的副官（宾于上帝），后来干脆平起平坐，合为一体，商王的祖先就是上帝。从此以后，神权开始跌落，王权统治着上界和尘世。上帝的代言人神职人员也没了大树可以依靠，商王甚至经常烧了神职人员以求雨。神职人员从此大跌面子，权力衰微。甚至到了春秋时代，鲁国的僖公还要焚烧一个巫师和一个残废人来祈求下雨呢。

同一时代的埃及帝国，也存在政教二元的斗争。法老“埃赫那吞”也与对阿蒙神庙的祭司集团进行了坚决打击，把阿蒙神庙列为虚妄而封闭之，财产没收，祭司驱逐，凡公共场所刻着的“阿蒙”（太阳）字样悉被剥除磨灭。然而，阿蒙神庙祭司集团盘根错节的势力并不是那么容易清除的，法老埃赫那吞虽然也实行迁都另辟蹊径，给帝国带来了一番生机勃勃的气象，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祭司集团消耗着大量的财富，它的陈腐气氛和僵化管理笼罩在埃及上空，最终拖累了埃及，使埃及走上衰落。（看来，宗教权与王权并立不是好事情，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和停滞，也归咎于政教分离，基督教势力压倒了王权。）

武乙，这个敢于跟上帝叫板的中国商王，最后跑到陕西渭河流域打猎，结果一去不返，据说是被上帝的暴雷劈死了。这当然给那些迷信很深的神职人员提供了因果报应的证明。其实武乙在历代商王中，敢于藐视天神，打破神权，加强王权，是个有所作为的人。至于被雷击死，那完全是不懂得科学，在山顶上不知避雷雨的结果。当然，渭河流域是周人的活动区，武乙打猎死在那里，不排除是周人行凶。有人考证，武乙的“打猎”就是征伐周人的代名词，在与周人的战斗中他不幸死掉了，为了避讳自己的失败，史官把武乙之死说为打猎中途出了意外。

武乙的武功其实不错，他在位的时候是祖爷爷武丁死后第五六十年。由于长期缺少大的对外战事，西北地区的方国——旨方、羊方、觑方、周方在武乙时代开始陆续反叛——这是国家忽略兵事的恶果。并且一直很乖的东夷人也不知撒了什么臆症，突然侵入王畿。武乙为了集中力量对付离自己近的东夷人，被迫结盟于西北的周人，委任周人帮助自己安定西疆，并腾出手来压服了东夷人。然而周人则趁机开始在西北抢地盘，自我壮大。他们在周侯“季历”的领导下，以陕西岐山为根据地，灭了附近的程国，活捉了义渠首领，自此声威大振。季历为了表示他的军事行为是奉商王旨意行事的，就带了贡物来到商朝见武乙。据《诗经》说他是骑了马去的。武乙看见周侯势力虽然强大，但还肯臣服于商，非常高兴，出于安抚，便赏赐给季历三十里土地、美玉十双、良马十匹。

我们知道，当时商王朝的疆域已经庞大到了其物质能力所允许的极限，超过这个限度，就没有实力去管控了。所以武乙要借助周国力量帮他管控西方。凭借着周侯季历的协助，武乙又亲自派出将领，终于平叛了西方闹了好多年的反叛方国们，商王朝恢复了稳定。不过，周国也从此成了商人无法拆除的一颗定时炸弹，尾大不掉，令商朝无可奈何。

武乙的儿子文丁继位以后，为了解除周人的威胁，采取怀柔政策。周侯季历毫不客气，看看中央没动静，就征伐山西长治地区的余吾戎，余吾戎败而降周。周侯季历向文丁报捷（献上俘虏和战利品）。文丁嘉封季历为“牧师”，牧师有地方伯长的意思，专征伐权。文丁希望季牧师帮他安定边陲。季牧师于是又征始呼戎，始呼戎败而降周。过了几年，季历再次打败翳徒戎，把三个翳徒戎大头目送给文丁献捷。文丁看看季牧师越来越厉害，感觉不是好事，干脆突然下命囚禁季历，季历本来没有叛商的想法，一气之下就死在商都朝歌。古书说“文丁杀季历”，就是这回事。而季历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西伯姬昌，接班之后，昼夜磨牙，作磨着抱负商王朝，最终成为未来商朝的掘墓人。附带一句，周侯季历本来是老四，不该当周族掌门人，但是他的儿子姬昌是个神童，为了能让姬昌接班，老周侯就把位子给了季历。季历的大哥和二哥看看自己没戏了，就奔跑去了遥远的地方——江南的无锡，在那里开拓了后来的吴国。这是后话不提。

文丁杀季历的作法没能阻止周人力量的发展，相反，周人与商朝的矛盾加深了。不过文丁铸了一个商朝最大的鼎也是世界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献给他死去的母亲。文丁的继任者“帝乙”时代，东夷地区的“人方”发生叛乱，为了不至于东西受敌，就把文丁的一个幼女，生得美丽端庄，嫁给了西边的姬昌，向姬昌所代表的周人致歉，说我们一时没照顾好你老爹季牧师，使他死在我们那儿了，抱歉抱歉。《诗经》描述了这场隆重盛大的婚礼，还在渭水上用舟搭了一个浮桥迎接新人（绳索连起好多船横贯河上），诗中还创造了“天作之合”这个词。

十三

在武丁死后约120年，武丁的六世孙、武乙的四世孙、文丁的孙子、帝乙的儿子——“坏蛋”商纣王同志在安阳隆重继位了，时间是公元前1075，已有五百年的商朝历史走到了尾声。不过商纣王没感觉到任何惶惑，恰恰相反，由于神权的跌落，王权在上升，纣王的庙号干脆是“帝辛”，他的爹爹庙号“帝乙”，都与上帝齐名。这是商朝两个唯独称帝的商王，号称天上人间的最高主宰。可惜也并没有带给他们的王朝什么好运气。从纣王的老爹开始，东夷和周人开始从东西两方向“寻衅”进攻，商王朝与方国历代积累的矛盾至纣时已尖锐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并且文丁时代连连遭受自然灾害，王畿地区的洹水“一日三绝”，商朝经济与国力日渐衰弱。曾经有人做过统计，每次改朝换代，总伴随着气候的大波动，不是有了酷热旱灾，就是气温骤低导致北方游牧部落南下侵袭，以寻找粮食、草和政权。

纣王的名字本来叫“受德”，他爹爹给他起的，觉得他继承了老爹的品德，所以叫“受德”。老百姓多数取“受”的谐音，管他叫做纣。如果搞来商纣王的DNA分析，一定发现他是个优质人种，难怪老爹喜欢。根据加拿大“安大略省博物馆”馆藏石刻记载，帅哥商纣王知识渊博，天资聪颖，并且力大无穷，能手格猛虎。甲骨文的“戏”字，由一支戈、一只老虎和一个凳子构成，说明斗老虎是商朝的时髦表演，纣王甚至亲自表演，好比西班牙的斗牛，甚至更血腥。这样的体育明星必然也是全国少女的偶像，难怪后来他跟妲己凑成英雄美女的一对儿。纣王天身手矫健，体魄俊美，是个帅哥，能“倒曳九牛，扶梁换住”——同时倒拉好几头公牛，托起屋梁，让人在下面换柱子，至于搬个大鼎之类，也不在话下（这一点，他和夏朝的亡国之君夏桀一样，夏桀也手拉铜钩，力擒母犀牛。）

纣王不光武力好，也热爱学习，博闻广识，能诗会赋，口才绝佳，铁嘴钢牙，大臣都辩不过他，都不抵他聪明。不过，据说这种高智商的君主，往往看不起别人说话，所以一意孤行，把自己的大好江山给抖搂光了。所谓“智足以文过饰非，辨足以拒谏塞议”。后人形容隋炀帝也是这样。不过，这是对末代君主落井下石的偏见，连他们敏捷的才思都变成了缺点，难道鲁顿反倒是好的吗？面对商朝末年的烂摊子，鲁顿者岂不更要糟糕。后代学者总是对末代帝王过于苛刻！

作为一个文武双全的优质人，纣王的坏名声主要来自他在刑杀方面的工作成效。刑杀是商朝的精神财富，计有砍头，活埋，肢解，去势，刖足，凿膑，割鼻，剜眼，拔牙，割舌，去耳，纹面等等（看得出来，那些负责行刑的人如今都投胎去了美容院）。刑杀中最厉害的就是脯、醢。纣王的三个首席大臣，一个被他脯了，一个被他醢了，一个被他关进监狱。脯，就是把活人做成肉干，像四川的老牛肉干儿；醢，是把活人剁成肉酱。那时候收拾一个人就像收拾一条鱼，刽子手都是厨师出身。

事情的过程据司马迁说是这样的，鬼侯有个漂亮女儿，于是将其献给纣王。可偏偏这个女孩性冷淡，坚决不答应纣王的有理请求，抵力抗拒。纣王大为懊丧，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一怒之下杀了她。事后他虽然有些悔恨，但鉴于自己一贯正确，只好找了个罪名，把女孩的爹鬼侯给醢了，以免寻衅报复。醢是非常好吃的东西，就是请厨子把人肉晒干，切碎，加盐、加酒、加梅子（商朝人喜欢吃酸的），加酒曲，装入瓮中密封百日发酵，拿出来跟黄米饭一起吃，颇有香趣。鄂侯得知此事（鄂侯是鄂国的君长，后来鄂国搬迁去了湖北，所以湖北简称鄂），跑到殿上来愤怒地抗议，您怎么把人醢了！结果也被一并斩首，做成人肉干（脯）。西伯姬昌见两侯被害，私下里叹息了几声。没想到被崇侯虎听见了，向纣王打了小报告。西伯姬昌于是被逮捕，囚禁在羑里监狱，差点也进厨房。

即便这事是真的，那纣王算不上多坏。其实，重刑杀一直是商王朝的传统特色，一组有趣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从前武丁在位的五十九年间，使用人牲合计为五千四百一十八人；接下来的九十年间，用人牲是一千九百五十人；而纣王与其父亲的四十年间，用人牲仅七十五人，明显少于前代，可见商纣王对老百姓并不残暴。而且，把人醢了，即便在后来的大周朝乃至汉朝的刘邦也都这样干过，不算稀奇。并且我们说，鬼侯、西伯、鄂侯这三个苦主都是方国君长，纣王处罚杀掉他们，属于商王朝与周边方国的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一贯是秋风扫落叶般残酷无情的。特别对鬼侯、西伯这样不老实的西部方国，征伐和处死他们是历代商王的政治工作，即使做成肉酱也不算什么残暴——武丁就经常把俘虏来的方国首领头壳锯开，在上面刻字。所谓纣王残暴，都是他的敌人在胜利后添加给他的罪名。

至于纣王和妲己的事，也是一段佳话。妲己来自商王畿以南有一个小国——有苏国（在今河南武陟），因地小人稀，出产不富，凑不齐贡赋，就把妲己送来顶数了。妲己成熟妩媚、风姿绰约，长得有点像李玟，英文名dada，外表性感丰满，又娇又艳，明眸皓齿，风情万种，很有浪漫的特质……妲己一看纣王，也属于俊帅型的美男，有着精致完美的五官，高贵俊朗的气势，伟岸俊逸的身形，有点像周润发，全身上下在举手投足间散发着贵族气度。总之，你无法从他身上找到任何瑕疵！纣王的头上戴着王者的“雀屏冠”，冠型高耸，如孔雀开屏，上部张开宽幅近半米，用众多玉饰组合而成，好像一面太阳灶。纣王的耳环没有像后世那样穿在耳洞里，而是垂在玉冠下面直达耳际。纣王上身是交领的丝衣，丝绸是他的最爱，下身是商朝人常穿的“旗袍”，前后两片，两侧有缝。旗袍里面纣王光着大腿，小腿上用皮革裹了（绑腿），脚上是革制高统靴，平底无跟，靴头上翘，穿之而有练达英爽气概。

妲己穿的则是平头丝履，站在堂下卓然不群，身上的丝衣和远古时代的几缕阳光，轻轻贴在她柔软而光滑的肩头。虽然被当作贡品退出，态度依然从容高雅不可撼动，仿佛见了龙虾也不迁就，在一霎间，把纣王彻底迷住了。

“过来，你叫什么名字？”帝纣的嗓音突然低了八度。

“禀告纣王，贱妾名叫妲己。”如同铃声一样清脆的声音，猛烈地拨动着帝纣的心弦。与此同时，有苏氏的使者偷偷地擦着他们脸上的汗珠，长长出了一口气。

纣王让妲己走进，妲己脱掉小袜，款款举趾，走上席子，侧跪下来，给纣王倒酒。纣王斜眼看见她光着肥白的脚儿，猩红的脚趾甲，心神飘忽无定。纣王第一次真正地坠入爱河，体会到了难以言传的快乐。与妲己相比，后宫中的所有妃子都愚蠢粗俗得不值一提。“朕直到今天才知道，以往的人生其实全是虚度。”

纣王嫌安阳地区可玩的地方少，历代祖先陵墓多，每隔几天就要忙住举行繁琐的祭祀，妨碍他和妲己浪漫，于是下令在商都以南一百多公里的朝歌（河南淇县）建造了观景用的鹿台，周长三里，高达近千尺，上面修了殿宇，从中可望云雨，简直是中国的金字塔。而更远的沙丘（河北平乡）他又造了一个很大的苑圃（古代动植物园），饲养珍禽异兽，并建立了酒池、肉林两个著名景点，也就是古书所说的“灌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奔其中”，这是大家都知道并且向往的。

纣王经常带着妲己往来于朝歌鹿台和沙丘。这固然可以理解为纣王贪图享乐，也可见的出商王朝积累了五百多年的财富殷实。埃及法老大修金字塔和阿蒙神庙，纣王的大兴土木也是势出必然。须知，粮食是一种不可长期储藏的东西，粮食大丰收，国库充盈的时候，埃及的法老和中国的商王就开始动用脑筋了，他们用粮食做工资，招募大量人夫，去修建金字塔或者鹿台沙丘。把容易腐败无法保存的粮食，转化成耸立着的建筑。这是一种财富向另一种固定、恒久的财富的转化。

看看埃及现在的旅游业，当地人还在享用着金字塔给他们带来的旅游财富，可见法老王的聪明。法老时代人们的劳动，饱含着远古的太阳能，一直传递消耗到了今天。

纣开有了妲己以后，受妲己影响，也开始对流行乐感兴趣。他派音乐制作人“师涓”四处搜集乡间小调，把它们加工成风格轻快的新歌曲，以便给妲己出专辑。音乐配器是青铜的钟、铃、磬、钲等多种组合，为了演奏好这些复杂的乐器，制作人们还事先排练。不料，人们听到妲己的专辑之后，都皱起眉头，管这叫“靡靡之乐”。

纣王和妲己不管这一套，他俩不喜欢主旋律的雅乐，嫌它沉闷。纣王说：“这些雅乐用在祭祀上，形式呆板，曲调简单，节拍缓慢，像叹气一样，谁听了谁跑。”为了逼着乐师们有所创新，纣王把他们关进“宾馆”，直到写出缠绵迷魂的流行乐才放出来。虽然被后来道貌岸然的儒者斥为“靡靡之音”，这些东西跟我们现代常听的“魔镜魔镜告诉我，男人到底要什么”没什么区别。所以纣王妲己给当时音乐史来了一次革新。

Mirror，Mirroronthewall，who‘sthefairestofthemall.纣王和妲己互相依偎着。在月朗星稀之刻，鹿台外面撒着清光如水，纣王和妲己俩人手里摇着荧光棒，欣赏着台上宫女们的曼声柔唱，感受着美人的飘摇起舞，一种梦幻般的韵致，使他俩通宵达旦，忘记身在何世。这只差“白乐天”那样的诗人为他们写个《长恨歌》什么的

平心而论，纣王宠爱妲己，也算不上什么淫乱好色，比起从前武丁的六十几个媳妇，比起未来皇权社会的三宫六院，还来的惭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