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班智达的遗愿，八思巴20岁那年就该受比丘戒，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佛法弟子。如果没有中途突变，他此刻应该在萨迦受戒。但他自从追随忽必烈后，之前一直驻守在云南，大军随时会被调遣到不知何地去，这件事便缓了下来。到了抚州草原后，总算是安定下来了，八思巴便开始筹划自己的比丘戒。萨迦路途遥远，需用一年半时间才能到达，此刻启程已来不及，所以他打算在汉地的寺庙受戒。

正当八思巴斟酌着请哪些大德高僧来主持时，不想一粧突发事件又将他的受戒仪式拖延了下来。

赋闲在草原上忙于营造都城的忽必烈突然收到蒙哥汗的命令，不是调遣他带兵打仗，也不是进一步削夺他的权力，而是给了他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任务：主持佛道两教辩论《老子化胡经》的真伪。

这桩公案从何说起呢？

《老子化胡经》是一本很小的册子，从晋代时开始流传，依托《史记》中所载老子出关后不知所踪，续写了老子当年是向西出关，过西域到了天竺，将他的教化传与佛陀。以此证明佛教是从道教中化出，道教高于佛教。令佛教子弟难堪的是，书中煞有介事地描绘了老子之精传入佛陀母亲的口，后来便孕育了佛陀。这种无端的中伤之语令佛教子弟义愤填膺。

当时，佛道之间势同水火，激烈的佛道之争，便具体落在了争论这本书的真伪上。

既是蒙哥汗的命令，忽必烈自然不敢怠慢。他所在的抚州离佛教名山五台山非常近，于是忽必烈就将这场对佛道来说异常重要的辩论放在了五台山。

公元1254年，八思巴20岁那年的秋天，他中断了正在筹划的比丘戒，随着忽必烈一行来到五台山。如此重要的辩论，佛道双方均不遗余力地请了各自教派中最德高望重者参与。佛教方面，蒙哥汗派来了他拜为国师的克什米尔僧人那摩，忽必烈这边自然由八思巴领军。还请了西蕃国师，河西国师，外五路僧，大理国师，汉地燕京圆福寺长老、奉先寺长老等300人。道教方面亦是声势浩大，派了张真人等200余人。此外，忽必烈还命手下汉人谋士姚枢、窦汉卿等担任证义，即辩论的见证人。

邀请函似雪片般飞出，五台山的忽必烈行宫里每日驿差络绎不绝。双方加起来共500多人，在短短一个来月里陆陆续续来到五台山，使得这座佛教名山空前热闹。作为东道主身边的佛教代表，八思巴忙碌地接待着各地到来的名僧，每日忙得脚不沽地。

佛道虽然各自来了两三百号人，但真正上场辩论的却不能有那么多。最后商定：佛与道各出17人参与辩论。两边自然派出最强阵容。佛教这边以20岁的八思巴最为年轻，站在一群须眉老僧身边却是沉稳妥当对答如流。辩论的前几天，辩论队员们整日凑在一处商议，连吃饭睡觉都在一起。这般相处几天下来，众僧皆对才思敏捷的八思巴佩服至极，连最为傲气的蒙哥汗国师那摩都对他另眼相看。

辩论会前一天，行宫里早已布置好了辩论会场，人人紧绷着脸神情肃穆，紧张的气氛笼罩了整座五台山。最无所事事的旁观者如我，也不由得手心冒汗呼吸紧促。

八思巴在自己屋内喂我喝完牛奶，掏出帕子将我嘴角的奶沫儿抹去，看着我温润浅笑：“蓝迦，走，我们去爬山。”

我吃得太饱，被他这样一吓，打起嗝来：“你……你……明天就要正式辩论了，别人……别人都在紧张地准备，你怎么还有闲情逸趣爬山啊？”

他看我连连打嗝，忍俊不禁，抚着我的背为我顺气：“正因为明日要辩论了，所以就更需要出去走走，放松一下。”他神情轻松，仿佛明日根本不存在一场生死之战，慢悠悠说道，“五台山是文殊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从北魏时期即建有佛寺，唐代更是达到鼎盛。萨迦派主要供奉文殊菩萨，我自从来到五台山便一直想朝拜，却一直耽搁下来。今日，必不能放过这个朝拜的好机会。”

八思巴不让随从跟着，只是怀抱着我徐徐攀登五台山最秀丽的山峰——中台翠岩峰。我几次提出自己走，他却不愿累着我有些障碍的后腿，坚持一路都抱着我。我躺在他怀中，他略有些急促的心跳像烧红的炭一般灼着我周身。我不是第一次跟他贴得如此近，可这次为何会有如此异样的感觉？察必说我春心在动，我突然明白，我已找不到借口反驳了。

那一日，秋高气爽，空气清新怡人。拾阶而上，两旁松柏参天，翠竹轻拂。玲珑的亭阁在不甚陡峭的山体中时隐时现，意境幽邃。一路上，他对着我谈笑风生，自信开朗的笑容始终挂在嘴角。若是没有对第二天的担忧，这一趟五台之行，堪称是我与他最惬意的一次观光之旅。

晚上他在油灯前奋笔疾书，我本以为他在写明日辩论的要点，便静静地卧在他书桌上不打扰他。写完后他复读一遍，微笑着递到我面前。我读后呆住了，居然是一首咏颂五台山的诗歌，他居然还有闲情写诗！看着他气定神闲，浓眉大眼间是风轻云淡的疏阔，我是又好气又好笑。那一夜他安睡到天明，反而是我，担了一夜的心，为他捏的汗似乎怎样都擦不尽。

后世之人将这首藏文诗翻译成了汉文，这就是《在五台山赞颂文殊菩萨》。

如须弥山王的五台山，

基座像黄金大地牢固，

五峰突兀精心巧安排；

中台如雄獅发怒逞威，

山崖像白莲一般洁白；

东台如同象王的顶髻，

草木像苍穹一样深邃；

南台如同骏马卧原野，

金色花朵放射出异彩；

西台如孔雀翩翩起舞，

向大地闪耀月莲之光；

北台如大鹏展开双翼，

布满绿玉一般的大树。

辩论那一日秋阳高照，五台山独特的五座山峰在阳光照耀下苍翠巍峨。辩论放在台怀镇的文殊院中。佛道两派五百多人，还有忽必烈的众多官员们，将整个大殿挤得水泄不通。我捻了个隐身诀，藏在大殿前方的佛台上焦急地观战。

佛道双方分坐两侧，中间最显赫的卡垫上坐着本次辩论的主持兼裁判——忽必烈。辩论开始前，忽必烈宣布：按照天竺教派辩论习俗，失败一方要向获胜一方进献花环，并接受对方的教义。

两方自然都同意。

辩论初始，辩的是些汉文的经典佛经，八思巴对汉文不熟悉，所以并未发言。双方唇枪舌剑了一轮后，道士们提出《史记》为《老子化胡经》的依据。盘腿坐在蒲团上的八思巴似是第一次听到这书的名字，站起身谦虚地请教：“我乃藏人，请恕我对汉文典籍不熟悉。请教道兄，《老子化胡经》，此谓何书？”道教主辩张真人捻着山羊胡须，鼻孔朝天地看着比自己年轻三十多岁的八思巴，眼露不屑：“吐蕃的八思巴佛爷的智慧之名连汉地都有所闻，没想到却是徒有虚名，竟然连赫赫有名的《老子化胡经》都没听说过。这可是前代帝王之书

啊。”

坐在上首的裁判官忽必烈听道教一方这么轻视八思巴，嗯哼一声，语气里有些不满：“今天论的是这书中的教法，何必攀附前代帝王为此增荣呢。”

张真人被忽必烈这么一呛，吓了一跳，急忙低头连声说不敢。八思巴依旧谦逊，继续彬彬有礼地讨教：“既然道长列出汉人史典《史记》为证，敢问道长，《史记》中可有记载老子化胡吗？”张真人的态度和缓了许多，以长辈教导晚辈的口吻点头道：“自是有的。”“列位请看，此为《史记》否？列位身为汉人，该比我这吐蕃人更知道此书。”八思巴从怀中掏出一本书，将书递给对面辩论席上的诸道士。看众人皆点头，他拿回书，翻开一页示众，“这一页便是《史记》中的《老子传》。恕我眼拙，通篇可有老子化胡之言否？”

张真人身后另一位道人急忙说道：“你可看《史记》所载老子之最后行踪。”八思巴将书翻到那页，朗朗读出：“道长可是想说这最后一句——老子‘去而不知终所’吗？”

那道人点头。

八思巴笑了笑，微一躬身：“‘去而不知终所’等同于‘老子出关化胡’？请恕我学浅，此等逻辑实在是闻所未闻。”张真人被将了这一军，突然语塞，面色极其难看。八思巴不待其反应过来，乘胜追击再问：“《史记》既然记载不详，再请教道长，老子传世的是什么书？”

张真人缓和了一下面色：“自然是《道德经》。”

“除此之外，老子还写过何书否？”

“不曾。”

八思巴从怀中掏出另一本书，恭敬地递上：“我这儿正好也有本《道德经》，请道长检验真伪。”

道人们传阅了一番，皆点头，不知八思巴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八思巴微微一笑：“然则在《道德经》里，老子可提过半句他入天竺教化胡人之说吗？”道士这边又被将了一军，脸色又难看了几分。可这种只问是与非的问题又不能胡诌，只能没好气地回答：“这个，没有。”

八思巴睿智的眼环视了一圈，嘴角始终挂着温和的笑容，朗声道：“老子活在春秋之时，司马迁比他更晚了几百年，是汉初之人。道长作为依据的《史记》中既然没有，老子亲自写的《道德经》中又找不到此记载，请问，道长手中这本《老子化胡经》是从何而来，出自何朝何代？”

张真人已是面如死灰。他身后的其他道士尚不肯认输，急忙出言：“那是……那是后世——”

八思巴打断道士：“也即是说，连道长都承认这《老子化胡经》是后世之人附会的。”他顿了一顿，身体前倾，语气变得凌厉，目光犀利如电，“所以，这本书是无稽之谈！写书之人毫无根据地胡编乱造，妄图以此贬低佛法！”

张真人身体猛地一颤，再也站立不住，往后踉跄着跌倒。被弟子们扶住时，他已然晕厥。道教这边顿时又哭又喊，场面一片混乱。忽必烈大手一挥，让众人安静下来，对他身边负责文书工作的尚书姚枢点一点头，姚枢会意，高声宣布：“道教负矣。”

随着这声宣布，这场辩论一锤定音。佛教一方皆是欢呼雀跃，我兴奋得差点儿显形。藏传佛教一向重视因明逻辑，藏传佛教的高僧往往都是出色的雄辩家，八思巴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没有他缜密的思辨，这场论战谁胜谁负便难说了。八思巴依旧谦虚，双手合十向着佛台上的文殊菩萨像，口中虔诚地念偈：“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忽必烈命令道教如约行罚，17名参加辩论的道士削发为僧，被忽必烈留在了五台山的佛寺里修行。

躲在帷幕后的我，痴痴地看着从容的他。那自信的气度、圣洁的面容、澄澈的眼神，令我的心越来越沉沦。我是如此期盼自己能拥有人形，这个隐秘的渴望如山一般压在心口，越来越沉。

从那天夜里起，我便很少睡觉，所有时间皆用来修习。感觉累时，我的脑中便有个面目模糊的少女浅笑盈盈，浑身便又充满干劲儿。那时候，塞满我全身心的愿望唯有一个：在他受戒之前，我要修成人身。

“八思巴虽在藏地享有盛名，但中原佛教界对他却知之甚少。这一战，年仅二十的八思巴声名远播。虽然他只是佛教这方的十七辩士之一，却起到了关键作用。自那以后，连中原佛教界都对他顶礼膜拜。”

年轻人听着我讲述那场激烈的辩论，敏锐地指出：“佛教乃外来宗教，从东汉年间进入中国起，便与本土宗教道教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我感慨：“是啊，自这本书出现后，佛道两教争论得更加激烈残酷，连历朝历代的帝王有的也参与了佛道之争。有了国家机器的镇压，佛和道经常一边倒地被宠信或被屠戮，历史上的几次灭佛灭道，皆是付出了血淋淋的惨痛代价。”

此时正值中国历史上的大****时期。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蒙古人轮番掌管中国北方。社会危机、***，重重压迫着苦难的中国人，无力改变命运的人们更需要宗教的慰藉，可资源有限，教众有限，所以，原本在宋代已基本平息的佛道之争，又以燎原之势燃起熊熊大火。

我抱着膝头靠上卡垫：“那时，最强大的政治势力是蒙古贵族。蒙古人自己的宗教是原始的萨满教。但从成吉思汗开始，蒙古王室对外来宗教一概兼收并蓄，让各教人士都为自己所用。所以无论佛道，都在争取蒙古人的独宠，垢病它教，绝不相让。”

年轻人老气横秋地下结论：“是的。所以，这场辩论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