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 平 中 的 法 码

天亮、天黑、月落、日升是不能按照严伟的意愿进行的。就算再多的人共同祈祷，该来的依然会来。天终于亮了。

这一天的早上，秀湖县看守所的十号监房中很平静，并没有发生很特别的事情。上面的四个人是照例不要搞监室中的卫生的，各自做着运动。锻炼身体好保持称霸的地位。管事级的，也叫“打手”级的，同样在呼三喝四。指手划脚，控空心思在寻找别人的些微错误，好及时发泄他们的淫威。底下受管制的人该吸水的吸水，该擦地的擦地，该为上面人洗衣服的洗衣服，各自都小心翼翼地做好各自的工作，避免不小心的失误而给刀疤鬼之流找到借口、理由而吃包子。一切都显得很平静。

上午，曾经提过严伟去电视接见的颜国旺所长打开了监门，将严伟带到了教育室。告诉他有人来看他，便让他坐到面对电视机的长椅上，找开了电视机。严伟在电视中见到了妻子何玉琼，正在对他挥动着手。妻子这次是一个人来的，从电视中看到她比以前来看他时消瘦了，更加樵脆。显然自己关在这里，对她的打击是很大的，虽然彼此都压制着心中的伤感，但免不了泪水都*了眼眶，汇集着不胜重负，往下堕落。

妻子这次来看他，比上次来时学乖了。她上次见面在电视中看到人，却不知道丈夫要对艰险说什么？也不能将自己的话告诉丈夫。这次她做了许多纸条，在上面用毛笔在上面写好了字，时不时地抽出一张举起来。“不要着急，家里在找人帮忙。”“事情正在处理，要耐心等待。”“找了有关领导将尽快处理。”“事情要县里领导出面解决。”“家里都好，不要耽心。”等等。严伟想告诉她心中想说的话，但找不到相应的牌子。他想问她，搭出去的信收到没有？要她去长沙找马少武和王立文，请他们出面打招呼，及早地解救自己出去。想告诉她自己在里面的苦处。严伟用手指在牌子上一笔一划地写字，想让她明白自己的意思，而妻子却看不懂，使劲地摇头，急得严伟比比划划，用各种手势想表白自己的意思，而妻子却越发弄不明白，又举起他自制的字条，双方的交流陷入了困境，急得夫妻双方都胡乱地猜测着，比划着，摇着头。

此时，从门外进来一位所长，严伟认出认出是上次见过的，家里也是玉象的刘玉保所长。刘所长进来后对他说：“你乱比乱划些什么？你老婆在外面什么也看不懂，急得什么似的。你告诉我吧！你有什么事，我帮你告诉你老婆。”

严伟很感激刘所长能雪中送炭，对他连声说“谢谢”。将自己要妻子去找的人名字，如何去找告诉了刘所长，希望刘所长能转达给妻子。

刘所长听了后说：“你的事情我听说了，出了这么大的车祸是要县里的交警部门处理的。你要找的这些人起不了作用的。找上面的人没有用处，他们又不能帮你处理事故，最后还是要县里的部门来处理。”

严伟固执地说：“这个我晓得，还是请你半话伟到，有他们出面会更好些，求求你了。”

刘所长答应了：“好吧！你的话我帮你告诉你老婆。你老婆要你莫急，交警部门正在处理这件事，你家里也在到处错钱，现在伤员在医院中，需要的钱很多。”

严伟感激地说：“谢谢你刘所长。”

这时，妻子又举起了牌子，问他要不要全？严伟想到自己出来电见，若没有钱进去，他们肯定是不会罢休，便要了100元钱。

严伟见自己要告诉妻子的要紧话，刘所长已答应帮他转达，心中放心了不了，在座位旁寻找着相关的牌子，同妻子进行问候式的交流，彼此从对方的眼神的手势中，去谈懂、理会彼此的思念和关怀，在电视屏幕上进行心灵的交换，只有夫妻间才能 理会的勾通。

在看守所里的时间，只有这会儿过行飞快，时钟象被人控制了地飞快地旋转，彼此还没有看够，读通。分开几天、数月，在严伟出车的时候是常有的。但那时显得那样自然。这次的分开，虽说也只不过数日，在严伟的感觉中却如同过了数年、数十年。此时的思念，比平常来得强烈数倍，几十倍，恨不得将电视中的妻子拥入怀中，轻轻地顷诉……

又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严伟依依不舍地举起了“再见”的牌子，站起来离开长椅向阗走廊上走，但目光仍舍不得离开电视屏幕……

随同颜所长回到监室门口，颜所长开了锁让他走了进去。

果然，严伟刚被送进监房，王石柱就过来问他家里送没送钱？严伟讲送了一百，王石柱才没作声。

自己在十七监搭出去的信没有到妻子手中，上次划出去的钱是上当了。严伟想这次只能寄希望于刘所长能将自己的话伟出去。妻子能够理会到自己的意图，他们能出面来解救自己出去。

希望刘所长答应的，不会是骗他的。

在铺板上呆坐了一会，发了一会懵，严伟就想：别想这些烦心的心事，在这里面就是想破了脑袋也是无用的，一切都只能靠家人在外面想办法才可以。现在关键是怎么样小心地渡过这一天，别让那些人来整治自己，别来扁自己，找自己的麻烦，就算是上上大吉了。还有就是怎么打发这一天漫长的时间。

李正明老老仍坐在铺板上翻阗扑克牌，严伟移动着屁股凑过头去看。李老老 老摆牌的方法同昨天的不一样，严厉伟以前没见过。只见他将扑克牌先摆成横、直的四张牌的方块，现再在牌的对角上压上牌，一直到正中间盖住一张，再在方块的四角摆上三张，在方块的下方摆上三张，整个牌局就成了一个乌龟形状，然后将未压信的牌翻开，将里面的两张牌拿出来，将里面的两张牌相加等于十三的牌拿出来，再翻底下的牌，一直到全部翻开，就算开牌成功。

严伟看着他一次次地摆，一次次地翻，成功率大概有三成。

严伟一边看牌，一边轻轻地问同在看开牌的徐老老。严伟觉得他会回答自己的话。因为严伟每餐的饭吃不完，他都抢去吃了。严伟问：“老人家，你是为啥事进来的？”

徐老老对自己的事情违莫如深：“我没有事，我是冤狂的，马上就可以出去了。我不会有事的。”

见徐老老不愿谈自己的事情，严伟忙转变话题：“你是哪里人？”

“是水溪的。”徐老老对家住哪里没有回避，作了回答。

“水溪是镇，还是乡？”虽说是秀湖人，严伟对秀湖有多少个镇，多少个乡并没有弄清楚，故有此一问。

“是镇。现在秀湖撤乡并镇后，只有镇没有乡了，镇下面就是村了。以前的乡，现在都叫办事处。”徐老老耐心地解释着。

“来了多久？”严伟又问。

“三、四个月了，我没事的。我还没有逮捕，只是拘留，我会有什么事呢？”说到自己的事，徐老老象是怕被人揭开疮疤似的，极力说自己没事，不愿谈自己案子的情况。

见同他说话，讲不出名堂来，严伟就懒得同他再说下去，又去看李老老摆牌。

中午开饭的时候，王石柱扒在监门前，对在后面打饭的瘦老头讲：“厨房中有没有粥，这饭吃不进，待会儿给我打碗粥来。”从石柱同打饭的老头很随便的讲话看，石柱同他是很熟的。

老头被叫到了，便向使眼色，用嘴往前面嘬嘬，意思是要他同打菜的师傅讲。

石柱马上又喊胖师傅：“张师傅，我不想吃饭，麻烦你送点粥来，好吗？”石柱同他嘻皮笑脸的。

胖师傅也对他笑着说：“石柱，想吃粥了？待会儿让老王给你送点来。在这里呆得还好吧！在外面吵死的样吵，在里面比在劳动监子的味道好吧？”

石柱戏笑着说：“在这很好的，有吃有喝，又不用做事。老王，明早你给我弄碗豆浆过来，多放点猪油，蒸一蒸。”

老王答：“明天看看再讲吧！”

石柱玩笑似地说：“我进了死监子，你可不要不认人哦？”

老王未再说话，推着饭车到别的监子发饭去了。

过了不久，老王果然给他送来了一碗稀饭，里面还有菜，是抄的大白菜，里面放了不少的油。石柱用了两个饭盒子才装下。

“够意思，老五。”石柱用这句话代替了“谢”字，回头与前面的四人分食稀饭。一面说：“好久没吃劳动监子的菜了，还是蛮香的。”

下午开了风，石柱说：“这里闷死了，下午不知哪个所长上教育课，出去耍耍去。”

老五连忙纵容道：“可能是班主任赵老头的班。你去问问，我跟你出去耍耍，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石柱便在监门旁等到着，等值班所长过来好及时报告。过了一会，外面 有所长过来巡察，石柱便连忙报告：“报告赵所长。”

赵所长停住了，严伟认得是自己送进看守所时为严舍己收监的五十多岁，有很多白发的赵所长。他是十监的责任人，赵所长问：“石柱你又有什么事？天天吵死的样吵？”

石柱马上堆满奉承的笑：“赵所长，放我出去谈谈心吧！”

赵所长详怒道：“谈什么心，监子里烟有抽的，要谈什么心？”

石柱抓了抓脑袋，嘻嘻地知：“关在这反我闷死了。她赵所长，让我出去透透气吧！”

赵所长说：“现在没空，等会再讲！”说完就走开了。

过了一会，赵所长拿着钥匙打开了监门：“吵死的，出来吧！”

石柱连忙往外钻，老五也紧随着挤到了门口说：“赵所长，让我也去谈谈心。”还未等赵所长表示可否，便挤出了门，站到了监外，赵所长便未再说什么，返身锁上了监门。

待石柱同老五出去后，严伟就问刘桂生：“石柱以前是干什么的，为啥事关在这里？他怎会有这么大面子，想喝粥就给送，想出去耍，所长就放他出去？”

刘桂生告诉他：“石柱同徐所长关系很好，徐所长 照顾他的，同他都是玉象人。徐所长对玉象的人都很照顾的。他们之间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徐所长在玉象派出所当所长时，同石柱的爹就很熟悉，关系不错石柱进来，他老头找了徐所长，让他关照，那哪能不关照的。其实，石柱现在就可以出去的，是他老子不肯接他回去，要让他在这里多关一段时间，他进来也是他老头让派出所将他送进来的。”

还有老子将儿子送来坐牢，而又求看管所长照顾的？可以放出去，老子又不肯领回家的？这严伟就弄不懂了。心想自己被告抓进来，父亲那焦急的心情樵碎的面容。无论如何也不会愿意将自己送进来的。便不解地问：“分老子怎会将他送进来，又不肯将他接回去呢？”

刘桂生讲：“他老子也是没法，是石柱自己不争气。他家很有钱，跑广东的卧铺车就有两台，还有两间店铺。他自己跑车，还请了司机。他老婆卖票，家里赚了不少钱。可他在广东那边带了些‘乙’回来，后来就吃‘乙’（吸毒），吃出了瘾，车也不开了，整天昏沉沉的。没有一钱买‘乙’，就卖了一台车。他老子和他老婆没法，让他戒毒戒不了，又将他送到戒毒所去戒了一个的毒。他回来后不孵育又继续吸上了。他老子没法，就让派出所将他送到这里来了。”

严伟说：“石柱现在的样子不象是‘乙’的，他进来多久了？”

刘桂生说：“进来起码有半年了，这里管得严，那东西没法进来，这么长时间没吸，也就好了。所里让他老子接他回去，他老子怕他回去再吃，在家管不了他，就讲再关几个月，多送点钱来都没关系。”

严伟问：“他同打饭的关系怎么那么好？”

刘桂生回答 ：“那打饭的老王是借了信用社的贷款不还，人家上门摧还贷款时，他讲没有钱。人家要将他的房产扣作抵押，他就同别人打了起来，被叛了三年刑，是留所服刑的劳动犯。打菜的赵师傅是看守所的职工，他是在厨房做饭的。石柱进来关了几个月，所长内陆他的‘乙瘾’已被控制住了，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他老子虽说将他送进来，但也不想他在监子里吃太多的苦，便求了徐所长，所里见他也不是什么大的案子凡让他在外面搞劳动，在厨房煮了两个月的饭，所以同外面劳动监子的人都很熟悉。都在一起做过事的，当然要给面子。他也跟赵师傅一起打过饭，再加上徐所长的面子，自然而然在所里的关系不错了，一些小的要求，只要不违反所里的规定，都会满足他。”

严伟又问：“他在劳动监子呆得好好的，怎么又关到死监子（关押嫌疑犯的监子）中来呢？”

刘桂生说：“他在外面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乙’，偷偷地躲着吸，有次被徐所长抓好到了，狠狠地将他骂了一顿，又将他关到死监子。先是关到六监，那是严管监子，不许卖菜，不许卖烟。只早上开风，下午连风都不开。石柱受不了，便苦苦地求徐所长，徐所长见他也是可怜，就转到了这里。老五见他有所长罩着的，同外面的关系又好，就让他在上面一起吃。”

严伟仿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他想出去玩就能出去，想喝粥就能送来，别人吃不到吧？”

刘桂生回答：“别人喝不到的，除非是那人病了。那餐饭不要，报告所长，才会送点粥来，来是不行的。”

弄清楚了石柱的关系，严伟相聚知道每天吸水的“七五一”，怎么会叫这么个名字？他为什么不睡在铺上，而是睡在地板上，每晚还要用脚镣将他锁住呢？

刘桂生道：“他姓漆，叫漆武义，大家都叫他‘七五一’。七五一这里有问题。”刘桂生指指自己的脑袋说：“他在这里关了一年多了，每天晚上都是用脚镣锁着睡觉的，是怕他会犯病伤人。”

严伟道：“我看他神智蛮清醒的嘛！他犯的是啥事？”

刘桂生道：“七五一有间隙性精神病，是属于狂暴型的那种，，受不得刺激，刺激很了就会犯病。他有次在家时，他父亲为了稻田放水的事同邻居产生了茅盾，后来发生了争吵。本来他家跟这个邻居关系很好的。七五一小时候，他家对七五一很好的，他到他们家玩，时常会拿些东西给他吃的。这次为了一点小事竞发生争吵。本来吵一吵也不会有什么大事，那天七五一正好背了一把钉耙从那里经过。见老子跟邻居吵架，他走过去想劝架，让父亲算了，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但邻居见他过来，以为他是来帮忙的，就骂他是‘疯子’、‘神经病’，骂了许多剌激情的的话，把他给骂怒了，气得他手脚发抖，就犯了病。象疯牛一样冲上去，二话没说对准那人头上就是一钉耙，一下将那人头上挖出了四个血洞。红的血、白的脑浆都流了出来，倒在了田里。他一直‘哈哈’大笑，拍着手说好玩。又疯笑着跑回家拿了把菜刀，将那人的*割了下来，放在口中生吃了。嚼得‘碰吱、碰吱’地响。又将那人的头割了下来，放到一口锅中生了火去煮，说煮熟了好吃。他的举动将他老子吓坏了，就哭着去拉他。他此时已认不出是他老子了，见有人阻拦他，挥着菜刀就追着他老子去吹，吓得他老子一边喊救命，一边没命似地飞跑。村里人见他发了疯，也不敢上前去制止，怕被他吹伤了。有人便打了电话报警。公安来了后，鸣枪示警也不起作用，反而更激起了他的疯情，反而更加增加了他的凶性，就又追着公安吹，公安也吓得到处洮命。后来一个很勇敢的公安乘他不备，用*将他给电倒了，才将他制服。将他戴上了手铐后又将他五花大绑，后又给他注射了镇静剂，带到刑警队。他苏醒后，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又为什么被送到了公安局？刑警队后来将他送到了看守所。所里怕他哪天又犯了病，伤害到同监室中的人，所以夜里都将他锁在铁门上。就算他犯了病，也离不开铁门，就伤害不到别人。到这里后，所里曾两次将他送到长沙去作司法鉴定，都认定他有间隙性精神病。后来法院开庭审理，认定他当时处于精神无法控制状态，是无行为能力的人，判处他无罪。交与监护人加强监护。所里通知他家里来人接他回家，但他家里人怕接他回去后，再犯病，再惹祸，下肯来接他。这次虽说没判处他有罪，他家里却赔了那人丧葬费两万多元钱。他家里不要他所里也没办法，就这么关着，现在正在请求上面怎样来处理。

刘桂生的讲述，使严伟听得毛骨耸然，不免对七五一有点害怕、恐怖。恐怖的不是他杀了人，而是杀人后将人*割下来生吃，用火煮人的脑袋。严伟想象当时的情景，心里不但恐怖，更是一阵恶心，差点就要吐出来。

严伟不愿听这些恐怖的事，忙改变话题问：“老刘，你进来多久了？”

刘桂生回答：“十个多月了？”

严伟又问：“进来后有没挨打？有人整你吗？”

刘桂生苦笑了一下：“我还算好，进来只是吃了三十个包子，以后就没被整了。我也是带伤进来 的，背上被人砍了四刀。”说着将衣服往上捞起，转过身让严伟看他的背，他的背上有四条两寸长的刀疤，有深有浅，有淡有暗。他放下了衣服接着说：“是打的胸脯，几十个包子对我来说受得了，他们又让我拜牢门。两个人抓往我的头发，按信头往铁门上叩，直叩得我的额头流血。他们说一句，要我跟着念一句，念错了就打。有时一拳打在背上的伤口上，疼得要命，象揪心一样的冒冷汗。词是这样念的：一拜牢门倒，二拜牢门开，三拜新兵早进来，四拜老兵早出早发财。你要一遍遍地念，不能出错，只要出错他们就打，并专指挥棒你的伤口。一直要拜到他们认为你合格了为此，叩铁门的时候还要用力。”

“都是坐牢的，本来就很不幸了，他们干嘛还要这样地整人。大家不能和平相处吗？”严伟弄不明白，人是被称为高级动物的，在这样的逆境下为啥以别人的痛苦为乐？人的凶残，冷酷的一面在这里展露无遗，连最低级的动物的同类群体精神还要不如呢？

刘桂生露出无奈、冷漠的形情，吆了口气道：“监子里是很冷酷、很现实的，人性丑恶的一面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现，人们又回到了好斗、弱肉强食的本性，尽量压制住善良的一面。长期的囚禁，令人近似变态，心理都有了一种病态，使他们对弱者和新来的进行凌辱，满足自己的快意。只要压制住别人，才能强吃强要，才能要人侍候。从古到今，不都是强权统治吗？这里只是一个原始的缩影，社会上的高官们，不是这么露骨罢了。先进来的人挨了打就产生一种畸形的报复心理，要去找回本来。他们不敢向比他们强的人报复，只好瞄向新来的或比他弱的下手，形成了这样一种循环，所以有那么多的人要去打人、整人了。”

“老刘，凭你这样的体格，怎么不跟他们干，而要任凭他们去打，去拜牢门呢？”严伟很有些不解。

“怎么干？我刚问了一句：为啥打我？就过来五、六个，一顿乱打，我不服也不行。”刘桂生无奈地说。

严伟说：“老刘，你在上面吃，还得请你多关照。”

刘桂生对他笑了笑，点了点头说：“你家里有钱来，不会有什么事的。在这里有两种人混得好，打人的人和有钱的人，再就是你同所长关系特铁，有所长罩着你。你莫耽心，只要家里时常送钱来。”

“老刘，有句话，希望你从实告诉我。”

“什么事，你讲吧！”

“老五他们有没有要整我？”严伟望着他的眼睛直率地问。

刘桂生说：“每个人进监子都要给下马威的。你进来，他们就讲过要扁你，我讲你身上有伤，王老老年纪大了，你们两个就先算了。我进来时也有伤，我知道伤口上挨打是什么滋味的，所以就劝说他们。至于以后还搞不搞你，我就难保了，我讲的是实话，就要看你自己了。要么有所长打招呼，要么你家来钱来得勤。出去电视接见是不能没有钱进来的，若是家里不送钱来，最好是让家里别来看的好。”

“谢谢你了，老刘。从昨天你阻止刀疤鬼打王老老，我就看出你是个好人，心肠比他们好多了。”严伟很诚恳地说，然后问：“不知你因为啥事被抓进来 的，能告诉我吗？”

提到他的事，刘桂气愤地道：“你别讲，讲起来我心里就有气。到监狱后，我还要申诉的。”

“到底是啥事？”严伟问。

“说来话长。”刘桂生叹了口气，向严伟讲述他的故事。

“我家是青坪镇五泉村的，在村里承包了一口鱼塘。去年国庆节过后，镇里面要开表彰大会，有百多人在镇里开会，要在镇里开餐。镇里派人到我家买鱼，我便拉网扯了三百多斤鱼卖给了镇上，价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三角钱一斤，按每斤三块五角钱给他们的，一共是一千二百五十块钱。当时采购员说没有现钱，给我写了个白*，说等镇压上有钱了去取。我想镇上是政府机关，便答应了。后来我拿着*到镇上去要钱都说没有，去了几次都没要回来。你也知道，在农村要赚千多块钱不容易。那口鱼塘可是我们俩口子没日没夜地打鱼草，夜里怕人偷鱼，打了个棚子，一直在塘边守了几个月，好不容易才养出来的。鱼卖了出去，钱拿不回来，老婆骂我没用，天天同我急。可有什么办法，只好一趟一趟住镇压上跑。我去要钱却受了不少的白眼，还有讲我不懂味，干扰了他们的工作。

“春节前，镇财政所的人下到村里来收提留款，我们家是二百八二多块，到我家时，我讲我没有钱，镇上还欠我一千多块鱼钱没还，要收就从那里扣除。财政所的人不肯，讲这是两回事，收提留款是要上缴县财政的，不能欠缺。而我的鱼钱是镇食堂的买的，只能找采购员要，不能扣除上缴。我讲哪能镇上欠我的钱可以拖欠不给，上交款又要收，他们不给钱，我到哪里去拿钱给你们。于是我们发生了争执，财政所来了三个人，他们讲不给钱就要将我花了千多块买的用来抽水用的柴油机抬走，我自然不同意了。他们便不讲理地采取强硬措施找人来抬我的柴油机。我拉不住，硬是被他们给抬走了。我当时气得不行，马上就要干塘了，如今一抬走，塘就干部不成了。我气不过，就摸了把菜刀追上去，想吓吓他们将柴油机留下。追究上后，我拖住柴油机不松手，便有个人过来挪开我的手，我死死抓住不放，大家扭打在一起，我急了，便用菜刀挥舞着，在一个人的身上划了三刀，划出了三条血槽。他们人多，抢过我的刀，在我背上吹了四刀，硬是将柴油机给抬走了。

“我无夺回到家，我身上被砍的几刀要比我砍他们的几刀要重得多，我也没去医院包扎，请人寻了些草药敷上就算了。妻子又气又恨还要讲我没用，非要我将柴油机拿回来不可。我鳖了一肚子的气，又受了伤，想想如今世道是太黑暗了。我想没有办法，明天只好再到镇上去，低声下气地说好话，再去借几百块钱，将柴油机赎回来。

“可是，没等我再到镇上去，当天夜里，派出所来了几个人，不由分说地给我戴上了铐子，将我带走了。

“原来，财政所的人到派出所报了案，说是我暴力抗税，还持刀行凶。后来他们又到县法医处验了伤，他们拉通了关系，说是轻伤，派出所将我送到了这里进行了刑事拘留。后来财政局长也出了面，说我这样的行为严重威胁了财政人员的生命安全使他们不敢再执行公务。又分别找了公、检、法，以财政局的单位名义要求对我进行严惩，要不然就无法完成每年县财政的收缴了。财政局是县里的财神爷，公、检、法都是靠财政局划拨经费的。财政局不拨款，他们连工资都没得发，怎么敢得罪财神爷，而我只是一个小百姓，要怎么整都是可以的。所以，他们办案时，搜集了许多对我不利的证据，我自己都不记得的话都写进了材料里，要将我从重处理。我没有想到，他们竞叛了我十年。”

“十年？”严伟惊问。

“十年。”刘桂生点头，肯定地回答。

“是定的什么罪名，怎么会叛十年？”严伟不解地问。

“定的是杀人罪。”刘桂生苦笑着说。

“怎么能定杀人罪呢？你又没有杀人动机，他们跟你又没有私人恩怨和利害冲突。只是在争执时吹伤了他们，并没有构成重伤或死亡，怎么就能定杀人罪？要定罪充其量也不过是故意伤害罢了，这也是算重的了。”严伟听后也不理解，气愤地说。

“他们讲我预先就带来了菜刀，并非是在争夺柴油机时顺手拿的，是有预谋的。”刘桂生很无夺。

“那他们吹你的四刀又怎么说？你有没有请法医验伤？”严伟很关心地问。

刘桂生摇摇头：“我一个农民，又不懂法，哪里想到要找法医验伤。再说，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们会到时派出所告我杀人，当天晚上就被抓了进来，就算想到了也来不及。闭塞进了看守所，跟外面就失去了联系。家里人也对法律一窍不通，上面又没有关系。我被抓后就知道哭，知道急，其它的什么也不知道。我在里面案子到底办得怎么样了，我也不晓得，直到开庭时，法庭要我出示法医验伤证明时，我哪里有什么验伤证明？只能将伤疤让他们看。法庭让法医当庭验伤后，说是轻微伤。他们还讲，财政所的人砍我是因为我持刀行凶，已经吹了人，对他们的生命安全构成了威胁时采取的自卫措施，属于正当防卫，是不应负法律责任的。”

严伟自己出没学过系统的法律知识，只是在单位普法教育时有点一知半解的模糊认识，对于杀人罪的定义也不清楚，只不过是在外面跑得多，见识比刘桂生多些罢了。但在他的认识中，这样的处置是不妥当的，起码也可以讲是量刑过重。现在自己也进了监牢，才感到法律知识的缺乏和不足。他想了会儿问：“你没请律师？”

“家里哪有钱请律师。要是能拿出得出这笔钱，也不会为那两百多的上缴款，冲动地干出这些傻事出来了。”

“你可以请求司法援助或让法庭指定律师的。”严伟以前听司法界的朋友说过司法援助这个词，现在说出来 严然一个行家的口吻。

刘桂生叹息道：“我又不懂，连什么时候开庭都不知道。”

“简直他妈的胡来。”严伟骂了句脏话，感慨道：“中国的法律在某些人的操作下被残踏了，已失去了应有的公道，被一些权力玩弄于股掌，成为他们的工具。简直是没有天理，这就是被称为公民的权利在法律上的不平等。”严伟愤愤地为刘桂生感到不平。

严伟又问：“你没有上诉？”

刘桂生回答：“上诉了，但中院已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

“你这样就甘心了，能服吗？”

“我怎会服。可又有什么法子，马上就要送到煤矿去挖煤了，判十年的都是送去挖煤的。只有到监狱后再申诉了，我会申诉到底的。”

“对，是要申诉。这里面说不定还有许多名堂，一定要为自己争回一个公道。”严伟愤愤不平地为刘桂生打气。他想：中国的法律还不健全，关键在于执法的人还不能公正地执法。他们不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合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操纵法律，让法律为着权力的利益运行。代表法律公正、公平的天平架，是在执法者人为的力量下顷倒，顷向权力和金钱的一方。而普通老百姓无权、无钱，又以什么来作为法码来压住已顷向的天平，使之平衡呢？有金钱、有能力来请律师吗？那些能为被告人筹集法码一平衡天平的辩护律师，是要用金钱为代价来换取他们增加法码的份量。那些穷人是无法用金钱来灌注法码的份量的。

法庭上的庄严的天平架，是向有沉重法码的一方顷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