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五用树枝将玉米棒和黄豆挑出火堆，撕掉玉米棒上烧焦的苞叶，抠掉玉米粒缝隙中的丝线，刚吃了两口，壕上面有人喊他。他回过头看见老七站在岸上，手抹着嘴巴说：“五哥，前堡子叙伦回来了，正在门前和乡里们聊天！”

老五噢地应了一句，又啃了几口玉米，走上壕岸。路上遇到的人都在说叙伦回来的事，年轻人不以为然，以为就是在外面干事，好多年没有回家的人回来了。上了年纪的人听到了，惊愕中停下了手中的活，陷入了沉思。

叙伦一直在新式学堂读书，从西安的学校毕业后，成了三青团的骨干，在国民党省党部做事，加入国民党后，进入胡宗南在西安设立的军官学校，学成后加入胡宗南的部队，在临潼一代抗击日本鬼子。叙伦一米八几的个头，身材魁梧，浑身上下都是精肉，他高颧骨，深眼窝，生了一双炯炯有神的牛眼，看起来英武俊美。过了十岁，家里给他定了亲。西安上学时，好几个女同学追求叙伦，他想起家里的亲事，胸怀着抗日救亡的大事，他十分木讷，也没有心情谈情说爱。一位叫桂丹的女同学看到他不恋儿女私情，认定他是干大事的人，更是狂追不舍。

抗战结束后，叙伦回到省党部，桂丹不是请他看秦腔，就是邀他溜城墙。党部的同事们羡慕他，经常拿女同学开玩笑，他总是挠着头，木然地苦笑着。春节回家，光义老汉筹划着叙伦的婚事，他几次想对父亲开口讲，话到了嘴边都咽了下去。他知道自己讲出来，不但不会得到父亲的谅解，还会招来一顿斥责。在塬上，有钱的大家族悔婚，那是十分丢脸的事情，会让家族蒙羞。父亲请来了媒人和叙伦的舅舅，围坐在堂屋，喝着茶聊着婚礼的时间和程序。叙伦坐在边上，浑身好像爬满了虱子，他依旧按照家族的规矩，端坐在椅子上，不时给长辈添茶。父亲攥着银质的水烟筒，捋着胡须转过头说：“成婚以后，就将媳妇接到西安去，到时买一个宅院，安个家！”

叙伦红着脸，就是不作声。

回到西安城，桂丹提着点心，哼着小曲找到叙伦。叙伦想到自己的婚事，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他是一个经纬分明的人，不愿意空耗人家姑娘的青春年华，就将姑娘请到饭庄。滴酒不沾的叙伦要了一瓶酒，倒了一大杯，菜还没有上就喝下去了。他感到面颊滚烫，双手撑着脑袋，端详着桂丹，支支吾吾地将家里订婚和筹备娶亲的事说了一遍。桂丹哗地抓住他的手说：“我们都是有思想的新青年，婚姻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我支持你，走出封建婚姻的牢笼，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叙伦痛苦地摇着头说：“我和你不一样，你是西安城里长大的，你的父母给了你足够的空间。我的家庭虽然在民国时期，家族的伦理和传统还是清朝的那一套，我也想过拒婚，那将会使我和家里决裂，这一道裂痕一生都补不上。”

桂丹要了一个酒杯，她要陪叙伦喝酒，叙伦拦住了她，在她摇头抽泣中给她加了半杯。菜上来了，姑娘眼里盈着泪，看着叙伦，没有动筷子的意思。叙伦安慰道：“别伤心，你是难得的好姑娘，一定会找到如意郎君的。”

桂丹扑哧笑了，笑得那么勉强，笑得那么无奈。他们摇晃着走出了饭庄，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互相搀扶着坐上车，来到南门外护城河边。她趁着酒劲抱住了叙伦，将嘴唇贴了过来，一阵疯狂的热吻，直到她酥软在叙伦怀里，翻着白眼迷离地看着他。叙伦浑身发热，憋闷得难受，桂丹就像一湾清泉，只要投进去，就会融化在里面。他不停地告诫自己，别失控祸害了人家姑娘，他连续吞咽了几口唾沫，用手在自己大腿上狠狠地抓了几把。他推开了她，走到河边，撩起冰冻的河水，洒在头上，对着皎洁的月光，振臂嘶吼。城墙上散步的人，听到喊声，以为有人寻短见，看见是一个魁梧的男子汉，以为他是吼秦腔的，在河边吊嗓子。

桂丹看到叙伦异常的举动，知道他内心的痛苦，他们回归到理智的界面。月亮爬上城墙的时候，他将桂丹送回家，临别时，她问：“咱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叙伦长长叹了一口气，不置可否。桂丹抓住他的胳膊，拉了几下，想要一个深情的拥抱，却被他牢牢地定住了。她跨进门又回过头，笑着说：“我会给你写信的，让你永远都忘不了我。”

叙伦回到住处，脱下帽子围巾，直直轰然倒在床上，眼睛愣愣地盯着屋顶，一串泪珠默然滑落。闭上眼睛，他脑子里全是桂丹的一颦一笑。他晕晕乎乎中迷瞪着进入了梦乡，他们无拘无束地牵着手，奔跑在潼关山花烂漫的崖头。半夜里，他喊着姑娘的名字，从梦中惊醒，忽地坐在场上，大口喘着气，出了一身汗。

三月初三，叙伦回到了槐树寨，在父亲的操持下，举行了成婚仪式。从新娘戴着盖头下轿，叙伦在心里都将盖头下面的脸，想象成桂丹的脸，他在主事的管家的引领下，按照塬上的规矩，忙活了一整天。入洞房前，他来到父母的屋子，絮叨婚事的情况。看到窗外月上墙头，父亲将水烟筒放在楠木桌子上，缓缓地说：“你也忙活了一天了，天不早了，回房歇息去吧！”

叙伦知道他现在不能走，他要赖在父母的屋子。母亲放下手里的针线，又催促他回屋，他还是笑着没有动。父亲又抽完一锅烟，他从炕上下来，靸着鞋到前面的牲口圈看了看，叙伦站起来，跟着父亲出来了。

叙伦轻手轻脚地回到新房，隔着房门，看见桌子上的红烛快要燃尽了，新娘还顶着盖头坐在椅子上。他进了屋子，带上门，看见桌子上放着一瓶酒，他咬开盖子，咕噜着喝了半瓶酒。看着红润的蜡烛旁穿着一身红，戴着红盖头的新娘，他感到浑身发热，烛光晃动，在蜡烛的红焰扑哧熄灭的瞬间，他晕晕乎乎站起来，揭掉了新娘的盖头，说了声睡吧，就倒头趴在了炕上。

新娘帮叙伦脱掉鞋子和衣服，撩起被子，将他推到被窝里，自己脱了衣服，娇羞地钻进被窝。新娘背朝着叙伦，停了半晌，不见动静，就听见他的呼气声。她转一下停一下，慢慢地回过身子，贴在他的胸膛上。叙伦在半梦半醒之间，脑子里全是桂丹的身影，突然感到一个温热嫩滑的肉体贴了过来，他趁着酒劲，想着桂丹，在现实与梦想的交界处成就了男人的伟大。

第二天清晨，叙伦舒坦地躺在被窝里，看见窗户外的阳光，他腾地坐起来。媳妇已经起床了，他赶紧穿上衣服，碎步快走来到堂屋。父母坐在椅子上，媳妇端着洗脸水轻盈地走过来，将铜盆放在父亲面前。叙伦瞥了一眼媳妇，看见她生得也算俊俏，就是皮肤黑了一些。接下来的几天，他按照乡俗和父亲的安排，跟着媳妇回了一趟门，走了几家亲戚。

每天晚上，叙伦坐在椅子上，媳妇都会端来一盆温水，给他洗脚。他感到媳妇的家教好，懂得人情世故，对自己的父母更是没得弹嫌。睡觉的时候，他不再喝酒了，间或会睁开眼睛，看上她几眼。回西安前，父亲将他叫到堂屋，媳妇站在边上，父亲抽着水烟说：“叙伦的事业在西安，为了不让你分心，我和你妈商量了，在西安买一院宅子，你将媳妇接过去。”

媳妇低着头，捻着衣角应道：“为人儿媳，当膝前尽孝，我就不去了，让他安心事业。我代他堂前尽孝。”

光义老汉摆着手说：“你们一片孝心，我们心领了，好在我们身体还算硬朗，你们就放心去吧！”

叙伦看着父亲说：“宅子也不是说买就能买的，此事还得从长计议。我回去先看看，现在时局不稳，好多事情都有变数。”

回到西安城，同事交给他一沓书信，笑着说：“家有秦香莲，你可不能做陈世美呀！”

叙伦将信放进抽屉。下班后，他关上房门，躺在床上，将女同学的信一封封读了。他为什么不愿在西安安家，他就是怕自己夹在两个女人之间难做，他更不愿意给她们平添烦恼。这时，适逢胡宗南出兵延安，国民党感到了共产党的厉害，他们也在青年党员中物色优秀人才，到基层锻炼。叙伦想来想去，决定报名回家。

选派的干部集中培训，临行前省党部设宴欢送，党部秘书长端着酒杯说：“你们都是党国的栋梁之材，值此党国危难之际，诸君能够主动请缨，到下面公干，吾当为诸君骄傲。相信经过历练，诸君将来定成大事。”

说完，秘书长给每一个人敬酒。叙伦给桂丹写了一封长信，畅谈自己的家国理想，明示自己不是卿卿我我的多情郎君，劝慰她忘掉自己，寻觅自己的幸福。出发前，桂丹过来找他，满腹伤感。他邀她吃了顿饭，两个人共同追忆了相识相知和相爱的甜蜜岁月，在坦诚友好的气氛中握手话别。

叙伦到县上报道，县长十分客气，将县里主要官员召集在一起，设宴欢迎他，并将县上的情况和困难介绍了一遍。他既有作战经验，又在党部公干，按照上峰要求，被派到南片出任联保主任。此时，胡宗南进攻延安结束，太原战役后，西北野战军挥师关中，蒋介石封官许愿，急令马家军从甘肃庆阳挺进渭北。县上给联保分配了壮丁和捐粮的任务，叙伦从小听说马家军的强悍和残暴，看到壮丁要充实到马家军，捐粮要送给他们，他内心有点抵触。他让大家各尽其职，既不添力加码，也不敷衍应对，对一些祸害乡里的强制行为予以禁止。

光义老汉原来期望叙伦在西安一路高就，好在塬上光宗耀祖，他提出在西安给叙伦买房，暗含着让他扎根西安的意思。没有想到战事连连，儿子突然回到家乡，当了联保主任，他心里十分失落，他原想在家乡落个好名声，儿子这份差事就是得罪乡里的事。他坐在院子的青石上，抽着水烟，闷闷不乐。叙伦偶尔回来一下，骑着高头大马，带着护兵，甚是英武。看到儿子回来，光义老汉的心舒坦了一些。叙伦明白了父亲的担忧，给他沏上茶，将省党部的安排和盘托出，父亲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叮嘱儿子，在家乡做事，只要能给上峰交差，该糊涂的时候一定要糊涂，这里是自家的根，家族要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跟别人结怨，都是以后的祸根。

彬县一役，彭德怀大军将树冠砍伐以后扔到沟里，西北野战军埋伏在沟的两岸，诱敌深入，满沟的树枝让强悍的铁骑变成了累赘，马家军的气焰被打垮了，他们赶快缩回了甘肃。叙伦原来指望马家军入关，可以挡着解放军的进攻，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溃退回去了，他对党国的江山产生了怀疑。此时，俊明在父亲的诱劝下，到联保做事。叙伦看到如此形势，就将他留在保里打杂。后来，县党部转来公文，说俊明是共产党，叙伦将公文压下来了。后来又发生了飞镖伤人的事，正当案情有了眉目的时候，解放军从姑婆陵上下来了，叙伦赶紧随着人流，向岐山宝鸡方向逃离。

逃到宝鸡，叙伦的随从已经跑完了，他成了光杆司令。国民党在渭河边上设立了一个接待站，专门收留溃逃过来的国民党干部、党员和三青团员，集中整训后，编入胡宗南的部队。叙伦在整训期间，听说胡长官的部队西进是虚，南下进入汉中和四川是真，他想到自己的父母，更害怕山区丛林的天气，他开小差跑了，加入西进的人流。

到了天水，叙伦找到了自己西安上学时的一位同学，在同学家住了几天。在同学父亲的举荐下，他到了一个中学，当起了先生。由于他经过正规的教育，很快成了学校的骨干，也有一帮朋友。放假的时候，他带上礼物来到同学家，伯父长伯父短地叫着，很快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同学的父亲看到他知书明理，英武俊朗，甚是喜欢，试探着问是否有了家室，要不要在天水成家立业。叙伦知道人家关心自己，他既不承认自己有了家室，也不答应成家，只是嘿嘿地笑着。

天水解放了，叙伦成了公办学校的教师。第一个学期结束后，学校给每一位老师发了几张表，要求填报家庭和履历，并说要真实填报，到时组织上会复核。叙伦回到宿舍，一夜无眠，他亲眼看到国民党的县长和联保主任公审后，被压赴刑场执行枪决。想到天水和老家这么近，自己的经历隐瞒一时，不可能隐瞒一世。他感到表面上学校就是要求填几份表，其实那是一个无形的套子，跳进去了就很难出来，甚至将自己连根拔起。

第二天清晨，叙伦向校长请假，说是母亲在兰州病危，他要马上回去伺候。吃过中午饭，他带着点心，来到同学家，这时同学家也成了改造的对象，院子凄冷萧瑟，看到叙伦过来，同学父亲赶紧站起来，对他危难之时过来看望十分感动。他将自己要回家的事情说了一遍，同学的父亲望着天空，无可奈何地点着头，临走时硬塞给了他一沓钱。

叙伦开了一张介绍信，又让同事给了他三张盖有公章的空白介绍信。回到宿舍，他将自己的衣物整理了一遍，凡是和民国**沾边的东西，他都悄悄地烧掉，他穿了一套中山装，将学校发的书和本子放在包里。到了火车站，他买了一张去兰州的车票，随着人流上了车。他坐在靠车窗的位置，拿着一本《列宁文集》，聚精会神地看着。经过两天的颠簸，汽车到了兰州，坐在黄河桥头，看着街上戴着白帽子的回民，他感到自己真的离开了黄土地。

叙伦吃了一碗牛肉面，翻开同学毕业时留下的地址，他走街串巷，终于站在一个同学的家门口。他期望好像在天水一样，有一个临时落脚的地方，但见大门紧闭。他走上前，从门缝看去，院子里杂草丛生，一幅破败的景象。他坐在台阶上，想到原来能到西安上新式学校的人家，都是当地富户旺族，解放后这些家庭都成了改造和批斗的对象，他决定不能再找同学了，必须依靠自己的奋斗活下去。

叙伦来到西固城，看见车站招搬运工人。他走上前，招工的人一看他的身材，没有吭声，挥着手就录用了他。他们坐着车到了粮库，不是往粮库里卸粮食，就是给车上装粮食。叙伦虽然很少干体力活，一旦干起来，就他的体魄和要强的性格，也是搬运工中的佼佼者。粮库的干部看见叙伦不但字写得好，而且两只手都可以拨算盘，就安排他过磅记账，后来，他坐在办公室，帮助会计汇总一天的账目。

正当一切安定下来的时候，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叙伦将大家看完的报纸拿回去，仔细阅读，从字里行间品味着政治运动的方向。按照政策划定的界限，自己就站在界限上，他惶惶不可终日，表面上嘻嘻哈哈，内里却在盘算着自己的出路。粮站来了一批人，吃饭的时候，听到他们讲的都是关中话，随口而出的土语和自己老家的一模一样，他夹着碗，走在人群后面，不和他们搭讪。隔了几天，粮库的领导在走廊上看到他，回过头笑着说：“来了一批关中汉子，有空跟他们聊聊！别老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的，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要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

看了最近几天的社论，粮库的人吃饭的时候，都在议论自己老家的保长恶霸被枪毙的事情。叙伦吃着饭，心里一阵发凉。他回到宿舍，翻来覆去想着领导的话，看来领导也注意到自己性格孤僻，不合群。从内心来讲，他渴望和老乡交流，他期盼得到家乡的消息，他又惧怕交流，怕大家刨根问底，自己露馅。想了一个晚上，叙伦觉得这个地方不能久留，他依旧以母亲病重为由请假。领导说你是临时工，想走随时可以走，招呼一下就行。他给领导发了一根烟，笑着说：“我妈在新疆，路途遥远，路上得住店，还得单位出个介绍信。”

领导上下打量他一番，勉强地说：“你们没有办理正式招工手续，按道理我们不能出具介绍性，看到你老实肯干，我就破例让办公室给写个介绍信吧！”

叙伦离开了兰州，流落在张掖，他在寻找一个能容身的安全之地。每当有个眉目的时候，一波政治风暴就会袭来，他像一只孤雁一样，又得起飞迁徙。半年后，他来到了嘉峪关，他想起了再往西走就要出玉门关了，他想在这里安身。嘉峪关是个小地方，以农业为主，几乎没有什么外来人口。叙伦是文化人，在这里转悠了一段时间，感到自己特别刺眼，很难隐没在人群中不被大家关注。他打消了在这里扎根的念头，买了车票，继续向西进发。

五七年开春，叙伦到了乌鲁木齐，看到街上各种少数民族的面孔和来来往往的解放军，他心里发怵，游荡了几天，在一个建筑工地找到了活。地面上画了几道白线，叙伦跟着一群民工，抡起头，开挖地面，挖到一人深的时候，开始打地基。垫上一层土，撒上一层白灰，用锤子捶打一遍，又垫上一层土，撒上白灰，接着捶打。地基好了，他们将砖头运到地基的四周，在沙子堆边上支起铁丝网，用铁锨铲起沙子，扬在铁丝网高处，沙子顺着漏在铁丝网的下面，石块和碎石堆在了铁丝网的前面。

匠人们提着刀进场，小工们在沙堆前用砖头铺一个平面，上面放上一块大铁皮，沙子和水泥搅拌均匀后，加水搅和成砂浆。一个小工跟一个匠人，用盆子将砂浆装起来，放在匠人面前，砖要放在他伸手能够拿到的地方。

叙伦跟着一个河南匠人，他有体力，勤快地总是将砖头递在师傅的跟前，省去了他伸手去拿的工夫。师傅嘴巴上总是叼着烟，手里提着泥刀，不停地敲着。他烟不离嘴，也能用河南口音交流。他干起活来有章法，总是不紧不慢的，看着叙伦有眼色，他不时地说道几句，解释砌墙的原理。中间歇息的时候，叙伦就会倒上一杯水，递给师傅，一个土得掉渣的矮小的中年师傅，带着一个人高马大的青年徒弟，成了工地上一景。叙伦不和其他人说话，他看着师傅的一招一式，在心里默默记下来，晚上睡觉前，他将师傅的话认真想一遍。他知道自己现在什么都不是，如果没有一技之长，很难在这广袤的绿洲上站稳脚跟。

墙砌到半人高的时候，师傅用泥刀撩起砂浆，在砖头上抹平，叙伦怀里抱着几块砖头，按照师傅的招式，将砖头摆上去，师傅用泥刀敲击几下，又在砖头上抹砂浆。师傅感到他好学，就给他讲砌墙的技巧和如何保证砖垛子和墙体的垂直。歇息的时候，叙伦抡起泥刀，开始自己砌墙了，师傅叼着烟，从厕所回来，看到他砌的墙，笑着伸出大拇指。他拿起盆子，装了砂浆回来，放在叙伦前面，看着他砌墙。叙伦看到师傅帮着端砂浆，连忙放下泥刀，不好意思地笑着。墙砌到一人高的时候，叙伦准备好砂浆，搬来一堆砖头，让师傅在边上指导着，他独立砌墙。师傅蹲在地上，抽着烟，不时站起来，走到墙体的平面前，眯着一只眼睛，左右看着。有时他会用绳子绑上一块碎砖，提着绳子在墙体的棱柱前看着。

周日工地放假，叙伦拉着师傅上街，请师父在街边吃了一顿拉条子，他没有想到新疆的面条也是这么筋道。路过一家书店，他跑进去，找了一本建筑初级入门的书，夹在腋下。回到工地的宿舍，他靠在窗户边，认真地看着建筑方面的知识，知道了盖房子还有这么多门道。叙伦将自己学到的技能和书本上讲到的原理结合起来，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他感到现在盖的两层平房，不算什么，能按照书上讲的盖上一栋高楼大厦，那才是本事。

工地上遇到了难题，一群工匠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他们大都是凭借经验干活。一群小工在沙堆前聊着天，他们等着工匠们讨论的结果。叙伦蹲在砖堆前，他不知道遇到了什么难题，心想自己看了书，不知是不是有用。他站起来，从正在砌的墙体中穿过，站在工匠堆的外面，听着他们讨论的话题。他走过去看了看现场，将师傅拉到边上，贴着耳朵讲了自己的意见和理由。师傅用手夹住嘴巴上的烟，另一只手拍着他的肩膀，笑着点着头。

问题解决了，大家开始干活了，师傅成了工地的技术权威。他给叙伦配了一个小工，让他进入了师傅的行列。楼板搭上去了，工地上杀了两只羊庆贺，成盆的羊肉放在案板上，工友们攥着羊骨头，嘴巴咬着筋筋肉，手将骨头一扯一扯的，带筋的羊肉就像弹弓的皮筋一样。叙伦虽说是见过世面的人，也没有见过这样吃羊肉的，他觉得太浪费了，同时也感到新疆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他还是按照关中的习惯，舀了一碗羊肉汤，将馍掰碎了泡进去，放上一些水羊肉，撒上一撮葱花，连吃带喝，他好像回到了老家。

叙伦和师傅在街道上溜达，看见一个戏院，他跑上台阶，看见墙上贴着秦腔《苏武牧羊》的海报，记下了开演的时间。他拉着师傅一起看戏，师傅咂摸了几口烟，烟腾起熏着眼睛，他眯着眼睛说，自己喜欢河南梆子，听不懂秦腔。

叙伦买了一张戏票，走进戏院，锣鼓家伙响起的时候，他的情绪被调动了起来。看着台上的苏武，想着自己这几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也不知道土改后家里的情况，父母身体如何，自己新婚不久的媳妇是否还在自己家里，一切的惦念牵挂和忧思一股脑喷涌了出来，他泣不成声，将头深深地埋在大腿间。看到苏武对家乡的思念，历尽千辛万苦返回故里，叙伦深受感染，内心叮嘱自己，有朝一日，老天有眼，能让他回到老家，自己一定要看看那片生养自己的土地。

到了八月中旬，塞外的天凉了下来。工程快要竣工了，到了冬季，叙伦不知道自己该到哪里去。工友们躺在工棚里，一轮圆月升起，挂在清冷的树梢。刚刚进入梦乡，外面响起了一阵嘈杂声，工棚里来了几个公安。他们拉亮电灯，让大家起身，说要检查他们的身份。叙伦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他想起提包里两张介绍信，他告诫自己是上过战场的人，一定要镇静，即或出现不测的结果，那也是命中注定的。他穿好衣服，从床底下取出提包，在那本《列宁选集》中抽出了兰州粮库的介绍信，心里想着如何才能把事情说得圆满一些。工友们站成两排，警察逐个盘问他们从哪里来，在这里干啥，有没有证明。一个警察走到叙伦跟前，上下打量了一会，疑惑地问：“哪哒来的？”

叙伦一听是关中口音，他用家乡话说，又怕警察越问越深，露出破绽，因为工友讲的都是家乡话，如果用国语说，又怕他更加怀疑自己的出处。他将介绍信递给警察，硬着头皮说：“我妈病了，我从兰州回来伺候她，家里经济状况不好，出来挣一点钱。”

没想到警察笑了，点着头将介绍信还给他，竖起大拇指说：“看不出，这么魁梧的汉子，还是个孝子！”

警察将两个工友带走了，说是要核实身份。叙伦心情慢慢平静了下来，他庆幸自己没有讲国语，不然就麻烦了。他看着窗外的月亮，想起苏武的经历，意识到这偌大的乌鲁木齐容不下他，他得继续向西迁徙。他在新华书店买了一张地图，躲在没有人的角落研究了好长时间，他将自己的最终目的地定在了伊犁。他匡算了一下路程，感到自己坐上兵团的汽车，才能顺利到达那里。他将《列宁选集》垫在腿上，掏出了上衣口袋好久没有用的水笔，画了几下，写不出来。他拧开笔帽，将胶管的墨水挤弄了几下，摊开空白介绍信，给自己写了一张去伊犁探望母亲的证明。

叙伦在商店买了一身黄军装，把自己扮成退伍军人的模样。来到兵团司令部附近，他打听有没有去伊犁的车，军人服务社的大嫂站在街上，比画着给他指路。他背着背包，提着手提包，赶到兵团车站，来到售票窗口。售票员问：“你是哪个团的？”

叙伦赶紧将介绍信递了过去，售票员说：“地方的人要到地方的车站坐车，我们就是为兵团服务的。”

接过递回来的介绍信，叙伦紧张地摸着口袋，他隔着玻璃伸着头对售票员说：“同志，我也是当兵的，原来的部队在兰州，我妈病了，我急着回家，你就帮帮忙吧。”

售票员对里屋喊了一声：“去伊犁的车票还有多少？”

得到回应后，售票员站起来，踮着脚打量一下窗外的叙伦，她感到确实像解放军，就卖给他一张车票。

汽车出了乌鲁木齐，沿着天山山脉西行，窗外是一望无际的泛着黄色的草场，一片片胡杨在蓝天白云下，就像历尽沧桑的老人。汽车里坐的都是兵团的人，到了车站，有上有下。他们好像一家人一样，聊着兵团的事情，情绪好了，也会一起高歌一曲。

叙伦看着车窗外的美景，看着他们欢畅的样子，他转过头来笑着。他们唱的革命歌曲他不会唱，他觉得自己要融入他们中间去，于是跟着张合着口型。他的边上是一位兵团干部，听说叙伦是陕西人，他津津有味地讲述他们部队阻击马家军，一直讲到解放兰州。叙伦认真地听着，他感到比自己当年在西安受训时那些老师讲得好，他不时插话问，更激发了兵团干部追忆历史的荣耀感。

天快黑了，当车子进入石河子附近的兵站的时候，兵站的工作人员迎出来，热情地将乘客招呼进屋，帮助乘客安排住宿和吃饭。叙伦摸着口袋，准备交钱，看见乘客们都没有交钱的意思，他又将手从口袋里拿出来。吃过晚饭，他和那位兵团干部一起住，他们靠在床上，那位干部一直说着自己的辉煌和历史，可能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他回过头来问：“同志，你是哪里的？在哪个团工作？”

叙伦叹着气说自己复员了，转业在兰州。母亲在伊犁，身体不好，他回去探视。兵团干部噢噢了几下，闭上了眼睛，呼噜声就像他说话时的嗓门一样大。

从石河子上来了一位文艺兵，他提着手风琴，坐在汽车前面。说笑了一阵，兵团干部指着手风琴说：“这位同志，拉拉琴，活跃一下气氛。”

文艺兵腼腆地笑着，将手风琴挎在肩上，调几下音准，拉了一首《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全车的人拍着手，齐声唱着。夕阳西下的时候，汽车到了精河，叙伦看到夕阳下，远处有一片海一样的湖面，好似一颗蓝色的水晶一样，蹲坐在苍穹之下。他惊叹塞外竟有如此的美景，想起戏中的苏武，他感叹苏武并不都是惆怅和悲愤，他也有亲近天地，感知自然之美的惬意。

兵团的干部在霍城下车了，车里一下子少了好多人，气氛冷清了下来。叙伦这两天放松的心情又收紧了，他不知道伊犁的情况，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在这块土地上扎根。想到自己唯一的资本就是强壮的身体和半通不熟的建筑手艺，他决定还是要从建筑工地入手。车子到了伊犁，天已经黑了，想到再也没有兵站的饭菜和住宿，他一下子有点不适应。他觉得这几天，自己算是亲身体验了所谓的共产主义的生活，他开始对共产党有了一点敬仰。

叙伦沿着街道盲目地走着，看见一家小吃店，他要了一碗拌面，又让店家舀了一碗面汤。付完钱后，他问店家哪里有住宿的地方，店家操着蹩脚的汉语，热情地比画着。叙伦听了个半懂，顺着她指的方位溜达着，在拐角的地方，他看见了一名解放军，解放军带着他到了一家旅舍。他递上介绍信，登记了房间，店主帮他将行李拿进屋子，给他提了一瓶开水，就带上门下楼了。

叙伦拉开窗帘，不远处传来了冬不拉的声音，接着就是嘹亮的歌声。他十分好奇，脱掉鞋子，站在床上，看见一座平房的庭院里，灯火辉煌，一群少数民族群众，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伴着节奏，在铺着毯子的地面上，摇着头晃着肩膀，兴高采烈载歌载舞。他感叹道：黄土地的人们一生都确信家乡最好，其实外面的世界更精彩。

伊犁解放前主要是少数民族，汉人很少。解放后附近有兵团，汉人慢慢多起来了。太阳从窗户照进来的时候，叙伦起床了。他沿着马路溜达着，看到一个工地正在建两层的房子，他走过去蹲在土堆上。看着工匠们的身手，他意识到这些人大多是半拉子出身，出道不久。两个工匠正在砌一个边上的砖垛子，砌到一米多高，看见不正，就将泥刀塞进下面的砖缝里撬，整个垛子瞬间松开了。

叙伦跳下去，给大家派烟，然后将上面松动的砖层刨掉，泥刀在砂浆盆里熟练地捣腾几下，撩起一刀砂浆，嗒嗒点了砖块的四个角，呼啦将砂浆抹平，拿起一块砖，在空中自如地转了几圈，瞬间敷在砂浆上，用泥刀把轻轻地敲着。边上的人看得眼花缭乱，师傅长师傅短地叫着，边上的人叫来了工地负责人。垛子砌到胸部的位置，叙伦撂下泥刀，原来的师傅提着吊锤，在四个角看了一遍，伸出大拇指。负责人扔掉烟头，站了起来说：“兄弟的招式，一看就知道是干过大活的，如果不嫌弃，就跟着我们一起干。”

叙伦没有想到这么容易就有了落脚之处，他犹豫了一下，点头答应了。

分到了一间宿舍，叙伦把行李拿回来，将屋子收拾了一遍。他躺在床上心里踏实安然，感到这里就是自己扎根落户的地方。几个月后，叙伦成了技术员，看着图纸吩咐工匠们咋做，看到差错的地方，就和大家一起返工。晚上，他坐在床上，反复精读琢磨那本建筑书，他明白只有精湛的技术，他才会受人尊重，自己才能在这里生根发芽。

“***”开始了，州里准备大炼钢铁，自治区给了几份熔炉建造的图纸，州里让建筑公司赶紧建设熔炉。建筑公司拿到图纸，研究了一整天，还是没有眉目，听说下面建筑队有一个会看图纸的能人，连夜将叙伦召了过来。叙伦接到图纸，翻看了一会儿，心里大概有了个谱，他转过头说：“总体上没有问题，几个细节还要琢磨一下。”

公司领导好像看到了救星，连忙给他倒水，让他选人，组织一个团队，攻下细节，准备施工。

叙伦将问题集中起来，来到州里的新华书店，找不到建筑方面的专业书籍。之后带了两个人，坐车来到一个农垦师部，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书，又和师部负责建筑的工程师聊了半天。回到市里，他们开始筹划着施工，一个月后，熔炼钢铁的简易高炉建起来了，州里领导亲自点火，接见了叙伦。叙伦成了州建筑公司的顶梁柱，公司领导为他争取了一个招工名额，填招工表的时候，叙伦不知咋填。他拿着表犹豫了大半夜，最后他将自己的出生地写为天水，履历上填了两项，一个是解放初期在天水教书，另一项就是在兰州粮库。

材料交上去了，过了一个星期又退了回来，要求补上一个单位的证明文件。叙伦回到宿舍，将那本《列宁选集》拿出来，从书页抽出那张盖有粮库公章的空白介绍信，他想了半天，写好草稿，反复斟酌修改，确认满意以后，用自己在党部公干的书写功力，给自己写了一张证明。过了十几天，叙伦将证明交给人事部门，人事部门带着他一起拿给公司书记。书记看了，直夸字写得好，读了几遍，感到文绉绉的，不像平时证明的口吻，对叙伦说：“这个写证明的人，如果我没有猜错，原来一定在国民党部门做过事。”

叙伦心里打了个寒战，随口应道：“书记说得对，他原来就在国民党的粮库做事。”

书记对人事部门的负责人说：“现在***，我们最缺的就是人才。我看这个证明就行了，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叙伦落户了，接着招工也批了下来，他回到宿舍关上门，蒙着被子痛快地哭了一场。眼泪干了，他感到身心无比轻松，他知道自己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他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总是鬼鬼祟祟的，他要挺直腰板，堂堂正正地做人。开了房门，他一个人走在凄冷的街头，他感到一草一木都是可爱的，电线杆上面的弯月明亮欲滴。到了河边的胡杨林，他挥动着双手，对着蜿蜒湍流的河水，大声号了几声。

叙伦成了州建筑公司的技术员，成了全公司受尊重的人。他出差到乌鲁木齐，都会钻进新华书店，买回成摞的建筑方面的书，空闲的时候，埋头学习。公司办公室有一位俄罗斯族和哈萨克族混血的女孩，名字很长，汉族的同事记不住，都喊她古丽。古丽每一次看到叙伦，都含情脉脉地闪动着大眼睛，熟悉以后，她没事的时候就跑到他的办公室，让叙伦教她汉语和建筑方面的知识。公司领导慢慢看出了端倪，将叙伦叫到办公室，笑着说：“你也到了这个岁数了，如果老家有媳妇，就将她接过来；如果没有或者不能生活在一起，就好好想想跟古丽的事情，这也是你为民族大团结做出的贡献！”

叙伦勉强地笑着，临出门的时候，领导又将他叫住说：“少数民族的男同志直接、勇敢和热情。如果你有意思，就主动一点，别给咱们内地同志丢脸。”

古丽是热情大方的，只要叙伦在心里给她留一道缝，她就会推开门走进他的心扉里。她带着叙伦回家，探望自己的家人，俄罗斯族的妈妈满心欢喜，哈萨克族的爸爸嘟着脸，就是不作声。古丽对叙伦说：“咱们结婚，我爸爸的条件就是不能再吃猪肉了。”

叙伦挠着头，想了半天，勉强地答应了。

叙伦和古丽的婚礼，在单位领导的主持下，办了简单的仪式。回到古丽家乡，叙伦穿上哈萨克族的袍子，显得魁梧英俊。他喝醉了酒，在古丽亲友的拉扯下，站起来随着冬不拉的节奏，扭动着身子。一连三天的欢庆，他体会到少数民族的热情好客，他一直处在迷迷糊糊的状态，长期的压抑，在酒精的催化下，迸发了出来，有时变得豪放不羁。看到自己把一个拘谨而不苟言笑的汉族男人，改造成了一个比哈萨克小伙子更豪放威猛的汉子，古丽的爸爸笑得合不上嘴巴。

几年以后，叙伦和古丽生下一对儿女。儿女越长越可爱，成了多民族融合的典范。经过塬上和塞外的比对，叙伦觉得塬上的牲口繁衍都是基于农业耕作的需求，撒欢的日子不多，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扎笼头，**着犁田耕地。牲口吃着干麦秸，自然的本性在萎缩，不断地向人的社会需求靠近，走在成为家庭一员的路上。草原上的牲口，在天与地之间丰茂无垠的草场上，随着性子撒欢驰骋，存留着牲口本真的天性。

经过两段婚姻的洗礼，叙伦不时在对比中反复琢磨，感到人都是有天性的。塬上的人以自己厚重辉煌的文化而骄傲，古老文明就像笼头和犁铧一样，从你牙牙学语的时候，就开始浸蚀大家，长大以后一切都得按着乡俗和规矩做事。完全蛰伏在传统的套子里，人变成了谦谦君子，就像一潭清水，在麻木和被动中走完一生，将礼制的接力棒交给儿子。对传统内心抗拒，行为顺应的人，人格产生了断裂，身心时常分离，当躺进棺木的时候，心没了就剩下一副即将腐败的肉身了。老家的媳妇恪守礼道，温顺贤淑，相夫教子，生活就像牛拉着铧走在田垄中一样；古丽热情大方，身心统一，将一个本真的有着七情六欲的自己给了叙伦，除了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外，她让叙伦体会到了生活的多彩。

周末放假，叙伦和古丽带上孩子，来到岳父的牧场。孩子跟着外婆挤马奶，外婆忙着在毡棚外面，用牛粪饼烤馍，炖羊肉。叙伦和古丽骑着马在秋季泛黄的草场恣意驰骋，他们在清凉的河水中洗脸，在山丘茂密的丛林中找寻野果。回到毡棚，一家人坐在一起，喝着马奶酒，用小刀切着成块的羊肉。岳父几杯酒下肚，就会抄起毡棚边上的冬不拉，闭着眼睛，晃着脑袋，弹拨着琴弦，纵情歌唱。岳母放下手里的活，在围裙上抹干手，双手举过头顶，随着节奏，在毡棚跳舞。古丽也会拉着叙伦跳起来。骑马经过的人听到冬不拉琴声，下马走进毡棚，一起喝酒，一起歌舞。叙伦醉了，半夜醒来，看着毡棚中间的火炉中牛粪的红焰，一股温暖感油然而生。

六六年开春，州上为了支持农垦生产，抽调建筑公司到农垦师部，帮助建设新的家属区。叙伦是公司的工程师，坐在解放汽车的驾驶室里，带着工人来到河边一片新开工的工地。农垦师的人大都是内地的，叙伦碰到了好多关中老乡，歇息的时候，他问着家乡的情况，希望将这些支离破碎的信息拼凑在一起，模糊估计一下家里的情况。老乡们问叙伦是哪里人，他总是支支吾吾说自己是天水的。

叙伦带领州建筑公司承建的是一栋三层楼，听说是部队首长住的。一个夏天的会战，新的家属区慢慢成形了，每到周末，农垦师的人就会带着家属，手里拿着自己分到房子的图纸，在工地上找，他们畅想着未来的生活，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叙伦拿着图纸，带着一帮工人给三楼的套房安装暖气片，楼梯上传来嗒嗒的脚步声，一个战士跑在前面，推开屋门，站在门口喊道：“报告首长，建筑公司正在安装暖气，请视察！”

叙伦蹲在地上，转过头看见楼道上一群人，他又低下头看着图纸，指点着工人。首长带着人在屋子走了一遍，站在阳台上，眺望着远处的河水，不停地说景色不错。他们走过来，看叙伦一伙安装暖气，他赶紧站起身，在和首长握手的瞬间，看见西安城里的桂丹站在后面，他绽开的笑脸突然僵住了，随即垂下眼睑，继续笑着。首长感到他怪怪的，他问了几个问题，听到叙伦是天水的，他拍着他的肩膀爽朗地笑了。叙伦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他不敢看女同学，但他能感到她的诧异，也能够体会到她复杂的心情。

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叙伦碰到了农垦师负责工地的老王，他端着碗走过去，坐在一张桌子上，问下午视察工地的是什么人。老王笑着说：“那就是我们师长，一路打出来的。”

叙伦嚼着蒸馍，随意地问：“他后面那个女的是什么人？”

老王抖着筷子头上的菜，偏过头说：“她是我们师长的老婆，是个知识分子。”

叙伦大概明白了情况。回到宿舍，他靠在床上，双手交叉放在头下面，看到桂丹有这么好的归宿，他心里平静而坦然。如果当初他们走到一起，他不敢想象会有怎样的结局。他感怀命运的变幻莫测，充满了未知和玄机，一个个偶然的因素，在不经意间拍着人们的理性，描绘着爱恨情**沉浮荣辱。躺在嫩绿松软弥漫着花香的草原上，仰望蓝天白云，听着马群的嘶鸣和潺潺的河水声，叙伦常常问自己，人到底有没有命运，命运是由某种超越生命形式的力量左右的，还是本来就是一股杂乱无章的清流，人到底是顺从命运的安排，还是要在命运激流中无助地挣扎。

到了八月份，快要交楼了，叙伦领着工友整修路面和院子里的花圃。一辆北京吉普驶了进来，他蹲着抽烟，看见桂丹从车上下来，他低下头搬弄着前面的砖头。桂丹走过来，站在他跟前，他看到了熟悉的影子，接着就是那双熟悉的脚和腿，他盯着那双脚，举起一块砖头，在沙灰地基上拍着。想到自己如今也是有家有工作的工程师，他将那块砖放好，默然地抬起头，从脚慢慢地看上去。当初温情倔强的姑娘，如今变成了庄重威严的干部了，没有等他开声，桂丹指着楼房说：“你是这栋楼负责的，带我上去看看！”

叙伦慢慢站起身，交代工友们抓紧干，部队的同志着急住新房哩。

叙伦走在前面，女同学跟在后面，楼道上回荡着他们的步履声。声音是匀速的，没有了年轻时快慢交替的节奏；步履是沉重的，没有了年轻时的轻快。这声音除了身体的变化，更多地饱含着人生的沧桑与无奈。走进屋子，叙伦为了化解尴尬的气氛，他点上一根烟不停地抽着。桂丹手插在裤子的口袋里，在他面前走动着，突然回过头问：“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叙伦弹着烟灰，默然地抬起头，望着窗外，挠着头叹了一口气说：“一言难尽，我现在在州建筑公司上班，还算舒心，也在这里成了家。看到你有这么好的归宿，真为你高兴。”

桂丹苦笑着说：“我们家那位啥都好，就是文化程度低了点！”

叙伦陪桂丹走到阳台，看着下面的工地，他苦笑着说：“现在不讲究文化，脑子简单点快乐。”

桂丹抓着栏杆，看着远处的河流，轻轻地说：“有没有当初我们站在西安城墙上往下看的感觉？”

叙伦苦笑着，似乎那些记忆已经成了遥远的回忆，也可能他已经把西安城里的生活，从记忆中抹去了。他指着楼说：“我是建楼的，你是住楼的。你还别说，我这一辈子能为你建一栋楼，也不枉我们同学一场。”

桂丹笑了，她有点激动。临出楼道的时候，她叫住了叙伦，不好意思地说：“我们家在兵团地位特殊，以前的事就埋在心里，不要对外人提及我们的关系。以后没有啥事，也不要走动了。”

到了这个时候，叙伦才知道桂丹过来的目的，他的心一下子凉了，他不知道世事的变迁怎么将她打磨成了这个样子。他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没有了过往的追忆，他们似乎成了陌路人。

到了六九年，农垦师的造反派上台了，师长被下派到边远的连队劳动。桂丹就像一直坐在树荫下纳凉的贵妇，大树倒了，树荫没有了，暴露在灼热的日头下，一下子变成了普通的群众。由于她内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发酵变异，她冷酷地维护着自己的利益和尊严，没有利人之心，更没有帮人之为，好多人都在等着看她的笑话。她平时很少劳动，她被派到油脂厂劳动，每天穿着油渍渍的工作服，闻着热烘烘的油脂味，拉着板车给车间送菜籽。看着她疲惫不堪的样子，厂子的造反派就会用她长期训导别人的那一套假大空的说辞，训导一下她。

州建筑公司给职工买了几桶菜油，叙伦带了两个人，跟着司机到农垦师的油脂厂拉油。他断断续续听说农垦师造反派上台，师长下去劳动改造，心里也会泛起桂丹跌落的各种情景，在一口烟的工夫，他就将这种感觉从自己的脑海中挤掉了。到了油脂厂，他们将车停到库房门前，滚出几桶油，正准备顺着搭在车厢后沿的木板，将油桶滚上车。叙伦扯着手套，看见车间外面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晃动，他让其他人推油桶，脚步不听使唤地走过去。影子慢慢变得清楚了，当一张白皙的脸从油迹斑斑的灰色的工装上转过来的时候，他愣住了。桂丹脸上没有了优越感，凄楚的脸上滚落着泪珠，停了半晌问：“你咋来了？”

叙伦的心一下子软了，他走前两步说：“公司买了几桶油，过来拉回去。”

看着桂丹唉声叹气的样子，叙伦说：“人生就是这样，起起伏伏，要有信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生活上有啥困难尽管吱声！”

桂丹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经历了这些事，我才看清了人心。原来那些人说的话，做的事都是假的，都是奔着我们家那位的权力来的，权力没有了，一切都散了。”

司机发动好汽车，摇下玻璃，不时地朝这边看着，看着他们没完没了，摁了几下喇叭。叙伦安慰着桂丹，转头快步走向汽车。回到公司，他一连几天没有精神，他感到桂丹在风光的时候，疏远他，那是她的事，如今到了这个地步，自己得帮帮她，让她鼓起生活的勇气，度过眼前这道坎。公司没有紧要的工程的时候，他招呼一声，就搭乘汽车，来到农垦师部，帮着桂丹。

到了七二年，师长落实了政策，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第二年，师长高升，到兵团工作，女同学一家去了乌鲁木齐，他们的联系从此中断了。后来，好多人知道叙伦在师长下放期间，默默地帮助着他们一家，都鼓动他加强联系，说不定将来有事要求人家帮忙。他感到任何基于回报的帮助，都是对人间真情的蹂躏。他内心期许老同学过得比自己好，下定决心不会主动和她联系。

七十年代，公司从兰州有一批钢材要运回来，领导知道叙伦在兰州工作过，就派他和公司会计一起到兰州。住下来以后，他们跟供货单位对接好了，就等着火车站调度车皮。叙伦吃了一碗牛肉面，到自己曾经干过活的粮库看了一眼，他不知道自己当初留在兰州，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他和会计每天都要到火车站的调度室，询问车皮安排的情况，从调度室出来，他远远看见一个人，似曾相识，想了半天，好像是陈家的洪武。洪武惊奇地盯着他，他感到情况不妙，就撒腿走开了。后面几天，他怕碰到洪武，假装肚子不舒服，让会计一个人联系车皮。

儿女们有了自己的家，古丽退休了，她沉浸在草原的生活中。随着衰老的到来，叙伦对草原的生活没有了热情，他喜欢看着一群老人围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着天，有时下下棋。成家以后的儿女似乎更中意草原热情奔放的生活，对内地的生活十分陌生，更没有了解的动力。当叙伦试探着问想带他们一起回老家看看的时候，他们一脸茫然，在他们心目中，草原就是自己的家，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关中塬上是自己的根。他买来一盘带子，没事的时候，摇着扇子，靠在炕上，听着《苏武牧羊》。迷糊着睡着后，他的梦里都是家乡的图景。

进入八十年代，国家政策不断放开，对历史问题的关注慢慢淡了下来，叙伦感到自己回家的时机成熟了。他和古丽及子女商量回家的事，他们坚持自己不回去，对叙伦回去一副无所谓的态度。他感到心寒，找来地图，默默筹划着回家的路。

叙伦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槐树寨，看着纵横交错的水渠，一块块平整的土地，他为家乡的巨变而振奋。原来村子三间的庄子，大都从中间分成了两半，大家族没有了，都成了小家小户的单元。定邦在赶集去的路上，和他打了个照面，两个人背对背走了七八步，不约而同地回过头，打量着对方，竟同时叫出了对方的名字。定邦不去赶集了，他拉着叙伦的胳膊回村，边走边对田间的人喊：“联保主任回来了！”

田里劳作的人挺直腰，抹着头上的汗，对更远的人传话，不到一个时辰，槐树寨附近的人都知道叙伦回来了。叙伦见到乡里，定邦都要介绍一下，站着亲热地聊上一会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