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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镇：木心、茅盾与莫言

浙江嘉兴市辖桐乡县，桐乡县辖乌镇。但如今人们似乎只知乌镇而不知嘉兴，更不知桐乡了。日前我去乌镇的时候，显然同浙江人马云有关的世界电商大会刚在乌镇开过不久，随处可见的广告横幅上面径直标写“中国乌镇”——由国而镇，除了“中国景德镇”，我一时还想不出第三例。

于是人们更多地涌向乌镇。其中有我。去年金秋来过，这次是第二次。不到半年来第二次，一是因为机会好，借作客“嘉兴南湖大讲堂”和嘉兴学院读书节之机而来，不来说不过去；二是因为上次来时匆忙之间没找到木心故居，就连茅盾故居也未能参观。

江南三月，春和景明，莺飞草长，柳绿花红。一切充满春天特有的气势与生机。让我不由得想起萧红《呼兰河传》里的话：“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啊，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真好，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作为我，演讲完了，聚会完了，应酬完了，彻底自由了。一大把年纪，像鸟那样一下子上天诚然不可能，忽然间引吭高歌或手舞足蹈也未必正常，但我完全可以坐在河边石凳上吃一个透心香的烤地瓜，可以掀开门帘走进小酒馆叫一声“拿酒来”，可以肆无忌惮地实地考察江南女子有别于北方明显或不明显的形体及气质特征……总之心情极好，好得都好像不是自己的了。

木心故居意外出现在眼前。故居并不故。木心是乌镇人，一次从美国回乡，目睹已然破败不堪的小时住过的老屋，一时不胜感慨，提笔写了一篇名叫《乌镇》的短文。精明且有文化情怀的商人于是为他新建一处院落，请他回乌镇安度晚年。木心果然回来了，住在这里送走余生，此即“木心故居”。白墙青瓦，花木扶疏，曲径回廊，别有洞天。展室布置亦极具特色，所有文字说明都录自木心著述原话，以仿宋字体略显拘谨地印在仿佛书页的纯白壁纸上。寂寥，安谧，通透，空灵，而又不失幽玄与深邃——据说陈丹青亲自来指点过——境由心造，是之谓乎？天赋、勤奋、执着、爱，这使得个体生命的能量得到怎样的积淀、拓展和演示啊！生而为人，能在文化上做出这样的贡献，这才叫不虚此生！走出木心故居，见几个游客对着外墙不大的木匾辨认上面字迹：“丁心故居？”“冰心故居？”——看来木心的知名度不高。可能也是要预约的关系，里面其实也没几个人。

前行不远即是知名度极高的茅盾故居。“林家铺子”已经看了，来之前我最想看的就是“林家铺子”，盖因我姓林，每以“林家铺子”戏说拙译风格，如“我译的村上终究是林家铺子的村上”云云。也曾以林家铺子为名在报刊上开过若干专栏。而实际身临其境，除了房檐下古色古香的“林家铺子”四字木匾，别的实在让我失望——里边铺面彻底现代化了，花花绿绿，吵吵嚷嚷，同超市无异。罢了罢了，若是这等林家铺子的小老板，我不想当，也当不了。

所幸茅盾故居似乎仍是故居模样，未被现代化。说起来，吴越江浙自古便是出才子佳人的地方，仅就近现代而言，据说全国一百位名人里边，浙江独占四十，而乌镇所在的嘉兴又独占二十有八。其中茅盾显然是乌镇的骄傲。我一个一个房间走着，一件一件展品看着。虽然不是乌镇人，但我也感到骄傲。也很感谢——至少必须感谢这位文学巨匠写出了《林家铺子》。

如此走着看着想着，忽听有人高声说莫言。哦，莫言？转身一看，原来是一位年轻导游面对二三十名游客讲解，振振有词，滔滔不绝。“别看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他的文学成就怎么能和茅盾相比呢！而且他的作品总是写中国的黑暗面，总是抹黑中国人，总是……”听到这里，我一时按捺不住，紧走几步上前劝阻：“姑娘，最好别这么说吧！一来莫言和茅盾不是同代人，不好简单比较；二来中国总算有人得诺贝尔奖了，对这件事还是多少保持一点严肃性和敬意为好。再说他的作品也并不像你说的总是抹黑中国人嘛，比如《红高粱》……”正在兴头上的年轻女导游愣了一下，随即拿出导游特有的唇舌本领：“我是在对我的客人说我的个人观点，你不愿意听可以不听——何况你要知道，听导游的解说是要付钱的，你付钱了吗？”我则正在气头上，提高音量告诉眼前这位无论怎么看都不大可能读过莫言的年轻人：你现在是导游，不纯属个人！这里是公共场所不是你家客厅，你不能以导游身份在这里信口开河诱导游客。说罢转身离去。毕竟我是来旅游的，不是来和她讨论莫言的。

也是因为天色晚了，我匆匆离开了茅盾故居。翌日一大早离开了乌镇。但那一丝不悦和不解硬是不肯从我心头离开：莫言和诺贝尔文学奖何以使得那位年轻的女导游如此出言不逊呢？

201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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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与日本文艺

近来有意无意地看了木心。也是因为自己或多或少接触日本文艺，尤其注意看了木心的相关说法。

木心自认为是日本文艺的知音。他在《文学回忆录》关于中世纪日本文学的第三十讲中讲道：“我是日本文艺的知音。知音，但不知心——他们没有多大的心。日本对中国文化是一种误解。但这一误解，误解出自己的风格，误解得好。”这里说的心，想必指的是思想。木心在同一讲中说日本有情趣，但“没有思想。有，也深不下去。日本本国一个思想家也没有，都是从中国拿去和欧洲来的思想”。那么“误解”（而且“误解得好”）指的是什么呢？学画出身的木心不仅没有举画为例加以说明，而且断言日本“不出大画家，不过是国门内称大”。相比之下，他举的是文学。为此他举了“从明日起去摘嫩叶，预定的野地，昨天落了雪，今天也落雪”等几首诗，评论道：“很浅，浅得有味道，日本气很强。好像和中国的像，但混淆不起来／抱着原谅的心情去看这些诗，很轻，很薄，半透明，纸的木的竹的。日本味。非唐非宋，也非近代中国的白话诗。平静，恬淡。／不见哪儿有力度、深度，或有智慧出现。你要写却写不来。／怪味道。甜不甜，咸不咸，日本腔。”最后举了这样一首：“春到，雪融化。雪融化，草就长出来了。”评语仅四个字：“傻不可及”！

但不管怎样，“日本独特的美”或日本文艺的独特性在木心那里是得到了认可的：“浅”“轻”“薄”“平静”“恬淡”以至“怪”“傻”……由此构成了别人学不来的“日本气”“日本味”“日本腔”。这也大概就是所谓误解出自己的风格。但究竟是误解中国文化中的什么而误解出来的，木心却语焉不详。这也不宜苛求木心，毕竟他不是日本文学专家，讲稿也并非专题学术论文。应该说，较之系统性理性思辨，木心口中的更是出于诗性感悟的一得之见。

于是我只好查阅日本文论家、美学家们花大力气归纳出来的三种日本美：“物哀”“幽玄”“寂”。据北师大教授王向远在其论文集《日本之文与日本之美》中考证，这三种美学概念都与中国古典有关。限于篇幅，这里仅以“幽玄”为例。“幽玄”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是作为宗教哲学词汇使用的。而被日本拿走之后，则用来表达日本中世上层社会的审美趣味：“所谓‘幽玄’，就是超越形式、深入内部生命的神圣之美。”诸如含蓄、余情、朦胧、幽深、空灵、神秘、超现实等等，都属于“兴入幽玄”之列。后来逐渐渗透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层面。例如作为日本女性传统化妆法，每每用**把整张脸涂得一片“惨白”，以求幽暗中的欣赏效果；日式传统建筑采光不喜欢明朗的阳光。窗户糊纸并躲在檐廊里仍嫌不够，还要用苇帘遮遮挡挡，以便在若明若暗中弄出“幽玄”之美；甚至饮食也怕光。如喝“大酱汤”（味噌汁）时偏用黑乎乎的漆碗。汤汁黑乎乎的，上面漂浮的裙带菜也黑乎乎的，加上房间光线幽暗，致使喝的人搞不清碗里一晃一闪有什么宝贝。大作家谷崎润一郎为此专门写了一部名为《阴翳礼赞》的书，赞美道：“这一瞬间的心情，比起用汤匙在浅陋的白盘里舀出汤来喝的西洋方式，真有天壤之别……颇有禅宗家情趣。”这大约可以理解为木心先生的误解之说——“误解出自己的风格，误解得好”！当然木心那个年纪的人（木心生于一九二七年）对日本的感情尤其复杂，说“好”之余，总忘不了嘴角一撇曳出一丝不屑：“怪”“傻”！言外之意，不就喝个汤嘛，何必故弄玄虚！

如此“考证”下来，不妨认为，“日本美”以至整个日本文化，追根溯源，总要追溯到中国来——再次借用木心的说法，“按说他们的文化历史，不过是唐家废墟”——但日本“误解”得好，至少将“唐家”的若干概念及其内涵推进到了无以复加的极致境地，从而产生自己独特的风格，产生“日本美”。大而言之，有《源氏物语》，有浮世绘，有东山魁夷和川端康成。小而言之，有十七个字（音）的俳句。对了，你看“俳圣”松尾芭蕉写的：“可惜哟，买来的面饼，扔在那里干巴了／黄莺啊，飞到屋檐下，往面饼上拉屎哦／鱼铺里，一排死鲷鱼，呲着一口口白牙。”如何，以屎入诗，以丑为美，够独特的吧？换个说法，以美为美，不算本事，以丑为美，才算本事。也可换成那句俏皮话：狗咬人不算新闻，人咬狗才算新闻。

2015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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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读罢三不敢

寒假断断续续读了几本木心和关于木心的书。读罢掩卷，长叹一声。回想二十年前，偶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有幸遇到陈寅恪，知道了什么叫学者、什么叫读书人和知识分子；二十年后的今天，阅读当中幸遇木心，知道了什么叫智者、什么叫师尊和贵族。之于我，如果说陈寅恪是冬日远空寒光熠熠孤独的银星，让我感觉到的更是精神格局上的距离；那么，木心则是我在同一田畴低头耕作之间陡然撞见的高人，感觉到的更是学养和见识上的“断崖”，惟再次自叹弗如而已。

是的，读罢木心，作为由衷的实感，我的确不敢写文章，不敢当老师，不敢谈优雅了——木心读罢三不敢。

不敢写文章，是因为木心文章写得太好了，好得自成一体，不折不扣的文体家！小说家、散文家固然比比皆是，而能称为文体家的，窃以为寥寥无几。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五四”以降，除了周氏兄弟、梁实秋、林语堂和钱锺书，能称为文体家的还有谁？王小波、史铁生、余秋雨、莫言，作为作家无不让我心生敬意，而作为文体家，还不足以让我立即脱帽敬礼。诚然，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或文体特色，但是否能在文体上对民族语言，尤其在丰富本民族的文学语言上有所建树则是另一回事。而木心恰恰有这样的建树和贡献。

这点确如木心的外甥王伟先生所概括的：木心的文笔出神入化，典雅风趣，字字珠玑而又兼具诗意与哲理，明白晓畅而又不失委婉与深邃（参阅《木心纪念专号》P96）。若让我冒昧补充一点，那就是洗练或简约。无论出之以富丽深奥的古文，还是书之以娓娓道来的白话，简约都是其共同特点。犹如他在《童年随之而去》中描写的那只“青蓝得十分可爱的”越窑碗，或如宋代影青瓷瓶，别无装饰，通体简约，却分明是火与土剧烈搏斗和巧妙化合的结晶，通透、洒脱、耐看。木心曾说“世界文化的传统中，汉语是最微妙的，汉语可以写出最好的艺术品来”——木心果然用以写出了最好的艺术品。

说极端些，在雅正汉语文体传统百般遭受诋毁和破坏的百年风潮中，木心以一己之力守护了汉语的纯粹、富丽与高贵。在乌镇木心追思会上，人大教授、原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发言说，除了茅盾的传统，“我们还有鲁迅的传统，周作人的传统，胡适的传统，张爱玲的传统，但是木心跟他们都不一样。木心使我们的艺术、我们的汉语表达，有了另外一种可能……能把汉语表达如此之充沛，木心是一个，张爱玲是一个。”（同上P35）上海作家陈村先生进而认为“木心是中文写作的标高”。他还满怀深情地说：“不告诉读书人木心先生的消息，是我的冷血，是对美好中文的亵渎。”陈丹青索性断言：“即便是周氏兄弟所建构的文学领域和写作境界，也被木心先生大幅度超越。”（同上P96）

木心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文学成就，所以成为文体家，除了自小家教和熟读中西经典形成的古文功底和文学修养，还与他对待文字艺术的态度密不可分。木心有文字洁癖、文字操守。木心终身未婚。动笔写作之际，举凡词语都成了他的情人，与之举案齐眉，倾注所有的爱。推崇福楼拜的木心显然如福楼拜所言：“宁愿累得像乏力的狗，也不愿把一个不成熟的句子提前一秒钟写出来。”

容我试举几例。

例1，写神游魏晋：“如此一路云游访贤，时见荆门昼掩闲庭晏然，或逢高朋满座咏觞风流，每闻空谷长啸声振林木——真是个干戈四起群星灿烂不胜玄妙之至的时代。”（《遗狂篇》）

例2，写民国旗袍：“春江水暖女先知，每年总有第一个领头穿短袖旗袍的，露出藏了一冬天的白胳膊，于是全市所有的旗袍都跌掉了袖子似的，千万条白臂膊摇曳上街……领子则高一年低一年，最高高到若有人背后招呼，必得整个身体转过来……作领自毙苦不堪言。申江妖气之为烈于此可见一斑。”（《上海赋》）

例3，谈论智愚：“在接触深不可测的智慧之际，乃知愚蠢亦深不可测。智慧深处愚蠢深处都有精彩的剧情，都意料未及，因而都形成景观。我的生涯，便是一辈子爱智若惊与爱蠢若惊的生涯。”（《困于葛藟》）

例4，关于文化：“像一幅倒挂的广毯——人类历代文化的倒影……前人的文化与生命同在，与生命相渗透的文化已随生命的消失而消失，我们仅是得到了它们的倒影。”（《哥伦比亚的倒影》）

例5，形容世界：“所谓世界，不过是一条一条的街，街角的寒风比野地的寒风尤为悲凉。”（转引自《木心纪念专号》P104）

如何？或流丽婉转摇曳生姿，或机警俏皮一泻而下。古文今文切换自如相映生辉，用他自己的话说，“焊接古文和白话文的疤非常好看”。即使哲理表达也出之以形象语词或诗性比喻，以简约的文体表达深刻的洞察。

不瞒你说，我也多少算是个有文字洁癖的人。无论读别人写的还是自己写，最容不得行文草率粗制滥造。自负就文字考究而论，纵使跟若干名家也有得一比。至少在以简约的文体传达丰沛的韵味这点上，自信是村上文体汉译的不二人选，大有舍我其谁也的骄狂。但在拜读木心之后，这种自负感顷刻土崩瓦解。敢不敢翻译另当别论，文章则是不敢写的了。

第二个不敢，是不敢当老师夸夸其谈了。首先是知识面上的不敢。你看木心，从《诗经》到《圣经》，从老子到尼采，从嵇康到拜伦，从曹雪芹到莎士比亚、纪德、福楼拜，古今中外，诗文史哲，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如入无人之境。不说别的，一个人就敢包讲世界文学史！每讲之前，一两万字讲稿仅一个下午就一挥而就——作为教师，深知这需要怎样的功力！换成我，休说世界文学史，日本文学史都让我倒吸一口凉气。别说半天写一两万字讲稿，能否抄来一两万字都不敢拍胸脯。不管怎么说，当老师，知识面总是个基础，纵然不才高八斗，也须学富五车。

其次是见识上的不敢。讲学也好，著书也好，都要有创见，要成一家之言。而这对于木心更是拿手好戏。比较而言，较之学者，木心更是智者。演绎旅美学者、作家李劼的比喻，如果说学者——至少部分学院派学者——热衷于以理性思维修剪中规中矩的人工花园，木心则以直觉演示一枚枚花瓣本真的精彩。说得不好听一点，学者、学究们一本正经地仔细观察孔雀的屁股构造，木心让人看的却是孔雀开屏之际绚丽的彩屏——尽管针对的是孔雀同一部位，但用意和效果截然有别。毫无疑问，前者执着于学理、概念、逻辑和体系之类，后者则一举超越了这些劳什子，径自抵达诗意和审美，表现出卓越的悟性和直指人心的洞见。

例如他如此这般以华夏文化史观照“魏晋风度”：

所谓雄汉盛唐，不免臭脏之讥；六朝旧事，但寒烟衰草凝绿而已；韩愈李白，何足与竹林中人论气节。宋元以还，艺文人士大抵骨头都软了，软之又软，虽具须眉，但个个柔若无骨。是故一部华夏文化史，唯魏晋高士列传至今掷地犹作金石声，投江不与水东流。固然多的是巧累于智俊伤其道的千古憾事，而世上每件值得频频回首的壮举，又有哪一件不是憾事。（《遗狂篇》）

多好！想不佩服都难。李劼在《木心论》中评《文学回忆录》的说法完全可以用在这里：“木心讲学讲出的不是什么学术体系，而是令人目不暇接的洞见，犹如一片片美丽的花瓣。静观如孔雀开屏，雍容华贵；动察如天女散花，纷纷扬扬。”又或许可以说，洞见超越了概念，而审美又超越了洞见——较之“中文写作的标高”，更是审美的标高——木心是在以审美表达对“人的诗意存在”的乡愁、对世事的忧患、对人的终极关怀。

身为老师，起始我十分羡慕木心有陈丹青这样的学生。而后，开始羡慕陈丹青有这样的老师（丹青称为“师尊”）。假设让我面对陈丹青那样的学生，我敢当老师吗？即使面对并非假设的学生，读罢木心，我也不敢当老师夸夸其谈了。

最后一个不敢，是不敢谈优雅和自以为优雅了。

读木心让我读出，优雅乃是一种文化上的贵族气质的自然外现。

写到这里，我想还是让我粗略概括一下木心的身世为好。木心本名孙璞，一九二七年出生于浙江嘉兴乌镇世家，即所谓少爷出身，名门之后。师从夏承焘，从小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林风眠学习绘画艺术。当过高中老师。一九五六年，二十九岁的木心入狱半年，母亲因过度焦虑不幸去世。“**”爆发的一九六六年，木心家被抄，书画文稿悉数丧失。翌年冬，木心唯一在世的亲人姐姐被批斗至死。他本人因言获罪，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阴暗潮湿的地牢，为时一年半。入狱期间在纸上画钢琴键弹奏，并写了六十五万言《狱中手稿》。出狱后又被监督劳动多年，七十年代末始获自由。一九八二年，五十六岁的木心只身去国赴美，定居纽约。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四年为陈丹青等纽约华人艺术家讲授世界文学史。打过工，借住过朋友家，加之英语口语大概不灵，生活景况未必多好。但始终坚持写作和绘画。大约一九八六年开始在台湾发表作品和出版散文集，二○○六年始得在大陆出书。同年应邀回到故乡乌镇。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因病去世，享年八十四岁。

从中不难看出，除了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所谓民国黄金十年，木心生涯绝不顺利。两度入狱，尤其“**”入狱和被迫劳动改造那么多年，其间所受磨难难以想象。然而木心在作品中几乎从不涉及“**”经历。对于给他带来磨难的当事者和环境，对于浊物和丑类，木心采取的态度不是怀恨和复仇，而大约是出于近乎怜悯的傲慢。他不屑于提及，连提及都是高看他们！依李劼的说法，这可能是他与鲁迅的最大区别所在，又可能是其隐藏在冷漠外表下的善良心地所使然。（参阅《木心论》P79）

我忽然觉得，木心最好看的生命姿态，是他在狱中弹琴，弹琴键画在纸上的钢琴（后来在劳改中伤了一只手指，再也弹不成钢琴了）。那一姿态明显遥接魏晋嵇康的刑场抚琴——一抹夕阳残照下，临刑前的嵇康泰然自若地抚琴长啸。由此也就不难明白木心何以那么心仪嵇康。尤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故国大地，那是何等感人的生命姿态啊！不妨说，构成贵族气质的几种要素尽皆集中于此：危难中的操守，宠辱不惊的纯真，对权势与对手的不屑一顾，对艺术和美的一往情深——对“人的诗意存在”或审美主体性淋漓尽致的炫示和赞美在此定格！这是真正的贵族，一种由古希腊知识分子精神和中国魏晋士人风骨奇妙结合生成的精神贵族、文化贵族，这才是贵族特有的优雅，大雅，大美！同叽叽歪歪凄凄惶惶蝇营狗苟患得患失畏首畏尾的“平民”恰成鲜明的对比。

呜呼，吾谁与归？

最后我要向陈丹青致以谢意和敬意，是他精心速记了木心长达四年的世界文学史讲座内容，我们因之读得《文学回忆录》；是他为木心作品在大陆的出版和宣传奔走呼号，我们因之得以邂逅这般美好的中文和缤纷的洞见；是他和乌镇旅游公司老总陈向宏热情促成和迎接木心归来安度余生，我们因之得以参观和感受名为晚晴小筑的木心故居和木心美术馆……

想起来了，二○○八年夏季我应邀参加**书展，同台湾繁体字版村上作品译者赖明珠女士就村上文学对谈。谈完第二天很晚的时候，赖女士急切切告诉我要去听陈丹青的讲座。“讲什么不重要，我去看陈丹青的眼睛，你看他那眼睛！”看赖女士的眼神，仿佛陈丹青的眼睛就在她眼前。不用说，能打动彼岸一位品位不凡的女士的眼睛，当然不会是凡庸的眼睛。实际上陈丹青也有一对非凡的眼睛——是这对眼睛看出了大体默默无闻时期的木心的价值！感谢陈丹青，感谢陈丹青的眼睛。套个近乎，陈丹青和我同属“**”知青一代，毫无疑问，他是一位优雅的知青，知青中优雅的贵族。

2016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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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齐鲁晚报》，我和“青未了”

至今仍有读报习惯。即使去外地住酒店，早上起来也往往出门找报刊亭买一两份当地报纸。我以为，看一座城市的品格，最简便的做法，就是看那里的报纸和书店。换个哲学式说法，可以说那是一座城市的精神性自我的外现。尤其报纸，看它的报道取向，看它的时评观点和修辞，看它的副刊布局和内涵，品格也罢，精神性自我也罢，大体可以了然于心。这么着，只要一报在手，我就觉得我和那座城市以至那个地域开始有了精神性联系，晓得了自己在其茫茫人海中的位置。

幸运的是，这种联系于我往往是互动的。或者莫如说，大凡报纸无不分外关照其“铁杆”读者。就说晚报吧，全国四大晚报，《羊城晚报》《新民晚报》《今晚报》《齐鲁晚报》，都先后对我投以青睐，都曾约我在上面开专栏或不时约稿。或许因为同在齐鲁，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当属《齐鲁晚报》。

记得大约十年前在崂山海边一个相当空旷的场所参加青岛作协组织的作品评审会，会上初次见到《齐鲁晚报》副刊主笔韩青女士。她当即向我约稿，约我为副刊写点什么。而我当时也不甘心老是名字小一两号跟在人家村上屁股后“鹦鹉学舌”，正琢磨自己另立门户来点儿“自鸣得意”，就一口应允下来，乐颠颠披挂上阵。韩青当即辟出阵角，问以专栏名称。我姓林，遂戏仿茅盾名作《林家铺子》，提议将专栏命名为“林家铺子”，从此当上“林家铺子”的小老板——林老板。从未当过老板，感觉着实不坏。或陈述教育弊端，或揶揄社会陋习，或呼唤文化乡愁，或寄情风花雪月，一时好不快活。由此及彼，索性把拙译村上称为“林家铺子”的村上以示区别。不少读者朋友亦捧场“点赞”，愈发使得我顾盼自雄，颇有舍我其谁也的超级自负。

后来韩青离开报社去学校教书育人，改由孔昕女士和我联系。“林家铺子”小老板当久了，难免觉得自身有了市井气，于是附庸风雅，将专栏更名为“窥海斋”——由“小老板”摇身变为窥海斋主，并为之沾沾自喜。这样，《齐鲁晚报》很快刊出拙文《窥海斋的终结》：“曾几何时，看书看困了或写东西写累了，我就往窗外看上一眼——从两座六层公寓楼的红顶之间远窥大海。朝暾初上之际，那里碧波粼粼，粲然生辉；日上中天之时，但见水天一色，白云悠悠；及至暮色降临，又生出半江残照的诗情画意。偶尔，那三角形海面甚至渺渺呈现孤帆远影或海鸥孤悬的绝妙景观，如梦如幻。于是疲劳顿消，让人思接千载，让人妙笔生花，让人宠辱皆忘。而此刻我看到的却是黑压压的混凝土高层建筑……”于是，我的窥海斋为更多的齐鲁朋友和非齐鲁朋友所知晓，为其因窥不得海而终结感到不胜惋惜，进而怀念被无数混凝土掩埋或屏蔽的曾经的竹篱茅舍炊烟晚霞。换言之，人们得以借助“青未了”副刊版眷恋往日的家园，期待记得起乡愁的故乡山水重新出现。而这正是报纸副刊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再吸引眼球的报道也会被抛出记忆的围墙，而副刊带来的某种情思则会久久留在心底，终成“未了”之情。

阴阳昏晓，斗转星移，倏忽十载过去。今年六月中旬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应《齐鲁晚报》读书会之约前往济南，并应邀参观了报社总部。这才见到孔昕女士和继之同我联系的年轻的吉祥君，同时见了副刊李秀珍主编和总编副总编等报社领导。大家在主管副刊的副总办公室聊了好一阵子。虽是初次见面，却大有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之感。谈笑当中，我深切感受到报社上下融洽和谐的氛围。同时感受到他们的热诚和谦和，他们对文化、对副刊由衷的热爱，以及他们对文字的职业性敏感。当时的我甚至有些为他们打抱不平：多少被人关注的是我等作者，而他们却在幕后、在编辑部一个个“小方格”里埋头“为他人做嫁衣裳”。然而必须说，如果没有他们这样默默做事，一座城市的品格甚至灵魂势必失去有效的凭依和载体，齐鲁大地的人文气场以至神经网络也难免生出许多缺憾。

作为我个人，正因为《齐鲁晚报》编辑们始终如一的关照和鼓励，“林家铺子”才得以开张，“窥海斋”才没有真正终结。看文章序号，散文也好杂文也好小品文什么文也好，已经写出四百九十八篇，这篇是第四百九十九篇。其中相当多一部分受惠于“青未了”——你想，写完放进抽屉和写完就有地方发表相比，肯定是后者让人乐此不疲嘛！

感谢《齐鲁晚报》，感谢“青未了”！衷心祝贺她出刊十万期。无需说，十万是“未了”之数。

2015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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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早报》，我的第一个专栏

《青岛早报》创刊二十年了，我来青岛十七年了。很幸运，“岛龄”比早报小三岁。

我虽然祖籍是山东半岛，但悠悠岁月后只身返回的我，在半岛早已没有亲人可寻了。即使在一生只能听到一次的千禧年钟声响起的夜晚，我也一如平日，独自面对一灯一桌一椅，加一份报纸和另一份报纸：《青岛晚报》、《青岛早报》的前身《青岛生活导报》。假如没有这两份青岛本地报纸，我恐怕很难意识到自己身在青岛，意识到自己这片树叶已经落归山东半岛。那样的生活状态，的确是多少需要一点向导的——幸亏有了《青岛生活导报》，幸亏《生活导报》早我三年出现在青岛。

此后不出三年，《青岛生活导报》改为《青岛早报》。《青岛早报》《青岛日报》《青岛晚报》——青岛一天的脉搏便以这样的节奏跳动在三份报纸上。那时网络还不发达，手机尚未完全脱离砖头大小的“大哥大”原型，正是报纸开疆拓土的黄金时代。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在报纸版面交融互汇，相映生辉。作为我，只要上午头两节没课，早上必定在学校后门报摊买一份《青岛早报》，一边啃着面包一边浏览。一边浏览一边确认自己同青岛这座城市的接点、熔点和疏离点，逐渐调整自己，让自己一步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青岛市民，开始同《青岛早报》有了实质性联系。

记得二○○二年我去日本作客东京大学远离青岛期间，张彤君仍和我用电子邮件书来信往。翌年十月回国不久，大约刚从大学毕业的周洁即上门采访。我们在书房里谈了很久，谈旅日见闻，谈第一次见村上春树的印象，谈翻译村上新作《海边的卡夫卡》的感触。早报很快以整版篇幅配照片报道出来。那应该是我这个人第一次被青岛媒体如此“大面积”介绍给公众。这让我感到荣幸，感到欣喜。

后来张彤君约我在早报“五月风”开专栏，章芳任责任编辑。每星期的那一天都能以千字文形式在早报上同“自己”见面，感觉上好比一种自我同一性的认证仪式。不安之余的兴奋，兴奋之余的不安，心情相当奇妙。我必须承认，那应该是我从教书匠、翻译匠向半拉子作家出发的第一步——《青岛早报》以专栏形式慨然提供了一方舞台。或杏花春雨，或月满西楼，或校园昏晓，或浮世云烟，我因之得以逞一时之勇，吐一时之快，得以确认自己身上的另一种可能性。这样，我的名字开始独立出现，而不再总是以小一两号的字体似乎大气不敢出地跟在一个外国作家的后面或下面。什么叫爽？这才叫爽，一种不再依附于人的男人的爽！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青岛早报》的作为并不限于“纸上谈兵”，而且将其理念付诸实际行动。仅我参与的，就有二○一三年春天章芳创办的“春雨讲堂”——邀请青岛的作家和老师走进中小学校园，为孩子们讲读书、讲文学、讲成长的代价和欢欣。我也应邀去了青岛市实验小学。目睹孩子们纯真而专注的笑脸，耳闻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感觉仿佛有一股清泉从心头跳跃着流过，冲洗着自己已然蒙尘和钝化的心灵。童心与书的偎依、大人与童心的偎依，这是人间何等美好的事情啊！

自不待言，和世上绝大多数人一样，我的人生也有种种幸与不幸。不幸且不说了，而一个幸、一个幸运之处，就是自己的文字——印出来的也罢说出来的也罢——似乎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喜欢。除了感谢读者，还要感谢为此提供表达机会的出版社和报社的朋友。值此《青岛早报》创办二十周年之际，抚今追昔，我尤其对《青岛早报》充满了敬佩和感激之情。衷心祝愿她越走越远，走向下一个辉煌的二十年。是的，在这个网络化手机化时代，纸质传媒正面对从未有过的困难——唯其困难，才更有努力的价值，才更有祝福的理由。同时希望在她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我还能这么写一篇文章表示我的敬意和谢忱。

2015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