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我与父亲的关系

关于父亲的情况，小时候听我母亲介绍，说他是“陈世美”式的坏人，说他喜新厌旧有外心，对不起家里老人和孩子等等。我长大些了，见到父亲时，他的确没说过我母亲的坏话，而且还要我听母亲的话，不要淘气等。因他们都早已病故，我在写作本书时，是通过其他老人了解了有关父亲的一些情况的。

我父亲是1925生人，1929年他五岁（虚岁）时丧父，从小和爷爷、奶奶、母亲、叔婶等一起生活，小时候读过几年小学，15虚岁（1939年）结婚。18虚岁（1942年）那年，他爷爷病故，大家庭一分为三。他就成为五口之家（还有38岁的母亲，19岁的妻子，15岁的弟弟在铁匠铺学徒，14岁的妹妹尚未出嫁）的主要劳力了。

解放前蓟县的土地状况，每个劳动力可以耕种十亩地左右。家里土地数量需要超过自家劳动力数量的，就需要雇短工，也称“叫工伕”。县城里的许多富裕人家是既经商又种地，就需要雇长工或者雇短工。日伪时期还要修建炮楼、挖壕沟、立电线杆等，这些都是无偿摊派的“官工”。，去干这些活的人俗称“出官工”。“官工”是按照土地数量摊派的，土地多的人家不仅经营土地需要“叫工伕”，“出官工”也需要“叫工伕”。那时打短工一般是在雇主家吃一顿中午饭和晚饭，另外再按天数给工钱。

我家当时只有五亩左右旱地，还有后院的一亩一分园田，季庄的一亩三分水稻地。那时的水稻地与季庄的农民“种分收”，就是我家出地，对方出工出种子，春季的育秧插秧、夏季的施肥锄草、秋季的收割等农活，都由对方负责，在收割时我家只去地里查看一下，把收割完毕捆好的“稻个子”两家平均分。我家把“稻个子”运回来，在院子里脱粒。我家后院的园田种了几畦时令蔬菜，其余的种玉米，这些活我母亲就可以完成。我父亲除了耕种五亩左右的旱地外，还要去打短工（俗称做工伕），不但给别人家下地干农活，也替富裕人家“出官工”，去挖壕沟、修公路、修炮楼等，这也算到外面见了世面，认识了不少外村人。另外，冬季农闲时，我父亲还要和人结伴上山砍柴，除了自家烧火做饭之外，也可以到柴草市去卖。

那时期，我曾祖母一个人也代替参加29军抗日部队的三儿子分得一份土地，我父亲还要和他二叔一起负责我曾祖母那几亩土地里的农活。

总的看，我父亲也是劳苦出身。

1945年9月，蓟县城被八路军占领后，有罪恶的汉奸受到惩处，一般伪职人员（伪军、警察、政府文员）既往不咎。同时，共产党在全县开展了土地改革。在土改运动中，我父亲在西南隅村成为骨干分子，先参加了贫农团，在村里当干部，后来又被发展入了党。

蓟县虽然在1927年就有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但县城一直被民国政府和日伪政权控制，城内的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情况不大清楚，而且在村里当干部也没有工资，起早贪晚的做群众工作也会耽误一些家里的农活。所以，当时愿意为新政权效力、在村里当干部的人是不多的。我们家成分是贫农，我父亲就是“贫农团”成员了，以前他经常去打短工，“吃百家饭”，也属于见过世面的人，敢于出头露面，做些群众工作。他被抓兵当伪军也是迫不得已的，当时也不算什么问题，他愿意当干部为新政府服务，共产党组织的土改工作队自然是欢迎的,就让他当西南隅村的民兵队长（过去村里民兵有步枪、手榴弹等轻武器），同时还兼任治安员和青年团的团支部书记。他一人身兼三职，可见当时村里年轻人愿意当干部的并不多。

当时西南隅村里也有人称我父亲是“儿童团团长”，其实这是对“儿童团”的误解。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将以前的“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改称“儿童团”，“共产主义青年团”改称“青年救国会”（也有的称“青年报国会”）。抗战胜利后，儿童团又改称少先队，青救会和青报会又改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35年11月至1945年9月间，蓟县一直在日伪政权控制下，城内各村从来就没有过“儿童团”组织，城里人只是听说抗日根据地有“儿童团”，就误以为新成立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儿童团”了，团支部书记也就是“儿童团团长”了。

1946年9月，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占领了蓟县城，城里的农村干部和土改骨干分子都提前转移了，我父亲也就跟着共产党的政府机关到乡下去打游击了。1947年6月初，国民党部队西撤北京后，西南隅村的党支部书记何兰亭（女）等村干部回来了，我父亲并没有回村，而是在此期间他已经“脱产”（蓟县人称国家干部为“脱产干部”，脱离生产劳动的意思），到二区（马伸桥）区政府当区委委员兼公安员了。1948年，北京和平解放之前，我父亲又调到专署（原称十四专署，1949年后改称通县专署）公安处去工作。北京和平解放后，我父亲从通县专署公安处调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

我奶奶在世的时候，我父亲长得什么样，我是没有印象的，因为他从蓟县调到河北省通州专署公安处去以后，就没有回过家。1950年他通过写信与我母亲离婚后，受到我奶奶托人写信的责备，一直不敢回家。1952年春天我奶奶病重时，我二叔曾经要把我奶奶病重的消息写信告诉我父亲，我奶奶说：“不要告诉他，看见他我更有气”。所以，在我奶奶病逝后，我二叔才写信把我奶奶病故的消息告诉我父亲。

我奶奶过世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到了1952年夏天我父亲才从北京回来，到坟地去祭拜了自己的母亲。

我父亲回来那次，我印象很深，那天我母亲为躲避我父亲自己回了娘家。我二婶先领着我和堂弟到外面去玩，然后回到家里，看见我家东屋——也就是我和母亲住的那屋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上身穿浅蓝色衬衣，下身穿灰色制服裤子，而且把衬衣的下摆系在裤腰里面（国家干部的装束，工人农民当时没有这种打扮）的年轻人，正在捂着脸痛哭。看到我们娘仨进来，他才不哭了。这是我“记事”（有记忆）以来第一次看到父亲，二婶让我管这个陌生人叫“爸爸”，让堂弟喊“大爷”（大伯），我俩还很认生，不敢说话。之后，父亲拿出从北京带来的点心让我和堂弟吃，我们才对这个“爸爸”和“大爷”（大伯）有了好感。这次我父亲在家里呆了两三天，曾带着我去给奶奶上坟，夜里我是和父亲一起住的，他回北京后我母亲才回来。

后来，我父亲就从公安局被调到北京市的木材加工厂去做行政管理工作了，根据他参加工作的时间和经历，实行工资制时给他定行政19级，每月70多元。

他到企业工作后，因我奶奶不在了，他回家的次数就更少了。但还是来信邀请家里人去北京“逛几天”。我二叔在县铁工厂上班，他也没有去逛北京。我姑姑是农民，和公婆一起过日子，她有空去北京看望我父亲。

我姑姑孟淑珍第一次去北京看我父亲，是带着我一起去的，哪一年不记得了(可能是1953年)。从蓟县西关汽车站坐长途汽车，终点站在北京前门附近的“五牌楼”，那时我父亲在广安门外一个木材厂后勤部门工作，他是职工食堂的管理员，负责采买和卖饭票。他还没有再婚，自己一个屋子，一个办公桌，一个用铺凳架起的单人铺板，等于是办公室兼宿舍。我和姑姑去了，就住在他的屋子里，把那个单人铺板向外挪动一些，里面加一块木板，就变成个小双人铺了。我父亲去集体宿舍和那些家在外地的工人一起住去了，工人们住的是“大连铺”，好歹就挤出一个位子来。

我们这次是国庆节前去的，在北京正赶上国庆节，那时每年都搞庆祝活动，既要阅兵也要游行。10月1日这天下午，我和姑姑在广安门外大街，看见许多辆坦克车从城里开出来，说是接受毛**检阅回来的。这天晚上，我们到广安门外去看“放花”（礼花），只见东面天安门广场上空的方向一片光亮，五彩缤纷，颜色多变。因为离天安门广场有一定距离，我们是先看到花，过几秒钟后才听到响声。那年代北京的汽车也没那么多，人口也不太多，也没现在那么多的噪音，在广安门外还是能够听到礼花弹的响声的。

那时北京城的城墙和广安门的城门楼都很好，国庆节期间城里戒严，不许随便进去看热闹，我们只好在城外玩。广安门外木材厂东面还有一条铁路，我和姑姑就在铁路旁边看火车。因为是弯路，很早就听见火车“叫唤”（鸣笛），却看不见火车，等好一会才看见火车“咔哒咔哒”的开过来。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一共住几天不记得了，只记得看到了火车、坦克和天安门放礼花时天空中绚丽多彩的光辉。

在我们娘俩搬到西院去住以后，我父亲再婚之前的农历四月十五前后，他又回蓟县一次，这次他住在东院我二叔家里，住几天不记得了，只记得他领着我和堂弟孟繁荣去五名山（城西公乐亭村后的大山）逛庙会。那时五名山庙会要举办好几天，我们爷仨去的这天不是十五，可能是十七，这天已是庙会的尾声了，庙会上的人已经不是很多了。他给我俩买的木制玩具兵器，我要了一杆红缨枪和一把带鞘的宝剑，我堂弟要了一对开山斧。回来后我俩经常手持兵器“杀仗”玩，一次他用大斧砍我，我用宝剑去搪，结果剑刃从剑柄处折断了，但是也舍不得扔掉。后来西河套我表叔用小刀把剑柄断层处挖一个凹槽，把剑刃断裂处削成凸片，插了进去，还凑合能玩，只是不能用力晃动，一摇晃剑刃就掉下来。

1954年我父亲经蓟县盘山脚下西营房村我大姨奶奶家的亲戚介绍，与西营房村的张家姑娘（1936——2013）结婚了，是在北京办的婚礼。我父亲再婚这事我二叔也对我母亲讲了，当时我母亲很生气，因为她感到没有复婚的希望了。我继母也是属鼠的，比我母亲小一轮（12岁），比我大一轮（12岁），别人都说她是我的“小妈”。她和我父亲结婚后，把户口迁到北京，在工厂里当了工人。后来也加入了共产党，在车间的工人中当个小头头。继母和我父亲又生育三子一女，分别是1955年出生的我大弟弟、1957年出生的二弟弟、1960年出生的小弟弟和1962年出生的妹妹。

1956年夏季，我姑姑孟淑珍又带着我去北京我父亲家呆了十多天。这次已经有了我的同父异母大弟弟了，他们家也住上了职工家属宿舍。这次正赶上潮白河发大水，在通县与三河县燕郊镇交界的白庙桥处，需要汽车乘坐“大摆渡”过河。这个“大摆渡”是把两只大平板木船连接在一起的，上面铺满了大木板，上面可以停放两辆大客车。“大摆渡”有十多个船工，都用长竹竿撑船。

我国较大的河流都是有内外两道大堤的，内堤是经常流水的主河道的堤坝，外堤是为防止洪水泛滥而修建的备用堤坝。在内堤与外堤之间的耕地俗称“河套地”，也是河水溢出内堤后的蓄洪区，有的地方在内堤与外堤之间还有村庄。

1956年时北京至沈阳的公路跨越潮白河时，还没有修建那条连接两岸外堤的很长的白庙桥，只是在内堤的内主河道上有一座小桥，因为外堤内河套地里的公路被大水淹了，只好用“大摆渡”在两岸的外堤之间转运汽车和行人。

当时看见外堤之间的水面很宽，水流也很急。上“大摆渡”前乘客都从汽车上下来，先把汽车开到“大摆渡”上，然后乘客再上去，站在我们的大客车旁边。河水是自北向南流动的，“大摆渡”是自东向西行进的，船工们撑船时也是很费力的。所谓“撑船”是在浅水里使船只前进的方法，撑船人要先把长竹竿（船篙）举起来插进脚下的水里，竹竿的下部支撑在河底，竹竿的大部分都在船工头部上前方，然后双手用力把长竹竿往身后“下按”，船只就向前漂移了。竹竿顶部按到肩部了，就从河底拔出来，重新举起来再一次插到河底，再次用力地往身后“下按”竹竿。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撑船的，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摆渡船，所以印象很深。我和姑姑从北京回来时，潮白河的大水已经退回老河道了，我们的长途汽车是从内堤那座小桥上通过的。后来就在外堤之间修建了那座一百多米长的白庙桥，再发大水也不必坐“大摆渡”了。

这次我和姑姑在从北京回蓟县的长途汽车上，遇见了一个蓟县城北山区闪坡岭村的小女孩。当时她十三虚岁，读小学四年级，她姐姐在北京工作，是她姐姐把她送上车，托付给车上的售票员的，请售票员在蓟县车站把小女孩交给她们的父亲，并且说已经写信定好日期了，今天她父亲会到蓟县西关汽车站接这个小女孩的。售票员让这个小女孩和我坐在一起，我姑姑问这个小女孩怎么去的北京，她说是她父亲把她送上从蓟县到北京的长途汽车，到北京后，她姐姐从车站把她接走的。我们到蓟县后，看见她父亲——一个小老头牵着一头毛驴在西关汽车站等候，她对售票员说那个老头是她爸爸，售票员就让她先下车了，售票员和她父亲说了几句话，然后我们都下车了。

我父亲再婚以后，他们每年都要回蓟县一次，每次来都是先到东院我二叔家，之后再去盘山的西营房村他岳父家。他岳父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我继母是老大。每年春节放假，他们都去西营房村里过年。因为那时没有去盘山的汽车，他们从北京来先到我二叔家吃顿中午饭，下午再骑我二叔的自行车去营房村（后来孩子多了就乘坐他岳父从盘山赶来的毛驴车或老牛车）。每次他们来到我二叔家，都要把我找去“见面”，给我拿点心吃，有时也给三块两块的零钱，有时给买件衣服。第一次见到继母时，我父亲给我介绍说：“这是你妈。”我也不说话，也不喊妈，也不愿张口向他们要钱。后来见面时我也从没叫过一声“妈”，他们也能理解，并不强求。每次见面都是由我继母出面给我拿吃的和其他东西。回到家里后，我母亲问我：“喊妈了吗？”我说：“没有。”我母亲说：“那就对了，不能管她叫妈。”那时，我母亲既想让我从父亲那里要钱要衣服（母亲说不要白不要，他们应该给的），还不愿我和他们从感情上亲近，我与父亲的关系就处于这么一种矛盾心态中。

父亲再婚后，又有了三子一女，但是对我的“前途”还是比较关心的，我上初中以后，他就要求我给他写信，他也把回信邮寄到我们学校里，要求我努力学习，争取“考出去”。但是他没有给我寄过钱，我也有“骨气”，没向他要过钱。

1964年冬季放寒假前，父亲来信说春节不回蓟县了，让我去北京他们那里过春节。当时我母亲也同意我去北京向他要点钱，就在腊月二十七让我自己坐长途汽车去北京了，我母亲只给我去北京的路费，也没让我给他们拿什么“礼品”。这时我父亲是南郊木材厂的保卫科长，家里住里外两间平房的家属宿舍，我在那里住了七八天。年前我们一起去逛王府井百货大楼，我继母给我买一条黑色条绒布的制服裤子和一双尼龙袜子。那时的条绒和大绒属于高档布料，也收布票，尼龙袜子不收布票，收工业卷。我记得那件条绒裤子花了十来元钱，尼龙袜子二元四角钱。那时我父亲每月挣八十多元，我继母每月四五十元。春节后回来时连路费给我十块钱。那时期在农村，穿条绒布衣服也属于“高档”服装了，穿在身上，我的同学们都很羡慕。

1965年我考上河北蓟县师范学校，父亲知道后也很高兴，他知道我毕业以后可以端国家的“铁饭碗”了，也就放心了。

1967年，我们师范的学生骑自行车去北京串联时，我骑自行车到父亲家里去过几次。这几次他给了我一套《毛选》和《列宁选集》，还给我一个石膏的毛**挥手的全身塑像和一个瓷的毛**半身塑像，还给我一些毛**像章，但是没有给我钱。

1968年底，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自己挣工资了，我在下乡插队接受再教育期间，很少休假，也没有到北京去过。只在春节放假我父亲他们全家回蓟县时，在我二叔家里见过他们。

1971年4月，我被分配到河北省大城县工作后，只是与父亲有书信来往，他也知道我结婚生子的情况。1972年初，得知我结婚后，我继母还给我妻子买了一件新式棉服邮寄到大城县，算是给我们的结婚贺礼。

1972年11月4日，我大儿子出生了，当时我并没有写信告诉我父亲。12月中旬，我妻子在家里休产假期间，我父亲到蓟县出差，住在县招待所。他到东北隅我二叔家看望，听说我妻子生了个男孩，现在她和小孩还在蓟县家里。我父亲听说自己有孙子了，也很高兴。另外他也没见过我妻子，于是就让我堂弟带路找到西北隅我家里来看儿媳和小孙子。自从1950年他与我母亲离婚后，两人一直没有正面交谈过，这次他进了厚着脸皮进了我家，做好了被我母亲埋怨甚至辱骂的思想准备。这天正巧我母亲在家里，没想到休弃自己多年未见的前夫来了，自然把他奚落一顿。我父亲任凭我母亲埋怨和奚落，也不反驳，只是满脸赔笑的和我妻子说了一些客套话。他说提前不知道得了个大孙子，也没有准备看钱，等回北京后再表示吧。1973年1月，我妻子休完产假回到大城县后，我继母又给我们往大城县邮寄了童装、童毯等表示祝贺。

我父亲曾经写信让我们春节放假从大城去北京，再从北京回蓟县，顺便去他家。我们的假期时间有限，而且从大城到北京的车票价钱高，还怕我母亲知道后不高兴，一直没有去过北京。

1971年至1977年间，除1973年春节外，虽然我们每年春节都回蓟县过年，但因为我继母的父母不在了，我父亲他们也不回蓟县过年了，我们也没有机会在东北隅我二叔家见面了。所以，我自1968年以后，一直没有见到我父亲。

1977年3月底，我母亲突然病逝后，我们把由我母亲看护的两个孩子送到仓上屯我姑姑家看护。因为我母亲不在了，我姑姑就带着两个孩子到北京我父亲家里去看望爷爷、奶奶和叔叔姑姑们。

1977年6月，我和妻子从大城县调回蓟县工作，在等待组织部门安排工作在家休息期间，我到北京我父亲家里去了几天。

我母亲离世后，也不必再担心与我父亲联系惹我母亲不高兴了，互相联系就多了。自从我们调回蓟县工作以后，我们就是家里的主人了，我父亲、继母以及弟弟、弟媳们再到蓟县来探亲或者游玩，就直接投奔我家，在我家吃住，或者在仓上屯我姑姑家吃住了，不再到我二叔家吃饭了。

1991年夏季，我大儿子考入上海复旦大学，1993年夏季，我二儿子考入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那时因为蓟县往返北京的长途汽车少，每年寒假、暑假，开学返校时，都需要先从蓟县乘坐长途汽车到北京，在我父亲家里住一夜，之后再从北京购买火车票，去上海或者成都，因那时火车票紧张，特别难买。寒假、暑假放假回家时，他们也是在北京下了火车后，在我父亲家住一夜，第二天上午再乘坐长途汽车回蓟县。每年寒假之后返校时，他俩到我父亲家里去过夜，他们的爷爷、奶奶和叔叔、婶婶都要给他们压岁钱。

1995年后，蓟县也有了北京火车站的车票和首都机场的飞机票的代售处，而且从蓟县跑北京的私营长途小客车也多了。我家两个上大学的儿子，放假回蓟县或开学返校途中，也就不再需要在北京住一夜了。返校时，他们提前几天在蓟县买到了下午或晚上从北京去上海或者成都的火车票，当天上午从蓟县坐汽车到北京，下午或晚上坐上火车去上海或者成都了。放假回蓟县时，也可以从北京下火车后，直接到北京的长途汽车站，即便是傍晚也有回蓟县的长途汽车，我的两个儿子也就不再去他爷爷奶奶家添麻烦了。

1997年冬天，我父亲因突发脑出血和脑梗死而难以抢救，深度昏迷几天后离世了，享年73虚岁。在当时这也算我们西南隅老孟家几代男人中“最长寿”的了，因为在这之前病故的他的祖辈（昭字辈）、父辈（宪字辈）的男人没有超过67岁的。（但是，在2000年之后，病逝的孟家男人中，80岁以上和90岁以上的都有了）

2012年，北京的我继母也病故了，只剩下北京的弟弟和妹妹与我家继续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