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出生在贫苦家庭

我是1948年农历二月初二，也就是龙抬头节日这天，在蓟县城内西南隅林家胡同出生的，后来经查万年历得知这天是公历3月12日。公元1948年是中国农历戊子年，也是鼠年。因为我的属相是老鼠，和“龙抬头”没什么关系，所以虽然这天是民间的小节日，但是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吉利”的日子。我出生的时辰是申时（15时——17时）的后半时，也就是在傍晚太阳还有一竿子多高时降生的。那时家里没有钟表，也不讲几点钟，以当时的天黑时间估计，应该是下午四点多钟到五点来钟。按老百姓的说法，属鼠的人如果在早晨出生就是“好命的”，因为老鼠是昼伏夜出的，早晨正是已经吃饱肚子，躺在窝里休息的好时刻。可惜我是傍晚降生的，这是窝里的老鼠肚子饥饿，准备天黑出去觅食的时刻。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说我一生下来就是挨饿受累的命。

我母亲说我一生下来就是挨饿受累的命，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家在解放前是贫农（在本文第三章“我家的身世”第四节“我家的经济状况”中作了介绍），生活条件一直是比较困苦的。全家由我太爷爷（曾祖父）孟昭信操劳，维持十多口人的生活。到日伪时期，全家有自己家后院的园田三亩三分，在城南季庄的水稻田四亩，城西北何家坟（津围公路西侧西北隅大市场北面，现在的水利工程公司对过）旱地一亩三分，大坨子（现在的三八水库里）十亩多旱地，七里峰有旱地二亩五分。水旱园田一共20多亩，但是打的粮食还是不够吃，需要从市场上买进一部分。

1942年冬，我曾祖父孟昭信病故后，大家庭解体，西院的三层茅草房（当时我家东院的那层草房被日本队部征用作马厩）和20多亩田地按三股均分。我曾祖母（俗称老太太、太奶奶）一个人代管三儿子孟宪奎（1937年在北京读书时，为抗日投笔从戎，参加29军宋哲元的队伍，后随部队转战南方。1942年时虽与家里失去联系，但是家中认为他还在军中，所以分家时分得一份家产。抗战胜利后直到现在也无音信，估计已在抗战中殉国）应分得的一份，我二爷孟宪增一家四口人分得一份，我家五口人分得一份。

那时我家里有我奶奶，我父亲、母亲、二叔（当时在西大街杨家铁匠铺学徒）、姑姑共五口人（我爷爷在1929年21岁时，因被人勾引参加赌博，欠下赌债——赌场借的“高利贷”无力偿还，又经受不住家长的责备而投井自杀）。分家单过后，家中后院有园田一亩一分，城南冀庄有水稻田一亩三分，城西北何家坟（西北隅大市场北面）和对面大坨子（现在的三八水库西部）有旱地五亩左右。那时家里的园子自己种植，可以保证自家吃菜不用买，春夏蔬菜旺季时还可以到街上卖出一些。冀庄的稻地与人家种分收，好年景可以分得200斤左右的稻谷。城西北的旱地只适合种谷子、玉米、豆类等一年一熟的耐旱作物，那时的土地产量低，风调雨顺时一亩地产150多斤，大旱年景每亩地也就产百八十斤。这六七亩地加在一起也不过一千斤粮食，除去交公粮，勉强够吃，没有余粮可卖。家里的粮食中除去一百多斤大米（一百斤稻谷可碾成七八十斤大米），其余就是高粱谷子玉米杂豆，没有小麦。高粱和谷子小部分碾成米，在过节或来客人时捞“干饭”（米饭）吃，大节日吃大米饭，小节日或来客时吃小米饭高粱米饭，或者大米小米掺在一起的二米饭。大部分高粱谷子带着糠皮轧成高粱面和谷子面（不是高粱、谷子碾成米后再磨成的高粱米面和小米面，而是带糠皮的混合面。这种面子，嚼在嘴里沙沙的垫牙，很难咽下去），和玉米面一起在平时贴饼子或熬粥吃。过去的菜馅饼子，使用的是较粗糙的玉米面、高粱面（细面出面率低，吃不起）掺榆树皮做的。因为高粱面玉米面本身粘性小，人们就从榆树上剥下嫩皮（不是外面黑色表皮，而是里面粘性大的白色纤维部分）晒干后，用碾子轧成面，与玉米面或高粱面掺在一起包菜馅饼子，做馅用的菜多是季节性的“大路菜”（白菜、菠菜等高产菜或野菜）。豆子一部分留在春节前作豆馅，蒸玉米面豆馅饽饽吃，一部分轧成豆面做面汤或者摊煎饼吃。家里没有麦地，过节吃白面要到市上去买。平时家里喂不起肥猪，只养几只下蛋的母鸡，把碾米时簸出来的谷糠高粱糠用来喂鸡（灾荒年头谷糠、高粱糠、麦麸子都被人吃了）。家里积攒的鸡蛋除去过节来客以外，平时舍不得吃的，要拿到市上去卖。因为穿衣服，吃油盐酱醋都需要用钱买。家里没有余粮，只能靠卖些蔬菜和鸡蛋换点钱花。

由于家里细粮很少，只有过节才吃大米和白面，一年也就有数的那些天。习惯是：每年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祭灶，吃糖瓜（核桃大圆球状的水果糖），中午吃一顿白面和豆面混合面素馅饺子；然后开始烝几大锅玉米面豆馅饽饽，（富裕人家是蒸白面豆沙包）准备正月初六以前吃。腊月二十九（小月的二十八）中午，吃一顿白面素馅饺子；过春节那天中午，大米干饭粉条炖猪肉、再炒几个菜；三十晚上吃饺子（白菜猪肉馅）；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和初五的早晨，吃白面肉菜混合馅饺子，中午吃玉米面斗馅饽饽和剩饺子。正月十五元宵节，早晨吃饺子,晚上吃元宵。出正月以后，还有三个大节日。即四月十五“过庙”（也称庙会，和过节一样休息一天吃顿“好饭”。但不同地区，庙会的日期不同，蓟县城里是每年四月十五过五名山庙，而马伸桥是三月十八过龙山庙）；五月初五端午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三个大节日的中午，都要吃大米干饭，粉条炖肉，再炒点菜。那时端午节吃的粽子，元宵节吃的“元宵”（汤圆），贫富人家也是有区别的。富裕人家讲究吃“江米”（粘稻米，也称糯米）包的粽子和“江米面”的“元宵”，而且粽子馅和“元宵”馅也有澄沙、芝麻、五仁果脯等多种多样。而穷人家包粽子用的是粘高粱米和小黄米（粘小米），粽子馅一般只是大枣和豆馅两种。穷人家吃元宵也是粘高粱米和小黄米轧成的面做的，“元宵”馅也就是用红糖、炒熟的芝麻面和白面掺在一起做的。总的说，虽然元宵节和端午节大家都吃“元宵”和粽子，但是用粗粮制作和用细粮制作的元宵和粽子，口感和味道是不同的。另外，每年还有八个小节日。即二月初二“龙抬头”，要吃顿白面，或蒸馒头或包饺子（富裕人家也吃肉）。还有农村讲究“头伏包子（馒头或菜馅包子）二伏面（面条）三伏烙饼炒鸡蛋”，“立春烙春饼，立夏煮鸡蛋，立秋添秋膘，立冬抗严寒”。这七天的中午有时也吃白面或者大米小米饭，这样一算，普通人家一年下来吃大米白面的日子，只有十九天。即使大人、小孩子过生日，也只是在生日的头天晚上煮面条（白面或者杂豆面的），生日这天中午煮几个鸡蛋吃而已，饭菜还是平常一样（这不算正式的“过生日”，过去讲“人过七十（岁）古来稀”，“六十六庆大寿”，66岁以前不办生日筵席，不搞祝寿活动）。有时家里来了客人，吃顿大米掺小米的二米饭，熬青菜之外再炒几个鸡蛋，还不是全家人都跟着吃。其余的日子，就是吃那些连糠带皮的粗粮了。所谓穷苦人家吃糠咽菜，就是说吃粗粮也不是净米净粮，而是连麸子带糠的吃。吃菜也是大锅熬，锅底熬菜，上面贴饼子“一锅掀”，熟了能往菜里点一点香油就不错了。二两香油可以吃一年。不是过年过节不用油炒菜，全年也吃不了几斤油。

1945年秋日本投降以后，我父亲在村里当干部，就把我家东院的房子要回来了，全家搬到东院的正房去住。1946年第一次土地改革时，因我家土地低于村里的平均数，就在城南分了二三亩夜潮地（土壤比较湿润，适合种冬小麦，可一年两熟产量较高的好地），种上小麦后又因国民党军队占领蓟县城（1946年9月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占领了蓟县城，成立了县政府和国民党县党部）而被反攻倒算要了回去。那时期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兵还曾经到我家里去抓我父亲，吓唬我奶奶。再加上1947年6月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制造了“北大井惨案”，杀害了38个（也有说是42个）从农村抓来的土改骨干，使城里的老百姓心有余悸。所以，1947年冬二次土地改革时，再分房子分土地也没有多少人敢要了。当时我家只有我祖母和两个儿媳妇（姑姑已经出嫁，我父亲在马伸桥区政府当公安助理员，那时共产党的干部没工资，只是家里的土地由村干部派人“代耕”即帮助耕种收秋。我二叔在马伸桥的铁匠铺做工，每月挣三块大洋钱，他是1947年结婚的）在家务农，原有的土地还要找人帮忙，更不想再要土地了。家里的三个女人出于胆小怕事的心理，二次土改中没敢再要房屋浮财之类的胜利果实。

1948年农历2月我出生了，母亲在月子里也只是每天吃些小米粥，在刚生完孩子的那几天喝些红糖水，吃几个煮鸡蛋。孩子的“十日”一过，糖水和鸡蛋都吃不起了。至于现在产妇所吃的排骨汤、猪蹄汤、鲫鱼汤、炖老母鸡等，那时穷人家的产妇都享受不到。几个月后，1948年7月顽军二次进攻蓟县城，蓟县城里又被国民党军孙殿英部队占领了28天，县城里的共产党的县、区、村干部们都转移到乡下去了。国民党兵又到我家搜查我父亲。当时我才几个月，他们把我抱过去戏称我是“小八路”，当时把我母亲吓坏了，怕他们把我摔死。幸好他们还是有人性的，只是出于对小孩的喜欢才抱我的，等他们走了以后，全家人才松了一口气。

1948年农历9月，我的堂弟——也就是我二叔的长子也出生了，我奶奶一年之内抱了两个孙子。必然要影响我母亲和婶婶两个人的务农时间，增加了家里的生活负担。这时虽说蓟县已经是解放区，可我家的生活水平并没有随着政治上的翻身解放而有多少提高。

我的婴儿时期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度过的，那时的小孩不象现在这样整天有大人抱着，或者用小童车推着到外面去玩。

那时我家没有男劳动力，我二叔在铁匠铺做工，没空干庄稼地里的农活，我父亲在外地上班，也没空干庄稼活。好在那时因为我父亲是国家干部，本人没有工资，村里负责“代耕”，耕地、种地、收秋等城外土地里的“大活”，村里派人帮助干活，同时自家人也必须到地里监督和指挥。家里的园田种菜种玉米等村里不管，菜园子里的农活和城外地里庄稼的平常管理，都要由我奶奶、母亲和二婶她们自己干。

由于大人要到菜园子或者城外地里干农活，小孩子放在炕上用“压枕子”压住，然后把屋门一锁，就去外边干活了。至于孩子是睡是醒，是哭是笑，是拉是尿，那就没人管了。只有到中午才回家时才给孩子喂奶喂水换“褯子”（蓟县人对尿布俗称“屎褯子”）。“压枕子”是过去北方农村常用的一种婴儿用品，就是一块一米见方的粗布两侧做成圆桶形枕头（枕头里边装的是玉米粒或高粱粒，比较重）形状。每当孩子吃完奶，躺在炕上休息时，就在孩子身上盖的小被子上边用“压枕子”压住，可以使小孩保持一定的姿势。防止小孩在炕上乱动乱爬。

那时的小孩也不像现在这样除去吃母奶之外，还要喝奶粉果汁等营养食品。富裕人家的小孩母奶不够吃，可以雇奶娘。再大些可以喂蛋羹、肉粥（把肉剁成碎末熬粥）等高营养饭食。过去工业不发达，没有奶粉，商店里卖“代乳粉”，类似现在的奶粉，又甜又香。据说是用藕粉、栗子粉、白面精粉等用油炒熟再加白糖制作的，营养价值也很高。但是这属于高档消费品，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吃不起。在我小的时候，虽然店铺里有卖“代乳粉”的，但是家里买不起，我和堂弟都是在五六个月母奶不够吃以后，就是吃玉米面糊糊。玉米面糊糊是用细玉米面熬成的比较粘稠的粥，比大人们吃的玉米渣、高粱渣粥要好吃的多。开始小孩也是吃不惯的，据说开始给我往嘴里喂玉米面糊糊时，我不愿往下咽，还往外吐，母亲就在糊糊里掺点红糖，有了甜味了，我才肯咽下去。后来逐渐少放红糖，直到不放糖也肯吃了。到一周岁以后，开始喂干的饭食。喂干的还不是让小孩直接吃干的饭食。而是由大人（多为孩子的母亲）把米饭或者玉米面饼子，用嘴嚼碎，搀着唾液一起放进小孩嘴里，让小孩吃下去（现在农村妇女也有用此法喂小孩的食物的）。一般在两周岁后孩子长槽牙了，才自己直接吃饭。我的婴儿时期就是吃着这样的饭食张大的。

那时的儿童保健工作只有一项，就是国家免费为婴幼儿接种牛痘疫苗，预防“天花”疾病。这就是所谓的小孩“种花”，种过“花”的小孩胳膊上都有个疤痕，俗称“花”。我记事后就知道自己胳膊上有个“花”，有“花”的孩子一辈子不再“出花”（指天花病发作），不会落个“麻子脸”。至于“种花”时胳膊痛不痛，哭没哭，“种花”后还有什么反映，我就不知道了，那时还“不记事”呢。

我的右手拇指指甲盖也和其他九个指甲盖不同，这个指甲盖颜色深不光滑，生长的速度也比较慢，据说是小时候“生篆指”（指甲缝里长疮流脓水）造成的，据说当时很疼，我总是哭。经过上药治疗总算好了，旧指甲盖脱落了，新长出的指甲盖落下疤痕。不过这还是小病症，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我还差点没被“扔出去”。“扔出去”是过去蓟县城里人对夭折婴儿的俗称，以前婴儿的出生率高，死亡率也高，婴儿夭折是司空见惯的，人们也不太理会。据说我过了一周岁后，因能吃五谷杂粮的饭食了，就得了一种大肚子病，肚子鼓胀的很大很硬，吃不进东西喝不进水。那时还没有县医院，按照中医的说法叫“杂痨”，因为不吃东西，也没法灌中药汤子。很快就瘦的皮包骨，奄奄一息。家里连破苇席片都预备好了，准备在我停止呼吸后，就破席片一裹，挖坑埋了。后来听说个“偏法”，把河里长的水稗子的籽炒熟轧成碎面，用水和成饼子状贴在肚脐上，外面用布条子裹好，即可使肚子变小。据说这个“偏法”还真管事，贴上以后不久，肠胃上下就通气了，拉出许多黑绿色的稀汤，肚子就小了，也能吃奶了，慢慢的就好了。现在估计是婴儿消化不良造成肠梗阻一类的病，平时如果经常吃些“婴儿安”类的帮助消化的药，也不至于会发展到那么严重。不过这些痛苦过程我也没记忆，只是听母亲说的。总之，我的婴儿阶段与现在的婴儿们是无法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