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廨钱并不是唐朝独创，而是始于北魏，盛于隋唐。

大唐京司及州县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费，其后以用度不足，置公廨本钱，放贷收息。

武怀玉捉钱令史出身，还是许多世族嘲讽他的一点，不过武怀玉倒没太在意这个，不像有些官员，流外吏出身，就成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人生污点一样，一提那就泄气。

比如御史张玄素，隋朝时起家县尉，但县尉之前做过景城法曹，更之前则是刑部令史，不入流小吏。

如今的大理寺卿孙伏伽，还是武德年间的状元，但他在隋朝做过万年县法曹，而那之前，也是地方流外小吏。

这玩意就好像放后世，某个女人曾经下过海一样，后来从良了，可要是在公众场合被人提起就很难堪。

“陛下，”

武怀玉站出来回答，“臣读书，曾看到隋朝工部尚书苏孝慈就曾向隋文帝进谏，说公廨钱放贷，唯利是求，烦扰百姓，败坏风俗，特奏请朝廷限制公廨钱的用途。

后来隋文帝下诏，禁止公廨钱放贷收息，而允许公廨钱在市场上交易买卖。”

李世民听了，“还有这事？”

“开皇年间确实行此政，不过后来大业年间又允许放贷收息了。”左仆射房玄龄对皇帝道。

“那效果如何，炀帝为何又恢复从前？”皇帝问。

“因为放贷收息简单，倍息收益，无需复杂操作，”怀玉告诉皇帝，公廨钱比起交易买卖赚钱，那自然简单多了，毕竟很多时候，公廨钱已经相当于配给了，直接给富户们，需不需要都不重要，你只要按期交利息就行。

公廨钱扰民的地方就是这个，一是衙门往往强行借给富户，二是公廨钱本来有规定数额，可衙门为了多收息，往往会多弄本钱搭车放贷收息，这本钱既有衙门的公款，也有官吏们的私款，甚至有捉钱令史们弄来的私本，所以往往本来可能一个衙门公廨本钱只有几百贯，但实际放出去却有上千甚至几千贯。

最后承担的是那些富户，甚至是普通百姓，而还不上钱的时候，捉钱令史会用衙门的名义，将他们捉拿逼债，最后损失的还是朝廷官府的名誉信用。

还有一个问题自然就是捉钱令史靠捉钱，而获得特别晋升，李世民当皇帝以来，仅长安的捉钱令史，这不到两年间，就有六百多人因捉钱获官。

相比之下，许多其它的吏员，甚至是科举出身的，想获官得选，却还更难。

虽说捉钱令史要求的是品官子弟，但往往地方衙门为了保证公廨钱放贷的收益，于是选择商人或市井之徒担任，这样虽保证了公廨钱的收益，但却也让大唐的官吏队伍不那么纯洁，毕竟本来工商、刑子那都是不能为官做吏的。

公廨钱捉钱令史这事，好处确实有，坏处也很多，尤其是坏名声最后都让朝廷担了，好处则是官吏和地方的一些豪强商贾们占了。

“如果用公廨钱市场交易买卖，可行？”皇帝问。

“如果让官吏入市，参与经营买卖，只怕会更加扰民。”房玄龄直言。

李世民头痛的很，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可朝廷偏没有钱，他当皇帝以来，不少官员上奏，说官员俸禄低，希望朝廷增加一些，李世民倒也想加，可哪来的钱。

“翼国公，你是民部侍郎判度支，执掌国家财政，难道除了发债券，就没有其它好的办法提高财政收入了吗？”

魏征说的那些节流，建议是好的，可如今情况下执行起来并不易。

而且也得一步步来，能节流的也有限。

最好的办法还是开源。

但没有活水，如何开源。

“陛下，臣也觉得如今公廨钱交捉钱令史放贷，确实非长久良策，京师诸司就有近千捉钱令史，而地方三百余州，一千五百余县，也都有自己的捉钱令史放贷，加起来得有万人。”

虽地方捉钱令史，并不是真正的令史，往往流外吏身份都没有，顶多一个非经制的书手什么的身份，他们捉钱捉的好也不能直接授官，但可以做吏，一样可以往上升。

一万个捉钱令史，一听就让人很惊讶。

而李世民当皇帝以来，仅长安的捉钱令史，就有六百多人因捉钱而授官，流内品官。

要知道长安诸司的品官，现在才两千多人，魏征就说太多了，砍掉一千五吧。

去年选人七千，最后只有六千个位置，一千选人落选。

武怀玉虽知道如果取消捉钱令史，那就得得罪上万人，但既然做了民部侍郎，面对问题，也还是得想办法。

专业的事情得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这点现在各衙门选用那些什么工商、市井去捉钱就看的出来，大家都不傻，知道那种书呆子去捉钱，肯定本都收不回。

“陛下，臣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在京师及各道地方，设立支度司，任命支度使，把现在各衙手里的公廨钱收归度支司，充做本钱，给诸支度司用于和买经营生利。”

魏征问，“刚才说要精简人员，省并机构，你这又要新设衙门？”

王珪则问，“如何保证支度司和买经营就不扰民，而且为什么不直接让各衙的捉钱令史直接把放贷改成和买经营呢？”

“陛下，臣所说的和买经营，不是普通的入市买卖，而是要发挥官方的一些特殊作物，全国范围内的调动。

比如说，江南某州有某种土产，但限于道路交通、市场信息等，他们的货运不出来，没人去买，价格便宜还销不出去，那么朝廷可以整合信息，构建渠道，

我们可以如粮仓一样，在全国主要水陆交通枢纽码头，建立起转运仓和集散市场，把各地的这些土产货物，收购转运，然后集散销售，让货通天下，其利自来。”

商人，本来就不生产货物，而是货物的搬运工，本质便是买低卖高，互通有无。

生产货物的，那是工匠农民。

“朝廷还可以利用市场，比如在丰年之时，谷价必跌，但贵贱也伤农，所以在丰年谷价下跌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高于市场一些的价格从百姓手里收购粮食，这样也能保证农民收益，

然后把粮食储到各转运仓中，待灾年之时，或是某些地方粮价过高，把粮食输送过去，以略低于市场的一些价格出售，则既解决粮荒，还能维护百姓，不用吃高价粮。

朝廷也可以从中得利。”

武怀玉说的这个和买，唐宋以后就已经是基本财政政策之一了，甚至诸如官营手工作坊，做些高端商品，诸如瓷器、丝绸等，还有诸如海外贸易，外商不管海上进来的货，还是陆路关口进来的货，先征一笔实物做税，然后再按需求和买一部份，运回京师或内地市场，就能赚一笔。

反正真正要经营赚钱，方法还挺多。

不过唯一要求，就是得专业，得是那种统一调度的，不能是现在公廨钱一样，和个衙门自己干自己的，那样发挥不出效果，收益也不高，更起不到积极正向的作用。

必须得是全国大市场统一调度。

朝廷不仅得赚钱，还得有其它的一些积极的导向，比如说帮助货物流通，再比如粮食布匹等日用品的调配、稳定市场价格等，这些都很重要。

当然，除了和买，其实还有个赚钱的法门，那就是榷卖，也就是专卖。

比如盐茶，现在允民采矿采盐卖茶的，没有额外的税，只是普通商品流通时收税。

但盐这东西，汉代时就曾官营，从中晚唐开始，更成为中央王朝最重要的财政收之一。

当然，高额盐税和盐专卖，其实也是把税最终转嫁到百姓负担上了，所以有人说盐税其实就是人头税，这毕竟是人人要吃的东西。

不过如果适当的加点税，或是搞点专卖，也是解决财政困难的一个办法之一。

民制官收商运商卖，在盐上，朝廷只要监管好盐生产，把盐都入仓，贩盐卖盐仍交给商人，只是从官盐仓取盐，要同时交纳一点盐税就行。

只要把盐税盐价控制好，那么虽会产生私盐，但差价不是太大，则私盐也不会太厉害。

你不能成本一文钱，你加价一百一千，那谁都会铤而走险。

武怀玉是希望整合官方资源，把现在这笔公廨本钱集中起来，天下十道设立支度司，由朝中的度支司统一领导，挑选一些善理财的官吏，然后招募一些商贾等或是从现在的捉钱令史中精选人员，各地建立转运仓，拿着本钱和买粜卖，

将来本钱足了，还可以再涉足诸如开采矿产等方面。

重点还是让一加一大于二，且更积极正面，而不是现在公廨钱出现的这么多弊端。

“支度司、转运仓、和买、榷卖，盐税茶税······”李世民念着这些词，挺心动。

他觉得武怀玉虽是捉钱令史出身，但这脑子确实好用，就跟之前搞出债券，直接给他变出许多钱来一样。

有些期待。

李世民也知道捉钱令史的许多弊端，但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权宜之计。

他即位之初就考虑过取消的，但官衙办公费用？官员俸钱日料哪来？

之前还有官员给李世民出了个计谋，说干脆从天下选七千户富户，将他们定为胥士，视防合制而收其课，计官多少而给。

说白了，就是你们这天选之子七千人，给你们这个胥士身份，本来是要去给官员当随从做役的，现在呢你们给钱，这叫纳资代课。

交钱后也不用服其它役了。

这笔钱朝廷收上来，再分发到各衙各官。

本质上来说，跟那个捉钱令史没区别，以前还给五万本钱，现在是直接啥也不给，你们每年缴一笔钱，实际上都是一种对富户的掠夺。

当然了，胥士这个更狠，不给本钱，也就不让你再有机会搭便车放贷，确实不那么扰民，只薅这七千只羊。

可这种政策很明显问题很大，七千户承担，短时间还扛的住，要是年年这样，谁扛的住，而且这钱固定的，以后也肯定会不够。

李世民思来想去，决定先停掉捉钱令史，一边在各道设支度司支度使，建转运仓，拔给和买本钱。另一方面，精选天下诸州上户七千，准防合例收其课资，但三年一更换，官员俸料直接财政发放。

两种方法一起试行，这样也保险一点，万一武怀玉的计划行不通，也不会说到时影响到全天下所有官吏们的收益。

士农工商，官员佐天子治理天下，当然得首先保证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