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大学以教於国，设庠序以化於邑。”————————【汉书·董仲舒传】

未央宫，承明殿。

在皇帝的桌案上摆放着一份最新的诏书，这是由承明殿拟定、尚书台拟写，准备在明日的正旦大朝上当着内外公卿、大夫、诸侯王、列侯、诸胡酋长的面宣读此诏，以定国是。

诏书内容前面是感慨过去几年蒙苍天不弃，祖宗有灵，君明臣贤，朝廷卧薪尝胆，最终兴复汉室之不易。后面话锋一转，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于是制定了综合涵盖各方面的大政方针，将决定未来数年内的朝政走向。

皇帝深知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道理，所以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大刀阔斧的对豪强的核心利益进行改革，而是选择了从最紧要的几处着手：“今日上午太学策毕，朝廷六年育人，如今终要见到成效。太学之后，国子监也要开始着手策试，暂定为正月十六，其策试制度比照太学……”

国子监是几年前太常陈纪新上任的时候，奉诏建立的一处贵族学校，由益州大儒任安为国子监祭酒，其余教习皆为通明典义、德行清淳的大儒来担任。一切制度比照太学，待遇甚至比太学还要优越，就从其所在的位置——尚冠里，就可以说明国子监的定位。

与太学招生不拘贵贱贫富不同，国子监只招收二千石以上官员及列侯家的适龄子弟。而全国二千石以上的官员总共不过一两百人，且大都是豪强士族，家学渊源，导致国子监生人少而精，从小所浸染的优渥教育环境与教育资源，短时间内让他们远比太学里的普通学生要更优秀。

“国子监生一旦策试合格，便选入三署，依次为中郎、侍郎、郎中，先观望政事，再以郎署选途任官。”皇帝对国子监似乎并没有太放在心上，或许在他看来这些精英子弟本就不需要过多的关注。

三署郎归属于光禄勋，具体为左、右、五官三名中郎将管理，员额不定，历来郡国举荐的孝廉多半是先任职三署，观察学习几年政事后经过五官等中郎将的考核，乃授任各职。

入职三署，是一个正常的出仕途径，同时也是汉代官僚队伍的干部储备和后备人才梯队。寻常士人只要被举为孝廉，在三署任职几年，出来最差都是县令，可以说是做官的快车道。

国子监生关系着几乎所有重臣子弟的未来，如今皇帝决定了国子监生策试后的去向，不少人都安了心。因为如果真比照太学制度，这些国子监的公卿子弟们就要按成绩分配到各郡各县为掾为吏，吃苦受累不说，更难显清高贵重。

侍中、平尚书事杨琦忽然说道：“三署郎历来以郡国举孝廉补之，今国子监生并非孝廉，因策试得第而入郎署，其名不正。”

太尉、录尚书事董承坐在席上不安的挪了挪身子，他近来尚为‘其名不正’这四个字恼怒不已，如今听到杨琦这么说，便以为这是在故意暗讽他。董承当即坐不住了：“三署郎并非皆为孝廉，其中也不乏有德望者充为议郎。彼等监生倘若策试得过，便是才能足够，何必因名不正，而拒之于三署？”

他这番话说的很有技巧，既是反驳，又可借此为监生出头、向监生背后的大族示好，同时也将杨琦挤兑到对立面。

正是由于这盘算打得好，表现了董承难得的急才，所以不仅赵温、荀攸，就连旁边的尚书令吴硕都表情古怪的看了他一眼。杨琦轻轻哼笑一声，面色嘲弄的看了眼董承。

其他人还没做什么表示，皇帝径直越过董承，对杨琦说道：“朝廷制度，要适应形势，不得过于拘泥守古。只要通过了策试，彼等监生便可视同于‘茂才’，入左右郎署。”

五官署的郎官需年满五十以上，故而不在此列。

这一项决定泽被了几乎所有的中上层官员，在以往每个郡只能荐举一二名茂才，每个郡有好几家士族豪强为了这个名额彼此争抢。如今能够从另一个途径获得‘茂才’的待遇，无疑是皇帝对所有大臣施加的笼络与优待。

“州举茂才、郡举孝廉，此二科已为州郡荐举常设，不宜混同，以免滥名，臣请陛下易之。”杨琦既很快接受了皇帝的决议，同时又很严谨的建议道。

杨琦其实从未想过要阻止监生入郎署的念头，这样既树了敌、又对自己不利，但之所以这么做，只是想给这些监生多一个名分，好让彼等的含金量高一点，不被察举‘孝廉’、‘茂才’等正途出身的三署郎看轻。

“滥名之忧确实要有。”在皇帝看来，这不就是给学位认证么？这么想的话，那就更不能轻易的施与：“凡策试优越者，由主考推荐，公府核准，特赐予‘贤良’之称。每年获此称者不得过十分之一，以奖学优者、以励后进者。”

杨琦没想到皇帝转的这么快，将原本施加全体的荣誉调换成特殊奖励，而造成这一切的恰恰是因为他多了那一句嘴，导致皇帝‘从谏如流’，在事后探究起来，这往哪说苦去？

赵温忽然加了一句：“国子监如此，太学理当也如此。”

皇帝点头说道：“斯言大善，这次能考上第、入殿试的两百太学生，皆授‘贤良’之称。”

众人飞快的略算一下，二者之间的比例都是一样的，但国子监由于只有一百多人，最后得到‘贤良’称号的却比太学要少许多。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朝廷育才，计在久远，故国子监、太学之制，务必在国是诏内写明，以求期内完善。”皇帝点了点草诏上的某句话，放眼看向众人，说道：“太学五科之外，已有蒙学、教化、吏治三科，分别教授童子、行伍、备官。今再设宣化一科，以期教育黎庶、化外，传扬圣人之学。”

蒙学是招收十五岁以下的稚子孩童、或南北军孤儿，待开蒙以后视其学识成绩直接荐举入太学。教化科是负责给军中作战有功的中下层军官士卒进行扫盲及爱国教育，在教会了他们基本的识字与律法知识以后，退伍了可以直接授予亭长、贼曹等职。

吏治科就更不用说，自从皇帝改革程序，将吏治科的培养方式从无差别教授改为由相关官员举荐、皇帝亲自选定优秀官员入学深造的方式以后，有过吏治科经历的人往往顺风顺水，得到极大重视。士人们一开始不愿意屈尊学习的吏治科也立时成为了争羡不已的地方。

这三科各有针对的特定对象，自从施行以来已经逐渐成熟，皇帝眼下要求新设的宣化科，正是用来培育老师的。宣化科的学生今后将会分配到各地郡学、县学里担任教习，或者是派往边地汉俗不盛的地方推行教化。

地方学校的重建是未来几年内有关于教育改革的重点，皇帝要求将其写在诏书里，当做一项大政。以赵温、黄琬为首的大臣们自然不会反对这项重兴儒学的政策，只是为了避免摊子铺的太大，暂时前期只让郡国一级重建学校，然后在慢慢建立到县。

然而以皇帝的想法，最好是要在乡里设庠序，这样郡县乡三者一体，每年层层选拔，优胜劣汰，郡学里最拔尖的录入太学，从而提高太学生源的素质。

至此之后，朝廷的人才梯队与培养机制就基本得到确定，太学侧重于平民，国子监专注于精英，三署郎是官员储备机构与晋升的快通道，再以后皇帝有了子嗣，又将另至一个机构用于贵族教育。

这样从上至下的教育体制就有了，加上策试的选拔任官的制度，全国一百零五郡，一千一百五十余县，县下有乡无数，除了长官以外还有各类曹掾、员吏，地方大小官吏多达十数万。以太学每年一千名学生的速度，得一百年才能完全替代，其中不断新陈代谢，就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

“各处设立郡学，势必要扩大开支，却不知是以朝廷额外调拨，还是由地方从赋税中截留自取？倘或由朝廷调拨，则钱从何来，预算几何，这些都要详议。”黄琬老成持重，缓缓开口说道。

站在中央朝廷的角度，资源调配的权力肯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只有管住了财，才能管住地方、让地方敬畏中央，避免其独大。

大的方向是如此，然而具体到某个领域，该松的口子，自然会有人主动去松：“臣以为，不妨暂由各地郡国自行重建、由郡文学负责，年末上计，由朝廷稽考成效。”

杨琦提出了一个最为节省的法子，郡学无非是翻修几间房子，延请几位名师，由朝廷大量拨款，既会造成上下扯皮、更会容易滋生腐败。

他将这一番用意都说与皇帝及赵温等人听，希望他们能理解自己谋国之心。

“地方办学，务必要与朝廷太学类同，虽不至于遽设吏治、蒙学等科，但基本的五科必须备齐。以使郡县学校每科皆与太学五科对应，方便日后经策试拣选、举荐。”皇帝摇头说道：“这是一系列的布局，不能只让郡县守令参照往例，糊弄敷衍着办！”

“可是朝廷府库艰难……”杨琦皱着眉头，仿佛是一想到脆弱不堪、将至临界点的财政就苦恼不已：“若是由朝廷主持调拨钱财、统一兴建郡县学校，恐怕开支过多，耽误其他大事。”

“君上说了，育人是百年大计！不能放任彼等守令各做各的，到时候倘若教出的学子不够太学的资格、且才不堪用，又该问谁的罪呢？”董承强势的插嘴说道，两只眼睛里闪烁着精明的光芒：“如今天下已定，除了劝农桑，我再看不出还有什么大事能比得过为国育才。”

“学子若不堪用，自当问罪郡县文学、乃至守令。”杨琦瞪着眼，不满的说道：“难不成还要问我等大臣的罪？”

“若不是命彼等守令新建学校、各行其是，彼等如何会教不出朝廷与太学需要的人才？”董承不甘示弱的反驳道。

杨琦被激怒得血气上涌，狠狠喘着粗气：“老夫何时说要彼等自行其是了？若是如此，太常何在？你这司掌太常的太尉又何在？”

“够了。”皇帝屈指敲了敲桌案，面色冷硬：“越说越不着边际！国家大政，事干天下万民福祉，不是让你们吵骂的。”

“臣等失仪，还请陛下恕罪。”两个重臣纷纷移席告罪。

“兴学的政策，必须由朝廷一力主持，如此方能脱离旧制之窠臼。”皇帝并不理会这两人，顾自对另外几个人说道：“只是局面不能骤然铺陈开去，既要考虑朝廷当前的精力、财力，也要考虑各地郡县的情况……不妨先在司隶推行，然后再徐徐推之。”

“陛下睿鉴。”尚书令吴硕声音陡然一提，吸引了皇帝的注意后，稽首说道：“臣以为，国是诏乃定未来数年之计，兴学一策事关朝廷文风重兴、经学再盛，不妨以一年为限，建安五年命司隶各郡县比照太学建好学校，建安六年推之并州、益州、凉州，而后以此推及。”

“也可以效河东例。”赵温低声说道：“河东是朝廷新政推行之地，朝廷大可以先从太学抽调教习往任郡文学曹，重建学校，待制度完善，再推之司隶、并州等地。如此循序渐进，事便有成，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便是此理。”

“那就以五年为期。”皇帝低声说道：“这两年间，朝廷必须要先解决财源不足。”

这里话题又自然而然的转向了财政的领域，黄琬等人都一致同意由朝廷出钱给各地郡国修建学舍，只是如今朝廷的府库几近枯竭，民间物价由于多发钱币的缘故而居高不下，种种问题尚未解决，朝廷一时也挤不出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