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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人，三人同意投奔桂王，两人同意投奔李信，按现代社会的做法，三比二，表决通过，大家一起投桂王，可惜这是明末，实力为尊。

黄得功的军纪最严明，实力也最强。

因此在实际上，白广恩加黄得功足以抵得上刘泽清、刘良佐与高杰三人，甚至还要强一些，毕竟白广恩曾于清军第六次入寇时在长城与清军作过战，虽然败了，但是也斩杀了数百名清军，仅凭此战绩，就足以傲视刘良佐等人。

刘良佐只与张献忠作过战。

高杰在贺人龙手下时，随着大明日显，贺人龙渐渐有了存有保存实力的想法，很少打硬仗，第一次潼关之战中，正是因贺人龙封堵李自成不利，才让李自成带着老八队的精锐循入了商洛山中，后来李自成复出，重新壮大，贺人龙随傅宗龙与李自成决点，又是贺人龙不战而逃，致使傅宗龙被杀。

到第二次潼关之战，高杰已取代贺人龙为总兵，却依仍弃李仙风而逃，致使潼关失守，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高杰从来就没打过硬仗。

刘泽清更是不堪，他是靠贿赂周延儒上位的，高杰还歹还和李自成周旋过一阵，而刘泽清连小规模的战斗都没打过。

目前黄得功部有一万三千人，白广恩部有将近八千，高杰、刘良佐与刘泽清的兵力超过四万。

五人都默不作声，渐渐地，殿内的气氛微妙起来，并互相间升起了一股提防之意，五人所带的护卫，也不自禁的握上了刀柄。

“罢了，罢了！”

黄得功突然挥挥手道：“既然人各有志，那么各奔东西便是，今日，咱们还是大明朝的臣子，他日相遇，战场上再一决高下！”

“好！”

刘泽清大叫了声好：“还是虎山（黄得功表字）兄痛快，我等五人，共聚一城，说来也是缘份，今日意见相左，实不宜妄动干弋，那就分道扬镳罢！”

那紧绷的气氛刹那间放松下来，毕竟谁都不想莫名其妙的混战一场，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高杰也道：“那我等早做准备，三日之内，便南下去广州！”

“告辞！”

刘良佐直接走身，拱了拱手，便大步离去。

高杰与刘刘泽清也随即离开。

三日后，刘泽清、刘良佐与高杰各自领军，率部南下，将由湖南入广东，投奔桂王。

黄得功与白广恩却是把部队留下了合把，只带上几十名随从奔赴杭州。

……

随着桂王小朝庭不战而降，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太平府（今安徽马鞍山、芜湖一带）望风而降，李信派出人员和兵马接收，他自成则亲率三万军奔赴杭州。

当赶到杭州的时候，杭州几乎被搜括一空，街头到处都是流浪的人群，衣不遮体，食不裹腹，很多原先的富户，抱着头蹲在街边痛哭。

明代严禁私人拥有武装力量，因此当官军扫荡之时，别说普通老百姓，就是大地主大商家，都毫无还手之力，这放在宋代以前是没法想象的。

其实历朝历代，论起兵祸之盛，无出于明末，别的朝代尚有地主坞堡等私人武装保卫财产和平民，但明代的皇权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顶峰，不允许任何的私人武装，在有组织的军队面前，普通人就是一只只待宰的羔羊。

很多人说明朝皇权不下乡，这是不对的。

明朝县官虽然不下乡，但衙役能下乡，地方上的地主见衙役如见老虎，官府通过包税制控制地方乡绅，乡绅再管理着佃农，层级分明，是典型的大政府，小社会。

但明朝的问题在于，国家财源单一，完全是靠吸农民的血生存，既大包大揽，又没有足够的财力提供必要的福利，导致了有明一代，农民与城市底层贫困户的生存异常艰辛，地方乡绅则时常受到衙役的盘剥，或者与之勾引，更加残酷的盘剥农民。

李信为什么一定要摧毁掉地主农庄？

首先要肯定，地主不全是坏的，也有行善积德的地主，李信打击地主，肯定会误伤无辜，但是地主有原罪，他们占据过多的土地与人口，生产效率却极其低下，严重拖了生产力进步的后腿。

历史上英法等发达西方国家，无论是谁发展工商业，都会从整体上消灭地主阶级，地主是靠收租过日子，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不适应工业化联合大生产的需要。

因此世界各国在历史的不同时期，相继消灭了靠地租过日子的地主，过程残暴血腥，即便是以赎买政策着称的日本，手段也让人不忍直视。

日本在战后土改的赎买价，是依照一九四零年的地价制订，可是日本战败后物价飞涨，四七年，每亩土地的赎买价只相当于一斤大米，这就是赤果果的掠夺了。

李信从一开始就策划打击地主，为受剥削、受压迫的佃农主持公道只是一方面的原因，根本原因还是要消灭地租食利阶层，尽可能的动员出人口参与工业化生产。

当然了，李信的手段是较为隐蔽的，作为现代人，各种撸羊毛的方法没使用过也听说过，没必要使用血淋淋的手段招人忌恨。

他召见了杭州的大工商业主与大地主，足足近百人，跪伏在杭州布政使司衙门的大殿里，向李信控诉郑芝龙与孙传庭的残暴。

在官绅中，李信的名声还是非常不错的，他不强抢人的财产，对于举人以上也暂不收税，并未触犯到官绅阶层的利益，所以官绅的苦水愿意向李信倾倒。

“大家安静，安静！”

李信双手连压，殿内的哭声才渐止。

近百双红通通的眼睛，充满期待的看着李信。

李信道：“我知道，在场的每一位，谁不是风里来，雨里去，才渐渐积蓄起了如今的家业，如今一朝尽丧，甚至还有人亲友被，妻女受到凌辱，我很同情诸位的遭遇，很愤怒于桂王伪朝的暴行，也很自责未能及早来到杭州，阻止暴行的发生。

然而，我们荡寇军成立的时间不长，根基不稳，尤其是海军力量更是薄弱，短时间内没法攻打广州，为诸位讨回公道之事只能延后了，好在诸位的田庄产业都在，只要能筹措到资金，就能重新恢复生产经营，我打算在近日内筹建银行，以低息向诸位提供贷款，助各位纡解困难，”

“哦？银行？”

众人纷纷相顾，目中满是不解。

但也有一些宁波钱庄的人物，现出了了然之色。

李信指着其中一人道：“这位先生，如何称呼？”

那人赶忙站起来，拱手道：“不敢当摄政王之问，鄙人宁波恒利钱庄掌柜郑妙，拜见摄政王爷。”

钱庄诞生于北宋，但很长时间都沦为了朝庭发行纸币，敛财的工具，真正有所发展，还是在万历年间，随着对外贸易与工商业的发展，私人钱庄才在东南沿海一带蓬勃兴旺起来。

说起来，万历是个神奇的时代，大明因万历党争种下了败亡的祸根，但万历年间，思想空前解放，明代的很多禁锢都在万历年间自然而然的消亡，工商业与民间金融如一夜兴起。

归根结底，这一切还是与党争有关，朝庭各党互相争斗，内耗，无力再对民间压制，这是历代都不曾有过的现象，以往上层权力争锋，多多少少都会波及到中下层，而明代的党争，反而促进了中下层的发展，这只能说明，一股新兴力量正在正下而上的兴起，不受朝庭控制，并反过来试图染指权力中枢，正如东林、复社、齐党、浙党、楚党等各种势力。

这切切实实的表明，明末真正诞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以私人钱庄为代表的金融业，正是萌芽的一种，在桂王小朝庭席卷过之后，宁波钱庄在杭州的钱铺可谓损失惨重，因为他们的很多钱是拆借来的，如今被抢掠一空，可债务还背在他们身上啊！

他们的处境比之工商业主和地主更加困难，十余名钱庄掌柜，全都望向了李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