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凡是开放钱禁的，必然会产生大量的劣币，人们为了获取最大价值，缩减铜币的含铜量，比如加入廉价的铅锡，再比如缩小尺寸。这是常识，石敬瑭不会不知道。事实证明，后晋的老百姓也是的确如此。

那么石敬瑭为何还要执意开放呢？

如果从金融的角度来审视这个历史问题，那就迎刃而解了。简单说，控制汇率，剪羊毛。

契丹的经济入侵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石敬瑭深知其害，却无能为力。于是，只能以金融手段来解决金融问题。

主动制造“劣币”，实际就是主动让货币贬值。举个例子，原先的一枚铜钱重5克，含铜5克，如今，我掺入铅锡、缩小尺寸，铸造一枚3克重的铜钱，含铜2.5克（为方便叙述，数字仅做理解，不具科学研究价值），也就是说，我把原来的一枚钱变成了两枚钱，这样一来，我手里的财富直接翻倍。

用现在的理念来理解的话，就是后晋政府的中央银行执行了“量化宽松”政策，简单说，就是打开印钞机，疯狂印钞票。

石敬瑭用这笔凭空“印”出来的钱，缴纳契丹的“保护费”，大量采购契丹的商品。对于后晋来说，这是一次“全场半价”大促销。而契丹人还蒙在鼓里。

而当经过一段时间的流通之后，市场会进行自动调节，价格会随之波动，直观的体现就是商品的普遍涨价。商品价格上涨，工资上涨……逐渐地，价格就会无限趋近实际供需关系，比如上述的例子，久而久之，人们的工资会翻倍，而所有的商品也会翻一倍，换句话说，央行的“量化宽松”，印钞票的方法，是自欺欺人，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就像有人会发出这种疑问，为什么国家不打开印钞机，24小时不停地印钱呢？印的越多，老百姓不久越富裕吗？

当然可以呀，津巴布韦、德国都曾这么玩儿过。

石敬瑭表面上是开放了民间的“钱禁”，实际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给契丹人来了一招货币贬值。后晋的货币贬值了，但给契丹人，是按照贬值之前的给，让货币在契丹人手中慢慢蒸发。

如上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会慢慢受到货币超发的冲击。所以，石敬瑭在短短半年后，突然叫停。

钱，还没来得及回流，就被石敬瑭堵在了契丹，烂在了契丹人的手里。货币贬值的红利让后晋人民吃到，而随之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副作用，则让契丹人独吞。

我们也可以看出通过使用汇率剪刀差的威力，真正是杀人于无形，让对方的财富在不知不觉之间蒸发、缩水。

多提一句，当今世界，真正操控汇率的，恰恰是灯塔国。特别是二战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后，灯塔国像个贪婪地吸血鬼，窃取着全球人民的血汗，而该体系崩溃之后，它又通过“石油美元”继续剪全世界的羊毛。到头来还反咬一口，贼喊捉贼，真是无耻至极。

石敬瑭用短短半年，突然宣布解禁，又突然宣布重新禁止，让契丹人根本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契丹人金戈铁马、能骑善射，我承认在军事上可以碾压中原，但在政治，特别是金融方面，他就是个弟弟。

玩儿金融战，中国人是祖宗。

四，星星之火

强地方、弱中央，恒乱之道也。

从李嗣源到石敬瑭，我们常用一个词——“弱势”来形容新登基的皇帝，皇权的微弱主要表现为地方势力的强大，最典型的就是李从厚，“实力派”代表人物李从珂、石敬瑭、范延光、赵德钧蠢蠢欲动，并最终由李从珂率先举起反旗。

石敬瑭上台后，原先的“实力派”范延光、赵德钧父子仍旧对后晋政权产生巨大的威胁，而且李从珂朝廷还孕育出了新兴实力派，成为“新锐派”。

石敬瑭依靠契丹人的扶持，坐上了皇帝宝座，这就给了新旧实力派们做了一个榜样，他们看到了通向成功的捷径，更给了他们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让“叛乱”改头换面，披上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华丽外衣。

多如牛毛的叛乱从石敬瑭登基的那天就开始了，愈演愈烈，直至石敬瑭驾崩。

总之，在石敬瑭时期，该反的都反了，不该反的，也反了。

1，“前男友”搅局

赵德钧是名副其实的“实力派”，他是幽州人，能骑善射，颇有武力，政治嗅觉非常灵敏，滑的像泥鳅。先事刘守文，后事刘守光，李存勖伐燕时主动投降归附，同光三年（925）被李存勖任命为幽州平卢军节度使，从此坐镇幽州。

李嗣源登基后，把女儿嫁给了他的养子赵延寿，借以笼络，“故德钧尤承倚重”。连明宗李嗣源都不敢动他，可见其在幽州根深蒂固，尾大不掉。

在幽州节度任上，赵德钧文治武功，颇有政绩。前文有述，在他的治理之下，幽州地区经济有所发展，军事防御体系得以完善，使得契丹轻易不敢自幽州南下。

我们不敢说赵德钧把幽州打造成了铜墙铁壁，但事实也确实值得称赞。比如契丹借定州王都之乱，自幽州会师南下，结果惨遭失败，几乎全军覆没，主将都被赵德钧生擒，送到洛阳请功领赏。

等到契丹南下帮助石敬瑭的时候，也是从代北地区直接南下，走的时候也是从潞州直接北返，契丹大军始终不敢跨越太行山，进入赵德钧镇守的幽州地面；李从珂集团提议送耶律倍归国的时候，最终也是因惧怕赵德钧，而改议沿太行山脉北上，宁可穿越契丹人的营地，也不愿强闯幽州。

这两个事例就足以说明赵德钧对幽州的经营是多么的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