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不认错，首辅周延儒也不会出声提醒。

没看见陛下正在暴怒，这个时候进谏言，那是往气头上撞，得不偿失。

新科状元陈于泰却是不懂官场的许多道理，他急忙说道：

“陛下，这些叛军是兵分两路，王恭厂再次爆炸，就是他们搞出来目的是引起更大的混乱，调动兵马前往王恭厂救援百姓。”

“如此说来，这些人是早有谋划？”

崇祯借坡下驴，站在厅内走了两步。

“陛下，这伙叛军为了几十两银子，就来攻打皇城的！”

“你说什么？”

崇祯眉头一皱，发现这次叛乱，竟然还另有隐情。

状元陈于泰当即就把从张光灿那里听来的消息，全盘托出。

堂堂大明官军，为了几十两银子，就要来攻打皇城？

行此大逆不道之事？

“荒唐！全都借口！”

崇祯气得直甩衣袖。

大明军费开支巨大，他去年十二月第一次增加辽饷，就是为了给麾下将士发饷钱。

结果这才过去几个月的时间，有股叛军竟然来杀进皇城来闹饷？

还是为了几十两的饷钱。

此话说出来，有谁肯相信？

新科状元陈于泰当即抬起头：

“陛下，臣所言全都真的，并无半句虚言，臣也觉得不可思议。”

“你给朕闭嘴！”

崇祯忍不住伸出脚踹在陈于泰的肩膀上。

这种结论，是他接受不了的！

岂不是说他增派辽饷是错误的政策？

尤其是对于这个新科状元，崇祯是抱着极大的期望，结果现在叛军说什么就是什么！

有没有一丁点自己思考的脑子？

可是崇祯却是忘了，皇太极也用了两个太监偷听，就加重了崇祯对袁崇焕的疑心，把他下了大狱！

今年大比之所以延迟，是因为崇祯不满意自他执政以来朝臣的表现。

朝廷以科举取士，重用科甲人才，是明代的祖制。

中央和地方的各种要职差不多被清一色的进士占据着，就连手握重兵的各处总督也是清一色的进士出身。

崇祯帝自己执政的这几年间却深深感到，那些堪称八股文能手的进士们、翰林们，在处理实际军政要务的时候大多是些昏昏聩聩之辈。

他很想在自己亲手考选的进士中挑出一批干练的人才，策问便是他亲自出的。

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一次考试，皇帝亲自出题，亲自监考，亲自阅卷评定名次，因此进士们都得意地自称是天子门生。

大明后期的皇帝们大多对朝政毫无兴趣，因而所谓主考只是名义上的。

有的皇帝仪式性地在考场上露一下面，有的则根本不出席，全部事宜都交给内阁大臣去处理。

只有事必躬亲的崇祯帝才每次殿试必到，而且每次都认真地直接过问考试的各个环节。

殿试时间较短，通常只考策论一道，就是根据皇帝提出的“策问”回答自己对于一些治国大政的意见。

这相当于试题的“策问”通常也是由内阁拟出两三种再由皇帝挑选。

大多空泛无实，贡士们也是以空对空，写上些歌功颂德的话交卷。

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全体参加殿试的贡士都能得到一个“进士及第”、“进士出身”或是“同进士出身”。

因为有这样的传统，这一次参加殿试的贡士们早就通过各种关系从内阁里套出了原拟的两道“策问”。

事先写好了两篇洋洋洒洒的空洞文章，准备在殿试的时候誊写一遍就交差过关。

谁知道，崇祯帝这一次对内阁所拟的两道“策问”都不满意，提前一天自己重新写了策问，抓紧印刷。

总归为五个方面。

首先他对于整个官僚集团的极度不满。

在崇祯看来，官僚们在整体上已经腐败之极，士风败坏，庸碌无能，对此非彻底整治不可。

但用什么办法才能重振士风，使得官僚们勤廉兼备，德才并茂，他自己心中却毫无成算。

除了端正士风之外，“策问”中提出的问题还包括抵御外患、消弭内乱、治理财政和破格用人。

对于每个方面的问题，崇祯都正面表述了自己的看法。

然后指出问题的核心所在，要贡士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于外患，他认为建州女真本来只是属夷，地域狭窄，人口稀少。

但一旦对本朝发起进攻，竟然势不可当，实在不可思议。

对内乱，他以为流贼与天灾互为因果，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关于财政崇祯讲得比较具体，说是流寇蔓延，兵事孔急，国库空虚，粮饷不继。

进言的人却不考虑国家大局，总是要求减免税收。

百姓是国家之本，朝廷怎么会不怜恤呢？

但又要恤民，又要养兵，两全之策却不知是什么？

没有人给出答桉。

最后他特别提到：唐、宋时代文职武职本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区别。

国初的时候用人也不一定都是科甲出身，而现在却成了牢不可破的规制，这种压抑人才的陋规非改不可。

贡士们常年潜心于八股文，对这些重大国政当然提不出什么真知灼见。

他们在皇帝眼睁睁的监视下才发现，题目同原来花钱打听到的完全不一样。

一时心烦意乱，文思全无，才硬着头皮各自应付了一篇交卷。

倒是原本是状元的吴伟业没门路，反倒越发不紧张，从容答题，有了良好表现。

偏偏这种亏，许多花了银子的贡士们，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但是陈于泰是什么人，他的钱可没白花，关系也硬。

就算崇祯连夜改问题，首辅周延儒也能知晓，让人做好充足的准备。

明朝特重科举，科举考试又只重八股文，引导大批士子终身读经制艺，头脑中除了程朱理学的一套性情义理的教条之外空空如也。

这就造成明代各级官僚和士人只会空谈天理，极少政治、经济和军事才能。

新科状元陈于泰不曾想皇帝竟然会如此暴怒，但此时他铁骨铮铮，依旧开口道：

“臣所言并无半点假话，加辽饷只会民不聊生，士卒胃口越来越大，陛下理应体恤百姓，不要在增税。”

被叛军打了一个大逼兜子，让他选择闭嘴，不敢讲道理。

但是陈于泰在皇帝面前，他就敢讲道理！

为人臣子，特别是忠臣，就该敢于冒着皇帝的怒火谏言！

陈于泰觉得此时的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越劝谏皇帝，自己的名声越盛，才越能表明自己是大明的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