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这人还真是得陇望蜀。”

虽说兰庭并非没有意识到李济已经授意正妻丁氏向春归示好后，还巴巴地又遣了个妾室来试探这等不合时宜的行为，但他对于别家的内庭私晦一贯就没有猎奇的心思，听完春归的讲述未对申氏任何评价，只蹙着眉头表达了对李济的抵触。

“自从胡端没能顺利升任汾阳知州一职，李济应当就意识到朝中或生变故，不过父亲赴任后，一度毫无作为又让他怀抱饶幸，直至荣国公受挫且我还揪着施良行受贿之事不放，他便有若惊弓之鸟，要若是他并没有行为中饱私囊的劣行，怎至于一有风吹草动便急于倒戈？”

“迳勿言下之意是，李济也和施良行同流合污？”

“一州长官贪赃敛财，其下属官做到独善其身实在艰难，如今已不是太祖时候严惩贪腐诛连党从的风纪，是以往往只究首恶以及罪重者，如胡端为了奉迎上官枉害无辜的罪行必定不会轻纵，但如李济一样只是受赃则往往小惩大戒，但李济的念头，摆明就是连小惩都不接受，还想靠着见风使舵搏得更大利益。”

知错非但不悔改，还铁了心的要一错再错，有这样的官员在百姓怎能安幸，可让人无奈的是虽然太祖之治时就严惩贪赃枉法的官员，甚至下令对贪官处以剥皮填草的酷刑，但莫说后代的国君，即使在太宗帝本朝，贪腐现象竟然也是屡禁不绝。

“那迳勿打算如何对待李同知？”

兰庭又再考虑了一下：“虽说不能立时肃清官制，可我若助长此类风气，便是有违祖父临终教嘱。如施良行以摊派粮长之名逼取王久贵等富户的贿赂，且还有各类巧立名目征收杂役的罪行，李济这样的属官必定也是从中分取利益，他若不愿自悔反举，又有什么资格仅仅只得小惩大戒？我不会答应他任何利益，倘若他为此隐罪不供，那就且等着一齐与施良行、胡端之流被弹劾究罪吧。”

对于兰庭如此强硬的态度，春归并没有任何劝谏的意思，她虽对丁娘子的境遇心怀同情，但一码归一码，总不能为了出于私人原因的同情就助长贪赃枉法的风气，故而春归半点为李济求情的心意都不存，且还盘算着是不是应当通过莫问小道的嘴巴，给予那贪得无厌的人一点警告。

不知不觉间风雨已停，春归自己去点了灯，让屋子里些微的有丝亮光，但她和兰庭的谈兴显然都还健旺，所以两人依然还是斜靠在炕上说话，春归问到了白昼时让她和尹小妹都困惑不解的问题：“真不明白焦满势为何急病身故家中男丁只有一个未及冠的独子，却仍然要让年纪小小的焦小郎担任粮长，反而他担着逃亡不知所踪的罪名，家人就能把粮长之责推脱出去？”

“辉辉对粮长之制了解多少？”兰庭不答反问。

“我知道粮长之制乃太祖时制定，原本是由富户大族担当，不过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户抵触担当粮长，甚至视为倾家荡产的劫祸故而想方设法推脱。”但这些传言的真伪春归就不甚了然了，她家是乡绅门第，从未担心过被摊派粮长。

“辉辉说得不错，粮长之制确然是太祖执政时制定的国策，具体而言是将州县分为若干粮区，每区摊派一位粮长，起初粮长甚至还是世袭制，父死子替。粮长不仅要负责征收夏、秋两季赋役，还要负责运送赋役入京，太祖是贫苦出身，建业前深受贪官赃吏迫害，不仅亲眼目睹，甚至亲身经历了贪官逼得穷苦百姓家破人亡，这才逼得暴乱四起，使前朝帝治土崩瓦解。故而太祖痛恨贪官，严防赃吏迫害平民。粮长起初不由各地官员选派，而由朝廷直接任命，不能是官绅户，且一定是富家庄主，太祖认为以民治民就能减少横征赋税的风险，且太祖还会亲自召见各大粮长，向他们询问各地的民情，了解官员是否有贪腐压榨的罪行。”

兰庭很有耐性向春归解释详尽粮长制的由来和目的：“故而各地粮长虽说会承担一定的责任，并且要出钱出力将赋税送往京城，但能获君帝亲自召见的殊荣，且也会被地方官员忌惮敬畏，这样就能在籍居拥有相当的威望，甚至还有不少因为检举贪腐立功，被太祖直接任命为官员。所在太祖执政的时期，粮长可谓炙手可热，富家大户竞相争取。”

说到这里兰庭的神色就变得严肃起来：“不过到了后代君帝，几乎无人做到能如太祖一般事必躬亲，也因为并没有遭受贪官污吏的迫害，逐渐不再重视民情，粮长得不到召见，没有了殊荣和特权，付出和收益严重失衡，故而从竞相争取演变为推脱不及，世袭制再也进行不下去，需得一年两次摊派，再不可能由朝廷选任，故而将此职责下放至地方，州县官员就掌握了摊派粮长的职权。”

春归听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可焦满势虽说并非贫苦，也只是拥有不足百亩良田的人家，辛苦经营，也就只能保得一家人丰衣足食，他怎么能被摊派上粮长之职？”

“我若非是因父亲放了外任，也一无所知粮长的选派竟然成了这副光景！”兰庭眉心紧蹙：“就汾阳一地而言，不乏富户庄主，但这些大富人家为了推脱粮长，往往是攀附豪贵权门，采取投献飞田等等手段免除责役，对于这类人家，施良行在任时也不敢逼派，所以他瞄中了像王久贵一类的商贾，他们虽说富裕却无实权撑腰，只能选择行贿州官的方式摆脱役使，施良行等靠此中饱私囊，到头来粮长正役就只能摊派给焦满势一类门户，他们既无人脉背景，又无这多闲钱年年重贿官员，唯有竭尽所能完成粮长职责，损失积财家业，但一任粮长后，多数也能保取数载安宁。”

说到这里或许是因为心听义愤，兰庭觉得口中躁涩，他自己起身斟了一盏茶水润喉，方坐回炕沿：“论来粮长早就不取父死子替的制度，未完役时病故，官衙理应再重新摊派，但民众已经将粮长之役视为劫祸，避之唯恐不及，地方官员们靠此牟利的同时，又必须保证粮赋及时征收的政绩，其实也不愿另择他人再废一番波折，更不说底下还有赃吏，他们地位卑贱不可能获取富户的贿赂，与流内官员分一杯羹，只能瞄准出现变入的粮长家庭，就算能够暂时推脱此年役使，也不得不用多半家财贿赂吏役，且还不能保证来年会不会再次被摊派役使，所以多数人家纵管是担任粮长的家长病故，也不得不仍然完成此年的征运职责，如此竟在汾阳成为了惯例。”

“可要是逃亡……”

“逃亡就不同了，像施良行这类官员，他们当然清楚如此摊派的弊端，心中也未必不存忌备，多数不敢让朝廷得知。但倘若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怎么会无端端选择逃亡？施良行不敢以逃亡上报，这会影响他的政绩，所以并不敢逼迫太紧，往往会留逃亡人家的亲眷一线生机，这就是为何焦满势病故后，他的家人会谎报逃亡的原因。”

这下春归完全明白过来：“可惜的是焦家人的计划居然碰巧被胡端拆穿，威胁他们佐证焦满势是和蒋娘子通奸杀人才畏罪逃亡，纵管如此，那些吏役也没有放过焦家，照样以此为把柄讹诈了二十亩良田和十亩桑地。”

明白归明白过来，但春归仍然觉得荒谬：“如焦满势这样的百姓，从不贪取旁门左道是靠勤俭持家，莫名其妙就遭受倾家荡产的恶劫，若非因此忧急，兴许并不会引发心疾不治而亡，可恨的是就算病故，仍然难逃损失辛苦积累的家业，要不是逼于无奈，焦家娘子和焦小郎又怎么会瞒报死讯，连正大光明为亲人服丧扶柩都不能！”

在她看来，太祖当年是真的为了民生打算才制定粮长制，但现在显然事与愿违，粮长制反而成为一道枷锁让平民百姓胆颤心惊，弊端既这样清晰，为何不干脆废除？

本朝以前，征运粮赋的人力物力可都由朝廷承担，并不会转移给治下民户。

春归心念及此，就畅抒己见，但兰庭这回却是连连摇头：“太祖已经开了先端将摊派粮长定为国策，历代君王以及朝廷阁臣也都习惯了把征运之务转移给民户，如今提议废除，让朝廷承担这样重一笔损耗，不可能被采纳，除非……又另外的办法弥补损耗，使国库的亏折控制在皇上和阁臣都能接受的范围。”

但说来容易，计划可行之良策自然是殊为艰难，圣贤书里没有教授这些实用之法，别说像兰庭这样虽然经过寒窗苦读，但尚无机会游历各地详察民情的学子根本不可能制定出良策，就连多少入仕已久的官员，恐怕也难以想出如何两全其美的改善弊政。

“只是继续放任官员利用此弊政逼榨百姓肯定后患无穷！”兰庭叹息道：“我们在京城，看到的都是花团锦簇、盛世太平，怎知纵然是当今皇上确有海宴河清之志，实则多少百姓仍然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不知则矣，若知而不顾……”他竟起身便往外走：“辉辉今晚先安置吧，我在汾阳逗留的时间不会太多了，我得先寻尹仁兄好好商议此事。”

春归动了动嘴唇本来是想劝阻兰庭，因为担心他过于疲累，但话到嘴边却咽下了。

而早前时因为丁娘子的境遇产生那些女子终究难得恣意的苦闷，这时也几乎烟消云散。

人生在世，各有担当，如焦满势、吴大贵这样的人户虽说比起世族高门来生活得更加恣意，似乎让人羡慕，但谁想到转眼就家破人亡，且是根本难以避免的劫难。相比之下，她这点子苦闷又算什么呢？如若像她这样的幸运，尚且不能乐观豁达而无病呻吟，这才是贪心不足。

又如兰庭，连春归现下都能看出其实他更加向往的恐怕是清静无为的生活，志向或许并不在朝堂仕途，但不也因为肩上的担当而有所舍弃吗？

春归忽然觉得自己应当更加重视那劳什子玉阳真君的话，如果当真能够挽救生灵涂炭……

她似乎应当竭力一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