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儿未完，一事儿又起，话说，李保立的山河工程公司在省城中标了一个大项目，名为“楠文山旅游开发区。”

要在靠近楠文山那一片景区处修建上千套别墅及高层，并修筑一系列的公共设施和公共建筑。

资金来源为分为两部分，别墅及高层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所有公共设施、公共建筑、道路硬化等全部为政府资金配套。

那块地环境优美，树木葱郁，还有大片湿地，围绕着湿地，稀疏的住着上百来户人家，因为项目是省城的重点项目，所以，所有的论证不过是走了走过场，项目能不能上，不是由论证决定，而是由命令决定。

为不耽误项目工期，省政府的主要领导要求各批复单位尽快出具批复文件，不能卡项目，否则以不作为进行处理，李保立也领到了死命令，三年内必须完工，是政治任务。

为按期完工，李保立将自己在省城的几家酒店全部押在银行，贷款一个亿作为前期投资，并调动了省城能调动的所有力量，将人员分成几组，有处理湿地地基的施工人员，有协调解决搬迁户的管理人员，有对接政府部门的行政人员等等。

按照政府补贴标准，凡是住在湿地周边的居民，将来会为每家每户提供一套住宅，按照现有住宅面积的一比一进行兑换，由村长带着人，将住户自有住宅全部进行了丈量。

按理来说，在工程未交付前，应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周转住房或是补贴资金，但是补贴资金发下去以后，村民却迟迟不愿意搬迁。

原因是补贴的资金不够一家老小在外面一年的租房费用，还有住户是因为自家建房面积不足，住的人口却比较多，很多临时搭的棚子面积并未算到一比一的住房分配当中，老百姓心存不满，还有老百姓不愿住高层，一比一的楼房不如自建房住的方便，还有宽敞的院子可以种瓜果蔬菜，住进楼房就需要自己买菜了，成本会增多。

总之，众口难调，老百姓不搬迁，工程也推进不下去。

群众见闹了几波事情，仍无人理会他们的诉求，干脆死磕到底，就是不搬，村口有村民轮流值班，铲土机只能铲掉路边的花花草草。

气的李保立咬牙切齿，不仅断了村民的用电，还切断了水源，村民只好点起蜡烛，将原来封起来的井水打开，挨家挨户挑水喝。

为了解决掉村民的两处水源，李保立又叫人偷偷在井里下了泻药，喝过水的人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拉肚子，后来，人们只好派人出去，从周边拉水喝。

话说，图纸中的别墅区，有上百套是为一些主要领导专门量身定做的，其余的则会以高昂的价格卖向市场，以回收成本。

别墅区不仅环境优美，而且视野良好，为了让别墅区的人住着不受影响，与高层之间拉开很大一块距离，中间用公共设施隔断，利用现有的湿地做成了景观，毕竟，人要分出三六九等来才能显得部分人是比较尊贵的。

湿地中有一种感染性极强的草，工人们在排水打桩过程中，因为防护没做到位，也是事先没有论证的原因，受到了严重的感染，有一名工人未送至医院便红胀而死。

病毒也随之传染到了周边村民，本来村民们已然因为前面水源的问题，身体变得虚弱，如今又传染了病，更容易死亡。

有了病，周边的村庄也不愿让他们到本村取水，只好饮用原井水，条件好的人家，及时跑了出去，条件不好的，只能家中苟延残喘。

死了人的直接拉去焚烧，毕竟是传染病死的，为的是防止传给其他人。

由于未及时防控，以至传染到了楠文山之外的区域。

一时间，省城名声大噪。

为了防止引起恐慌，冯保亭亲主持会议，要求区域政府引导好主流媒体，同时强调各大媒体不得随意发报，凡是成稿作品，必须经宣传部看过，同意后方可出版。

主流媒体的控制，直接控制了对外的所有不良信息，凡是有部分记者想报道的，都被压制了下来。

随后，便是不计其数的死亡，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看不到任何希望，有闹事儿的被镇压下来，信访的大门紧闭，所有出入通道均被掐断，群众有苦难言。

政府虽有救济粮和药品发放，但不良商家为从中牟利，竟然将药品包装换下，每盒药品分作四盒药品来制作，其余不足药品便用自家生产的药品顶上。

政府每发放一盒药品，经商家手后，变成了只有四分之一的药品，从中牟利，并将政府发放的新鲜蔬菜食物全部替换为仓库中的过期食品进行发放。

有部分良心记者写的稿子言辞犀利，提到商家发现了新商机，以此抱团，赚取更高利益，真实准确，夹带到报刊中偷偷发表，却被叫去谈话，甚至有记者被车辆无辜撞死。

无论是北京还是林阳这样的城市，收到的报纸都是正面新闻，都是病毒感染已经得到了控制。

由于病体极其严重，专家将其定义为“红症”，得这种病的人，皮肤发红肿胀，伴有瘙痒，传染风险极大。

如果吃药能控制住，皮肤会逐渐转为原人体肤色，如果吃药一周仍控制不住，便要及时住院治疗。

鉴于是传染病，住院所有物品由政府免费提供，从商家那里采买，用过一次便要全部焚毁，李保立也看到了商机，立马注册公司，生产被褥和一次性床单被套，在他看来，只要和政府官员关系好，给足他们抽成，就可随时随地的成立公司，拿到项目。

另外一边却和制药的商家沆瀣一气，非法将政府的一盒药品拆散为四盒，从中牟取暴利。

提供餐饮的商家，也从市场上购买大量过期食品，冷冻肉等为原料进行供应。

生活在省城里的人用阴霾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谁也不知道明天的太阳长相如何。

在当时人民心中，这座城市连空气也是脏的，一座城市病了，必然是这座城市的人病了，它和执政者不能直面问题，敢于担当密切相关。

再也没有那个如田万鹏一般的人，站在一线指挥，同群众们同吃同住的领导了，所有人都在家中避难，不愿外出。

只有医护人员和公安行走在大街小巷里，每天查看谁家死了人，以便及时拉出去焚烧，如果人没死，便丢进一包药，很多人不明白是药里有毒还是盒子有毒，莫名其妙在家中多日，也感染了“红症”。

拉的拉，死的死，整整持续了三个月，医护人员也有很多感染死了，城市里不见一点烟火气，更不会有人去查处不良商家。

活着的人家也挂起了毛主席的相框，在家中祭拜，希望这座城市能够得到真龙的护佑。

在老百姓眼中，毛主席是真龙，是所有人民的大救星，他们多么希望大救星能救一次他们，谁也不知道，每天几车几车拉走的是死人还是活人。

总之，整个城市每天都在拉人，但“红症”的人却一点也没有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