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从《史记》中选入中学课本的其它几篇人物传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鸿门宴》、《信陵君窃符求赵》、《毛遂自荐》、《陈涉世家》）相比，本文的特色是：

选材上，《屈原列传》不具备曲折、生动、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根据文献记载，粗线条地勾勒人物的生平事迹；

写法上，记叙和议论相结合。全文四个部分都有“传”有“评”，因“传”而“评”，以“评”点“传”。议论方式各不相同，第一部分为评介式，第二部分为结语式，第三部分为陈述式，第四部分为比照式。

语言上，本文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叙中有情、倾向鲜明；议中有情、直抒胸臆。作者运用对偶、对比、排比、反复、比喻等修辞手法，增强了语言表达效果。

司马迁推崇屈原有两个方面：推崇他正确的政治主张和伟大的人格；推崇他在语言艺术上的高深造诣。

司马迁认为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是正确的。屈原是楚国的贵族。当时，秦国兵力最强。但是楚国和齐国从亲，是可以抵抗强秦的，因为楚国疆土最大，齐国财力最富，而且楚、齐从亲，其他山东之国也会跟楚齐一道合纵来共同对付秦国。如果楚王能始终用屈原的外交主张，并且修明内政，那当时的天下还不知鹿死谁手。本传用了很大的篇幅叙述楚国和齐、秦的关系，从历史的教训来证明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的正确。当楚怀王重用屈原任为左徒的时候，齐、楚从亲，秦国不敢侵犯。等到楚怀王听信了上官大夫的毁谤而疏远了屈原之后，秦国就令张仪来离间齐楚的关系，破坏两国的联盟，以便各个击破。张仪骗楚王说，楚国如能和齐国绝交，秦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图便宜，便当真和齐国绝交。张仪又说是献地六里，不是六百里。楚怀王大怒，就兴兵伐秦。楚国没有了齐国的援助，弄得损兵折将，丧权失地。这才又命屈原出使于齐，和齐国恢复邦交。秦国又说把汉中地还给楚国来讲和。楚怀王因为恨透了张仪，说不愿得地，愿得张仪才甘心。张仪居然来到楚国，收买了楚王的宠臣靳尚和宠姬郑袖，竟又安然返国。

等到屈原从齐国回来，问楚王为什么不杀张仪，他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这样，又上了秦国的当。其后，诸侯兵击楚，楚又大败。其后，秦又骗楚怀王到秦国去，屈原劝他不要去，可是他听了他的幼子子兰的话到秦国去了。果然一到秦国，秦国就不放他回去，要挟他割让土地，终至客死于秦。他的儿子顷襄王忘却血海深仇，反而向秦屈膝，重用亲秦派子兰等人，放逐屈原。后来楚竟为秦所灭。

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楚国亲齐，秦国就不敢侵犯；亲秦，就吃秦国的大亏。司马迁对屈原的政治才能是异常推崇的。本传说屈原的《离骚》是“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他还慨叹说：“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可见司马迁认为屈原所理想的政治就是唐虞三代那样的政治，认为屈原主张举贤授能。从屈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这种政治倾向是强烈的。

《离骚》里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屈原反复地论述历代兴亡，认为亡是由于残害忠良，而兴是由于举贤授能。他主张要替人民打算，要选贤与能，这是有民主思想的因素的。因此，司马迁说他能够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是正确的。司马迁不仅赞成他的贤能政治的主张，并且认为屈原就是贤能兼备的人。他说：“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

然而司马迁对屈原的推崇，最主要的还在于屈原的高尚人格和斗争精神。因为楚怀王昏庸贪婪，对外则亲齐亲秦摇摆不定，对内则宠任奸佞，听信谗言。屈原虽系贵族，并非近亲；虽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并没得到长久的重用。《离骚》里说：“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悟。”正深刻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楚国政治情况。屈原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挽救楚国的危亡，坚决地起来斗争。他愤怒地控诉了贵族当权派的无耻：“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固时俗之工巧兮，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他痛斥他们弄得黑白不分，是非颠倒。《怀沙》里说：“玄文幽处兮，蒙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而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兮，鸡雉翔舞。”他指斥他们将要把国家弄到濒于危亡的地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因此，他宣称他决不妥协：“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原修德立行，忠心耿耿，原想导君于尧舜之治，可是怀王竟然不识，反而信谗疏远：“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楚国弄到濒于危亡，怀王是应该负责任的，屈原对他也是不能无怨的。他说：“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司马迁对屈原的为坚持理想而斗争的精神是歌颂的，对屈原的心情是深刻了解的。他叙述屈原作《离骚》的原因是这样的：“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离骚》“自怨生”。说“疾”，说“怨”，可见司马迁认为《离骚》之作正体现了屈原的斗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