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的施政与教化

做人需要做人的原则和技巧，为官也是一样，为官也须有为官的原则与技巧，以求全事保身。为官须做到公正廉洁，须爱护民众，这是前面已经阐述了的洪应明所论及的为官原则。此外，“畏小民”与“畏大人”，也是洪应明所论及的另一条为官原则。国人有传统的敬畏之心。如《论语》中就记载有孔子之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不同人或因有敬畏之心，或因无知故无畏，从而在境界中造成本质上的差异。

而在洪应明看来，为官者对于“小民”般的百姓民众，也应该怀着一种敬畏，有了这种敬畏，就不会招来豪强蛮横的骂名;为官者对于“大人”今天所说的“上级”，应该怀着一种敬畏之情，有了这种敬畏，就不会产生放任恣欲的意识。

这是一一种十分清醒的意识，对此，可举例来说明。

唐太宗与魏征是一对千古名君名臣，不少人知道魏征敢于触犯龙颜，敢于不顾一-切地极言直谏。但是，魏征并不鲁莽，他有他的准则。魏征向唐太宗说自己可以做个良臣，却不能做个忠臣。唐太宗不解，魏征就说出了以下一番道理:所谓的“良臣”，流传千古，能辅助君王得到美誉，同时，他的家族也能兴旺自己的名字或许不易，子子孙孙可以繁衍。所谓的“忠臣”，碰上--个无道的君王，则有随时被诛杀的可能，在国破家亡之后，就只能留下一句“曾有一位忠臣”之类的美誉。可见“忠臣”和“良臣”差别之大。

这番既在理，又包含着称誉唐太宗之意的一席话，说得唐太宗连连点头，也表达了魏征的敬畏。因此，魏征的直谏，并非胡意乱来，他讲究委婉在理的技巧，以求取得最佳效应。这-点，唐太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曾对别人说:“人们都说魏征举动疏慢，我却见到他的妩媚。”(即《龙文鞭影》所说的“魏征妩媚”)由此，可见居官者“畏大人”的必要。

还是再以魏征向唐太宗的劝谏之言，说明“畏小民”的必要。魏征多次劝唐太宗要切实地以隋朝亡国作为治国之鉴。为此，他将君王比喻为舟，将民众比喻为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强调君王要爱护民众，要轻徭薄赋，使民众真正得到休养生息，唯有如此，才可能有国家的长治久安。身为一国之君，要做到“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否则，用强取豪夺的手段把民众推到死亡的边缘，最终只会促令民众揭竿而起，加快整个王朝的倾覆，也会招致千古骂名，遭历史唾弃。

唐太宗很是虚心接受关于君王要敬畏民众的谏言，并落实在励精图治的施政措施中，从而开出了“贞观之治”的一代盛世。历史上，必须敬畏民众的原因，根植于民本思想。正如西汉初期的思想家贾谊所言:“夫民者，万世之本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敌’)也。”一一民众是最大的族类，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以，民众是千秋万代延续的根本，民为重，君为轻，民众也就是一切为君为臣者所不能也不敢不敬畏的对象。

这些思想在思考与表述的全面性与科学性方面，虽然不足以跟今天现代民主社会所信奉的民本理论相比拟，但其中的合理认识，确实包含着真理。为官的根本在于坚持原则，廉与公、爱民及畏大人畏小民，就是这些原则的一部分。原则必须不折不扣地坚持，否则，就会玷污了自己的一生人品，毁坏了民众的事业，传统文化用了一个字:“方”，以形象地比喻这种必须坚持的方方正正的原则性。

洪应明尤其强调:为人为官者在“治世”，也就是安定而又有序的时代，应坚持原则性(所谓“处治世宜方”)，否则，谁缺乏了这种原则性，缺乏真切诚恳的心思，谁也就无异于乞丐，所作所为皆是虚浮。

在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洪应明还强调“圆”，也就是随机应变的灵活性。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谁为人处世倘如像个木头人，缺少应有的委婉、灵活、变通、机智和情趣，那他就易处处碰壁。从古今纵横来看，那些能建奇功、成伟业的成功者，多是虚心婉转、善于灵活变通之人;而那些因把握不住机会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者，定是愚顽固执之人。

对此可以举无数的例子，但篇幅却不允许，于是，此处仅仅提楚汉相争的双方统帅一项羽与刘邦。

刘邦可谓虚心而又善于变通之士，他的磨下，能拥有诸如韩信、张良、萧何等一批当时的良将贤相，并直接依靠他们及他们所统率的千军万马，以人和再加把握天时地利，虽屡经挫折，历经磨难，终踏上坦途，然后--统天下。再观项羽，却一味只会逞匹夫之勇，表妇人之仁，不听良言，一意孤行，冥顽不灵，麾下的忠臣不被重用，就是仅有的一个忠心耿耿而又谋略出众的范增，最终也免不了被气走气死，终使曾经实力雄厚、横扫天下的楚军，变成了一样草木皆兵的乌合之众，项羽本人最后也只能落个霸王别姬、自刎乌江边的结局。

就在项羽临终前，他还固执地拒绝了最后一一个机会:不肯渡江到江东，不再图东山再起。显然，在大败后再求翻身的方面，项羽远远不及卧薪尝胆的勾践。项羽所争的，仅是一-时之胜负、一气之长短而已。正因为在应世处事上缺少“圆”，项羽虽是一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他也不能成为扭转乾坤的代枭雄。历史上，刘邦与项羽同生活在秦朝末期的乱世中，只是两人的性格有不同，处世应事的方法有圆与方、灵活与固执的差异，经过反复的较量，高下立见，成败即现，命运也就大异其趣。另外，洪应明还论及一一点:若一个人生活在叔季之世一末世(在古代以“伯仲叔季”做兄弟长少顺序的称谓中，以“伯”为大、为始，以“季”为小、为末)，也就是生活在朝代的末期，即由治世转向乱世的时期，那他就应方圆并用、原则与灵活并举，做到该坚持原则则坚持原则，该机智灵活则机智灵活。

关于处世的方与圆，柳宗元还这样讲:人应“方其中，圆其外。”一为人须在内心保持方正刚直，待人接物时则须灵活圆通。可见方与圆、原则性与灵活性两者之间，有着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显然，有圆无方的圆滑乖巧，或有方无圆的固执死板，都不是成功者所取之道。

那么，为官者的灵活性，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在洪应明看来为官者在补救时弊、应对变故时，不妨随事势的发展趋向，注意采取适宜的方法，注意运用变通的措施，因其势而利导之。比如，在惩治贪婪者时，不是单纯就讲一通廉洁的道理，而是有意激化他们的贪欲，欲擒故纵，使他们为此而付出得不偿失的代价，这样，就会使已利欲重心的他们，学会看淡利欲。再如，在调解矛盾争斗时，不一定就是劝解争斗的双方降气，而是为争斗的双方助威，把矛盾推行到极致，让包括争斗双方在内的众人，都看到其中的荒谬处，那么，就可以真正地平息双方争斗者的怒气。

下面这个故事，能很好地说明相关的道理。

清朝同治年间，浙江鄞县县令段广清在一次出巡的路途中，看到了-一群人在围观一个农民与一米店老板吵架，他即停步询问原因。

原来，这个农民在进城时，不慎踩死了米店老板所养的一只小鸡。于是，米店老板揪住了这位农民，以这个小鸡是特别的品种，只需再养数月，就可长至九斤重，按一斤鸡肉值-百文钱的市价来计算，坚持要农民赔偿九百文钱才行。

但农民身上仅带了约三百文钱。于是，双方-语不合，当街争吵了起来。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身为父母官的段广清平静地对农民说:“你走路不小心，踩死了别人的小鸡，理应赔偿。他要求九百文钱的赔偿费，并不过分。你现在所带的钱不够，你可以将你穿的衣服马上拿去典当，如果还不够的话，我替你补足。”农民无奈，只得将衣服典当了，得了三百文钱，再加上段广清补足的部分，米店老板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这九百文钱的赔偿费。此情此景，农民及旁观者多心中不平，心中都很愤怒。

正当米店老板拿钱欲离去之时，他被段广清叫住了:“你的小鸡虽再养数月，就可重达九斤，但它死时，实不足九斤。人人皆知，养肥一斤鸡需一斗米。现在，你的鸡死了，可省下九斗米，既然你获得了别人的赔偿，看来，你也应将这省下的九斗米还给别人才合理嘛。”

闻此，米店老板不敢抗命，只能乖乖地向农民交出九斗米。此时，这位农民与旁观者，才恍然大悟，意识到段广清巧惩贪婪狡猾的米店老板的良苦用心。因为当时买一斗米的钱，就可买五至六斤鸡。这样，双方的争执就平息了。贪婪的米店老板，这回是赔了鸡又赔了米，似得实失，还招来了邻人的冷嘲热讽，日后再利欲熏心时，也就不能不有所顾忌了。

段广清不愧为一个善于为民解忧的清官。他能做到不以忧国为民之言作为哗众取宠的招牌、自卖自夸的广告，而是平平实实地做来，这不仅反映了他淳朴厚重的一面，也反映出了他老练稳重的一面:不自语自夸我有爱国忧民之心，从而不给别有用心者滋生出种种毁谤的口实。这也正是洪应明所欣赏的那类做法。

从前有位老翁，有一-女一-婿。在他的发妻死后，他又续弦，后妻生了一个幼子。

老翁预立下遗嘱，说明了遗产的分配方法。遗嘱上的几句话，没有一个标点符号。

老翁死后，大家把遗嘱启封，女婿看了，就想把遗产全部取去。因为按照他的点读法，遗嘱是这样写的:“七十老翁产一子，人日:‘非是也。’家业尽付与女婿，外人不得干预。”

老翁的后妻不服，认为遗嘱写的，应该是说把遗产交给她的儿子，所以，就告到官府去。

经过县官判决:遗产应该交给老翁与后妻所生的幼子。